《武功苏氏宗谱考》后记
苏振武
《武功苏氏宗谱考》(以下简称《宗谱考》)终于搁笔了，我在身心疲敝的同时，亦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也有不少未尽之言。
一、
二、
回想《宗谱考》的成书过程，我有五个方面的深刻体会或未尽之言。
1.一部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的书籍，绝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在基于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反复思考、甄别、补充和修订，对一部宗谱考证类书籍而言，尤为如此。
在《宗谱考》的研究编写过程中，我反复查阅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史》《周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明史》等史料中与苏姓人物有关的传、纪、表、志，还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两部书与各自的《四校记》，以及《世本》等，涉及的正史资料何止百种?以此为依据，参照了大量州(府)志、县志等方志和墓志铭(圹)，参照了相关比较客观的族谱，最终完成了初稿。初稿形成之后，我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对书稿先后进行了十余次修订，每一次都会根据新查到的史料，作出新的增补或疏证;还请国内几位学者对其中的多数分支进行了审核和增补、修改;也请出版社的编辑进行审核，提出修改意见;亦征求了部分对这方面熟悉的宗亲的意见。其目的，就是要尽可能体现《宗谱考》所涉及的主要历史人物的客观性和历史性，如武功苏氏直系中的苏建、苏武、苏竟、苏章、苏则、苏蕙、苏亮、苏湛、苏绰、苏椿、苏威、苏世长、苏良嗣、苏勖、苏瓖、苏颋、苏震、苏鹗、苏检、苏晓、苏昞等，分支中赵郡苏氏的苏味道，武邑苏氏的苏克忠、苏定方、苏安恒，襄阳苏氏的苏权，武哥苏氏的苏琼，河南-蒲城苏氏的苏孝慈、苏沙罗、苏瑜，漳州苏氏的苏道、苏溥、苏员、苏明良，眉山苏氏的苏涣、苏洵、苏轼、苏辙、苏迈、苏过、迟、苏适、苏箕、苏刘义，蓝田苏氏的苏珦、苏晋，固始苏氏的苏奕，铜山苏氏的苏易简、苏舜元、苏舜钦，苏澄、苏丑，阜阳苏氏的苏义、苏希栻、苏兆先、苏光濂，芦山苏氏的苏益、苏绅、苏、苏颂等，通过一系列史料，保证历史人物的真实性;通过一系列史料，体现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客观性。谱系中的其他人物，主要是支持考证的连贯性，不采用过多的笔墨。我不敢保证已经搜集到了历史人物的所有史料，事实上每一次修订，都不是史料的穷尽，而是史料的扩充，但起码所使用的资料是正史资料，这就从根
本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宗谱考》的客观真实性。
对其中个别历史人物史料分歧过大者，在现有史料无法定论的前提下，只能采取如实列举史料，有待进一步考证，这也有利于读者依据现有史料进行思考、分析和鉴别。
2.对武功苏氏而言，其早期世系与各个分支的关系，是干和支、源和流的关系，是包容关系，绝非并列关系(该分支形成以后的世系与同期武功苏氏世系是平行发展的)。相应的，各分支与其衍生分支也是这种关系。目前许多苏氏族谱和族群、团体，都在前边加上“武功苏氏”字样，或将其祠堂称为“武功堂”、在族谱前冠以“武功郡”等，就清楚地体现了这种关系，这是不忘祖根的体现。而眉山苏氏楹联“眉山家声远，武功世泽长”“眉山家声，许国文章”，苏洵与苏颂晤面时所说的“偿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铜山苏氏所有墓志铭提到的“武功”“六叶之内四至大丞相”，都体现了这一关系，不忘自己是平陵侯苏建后裔。如果将本支苏氏与早期武功苏氏完全并列，那就很不合适，甚至有数典忘祖之嫌。
3.对于各个分支到底有多少族众，无需刻意统计，更不要攀比，因为都是武功苏氏后裔，同为苏姓，何须如此!如果要分析本支苏氏族众人数，也不能人为地夸大，恣意去嫁接，简单地“圈定”，而要在弄清族系的前提下，进行客观统计和分析。
从武功苏氏各个分支来看，在唐代以前形成的十二个分支中，有些较早的分支如赵郡苏氏、武邑苏氏、武畺苏氏、襄阳苏氏等，由于当时修谱尚未广泛见于民间，或者由于尚未查找到后续资料，因而不好估计其现有延脉。只有眉山苏氏、铜山苏氏、阜阳苏氏、芦山苏氏辉煌于宋代及其以后，因而可知悉的分支与族众较多。客观地讲，在上述四支苏氏中，眉山苏氏立谱于唐代武周宰相苏味道，始于公元648年，早于铜山苏氏180余年，早于阜阳苏氏、芦山苏氏约220年以上。由于眉山苏氏衍生时间长，且分支众多，其族众规模应当是最为可观的。
4.修谱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尊重早年族谱，而不要人为对其更改，甚至混淆视听，在支脉上恣意嫁接。
今天的修谱，对绝大多数族谱而言，无论采用什么提法，其实质都是续修，而不是“再造族谱”，历史上每隔数十年的定期修谱，其实质都是如此。如果是对本支族谱进行整编，也一定要保持前谱的历史原貌，不能随意改动。
须知修谱不是“造谱”，如果用“造”，那就成了“生造”“造假”，这是对先祖的大不敬，也是对所涉及支脉的大不敬，会扰乱当世，误导后世。
也就是说，当代修谱的主要任务，是将祖谱之后的发展情况补充进去，即使是新的分支(个别房系另行立谱)，也只能从分支立谱之时编修，而不是对此前祖谱的更改。
5.武功苏氏各分支修谱中，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那就是要切记:就目前史料来看，最早的苏氏立谱只有武功平陵系苏氏，始祖只能是平陵侯苏建。假若出现了在苏建以前立谱，甚至上溯自轩辕黄帝立谱，那么至少该谱在苏建以前是生造的，如果在本支修谱中予以转抄，也会是以讹传讹。当然，将轩辕黄帝、高阳帝颛顼、昆吾、苏忿生等作为苏氏先祖，那是没有问题的，但绝不是人为地以世系的方式将他们连接起来。
这是因为:
其一，早期文字限制。中国汉字从轩辕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传说开始，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在距今4700多年前，文字开始逐渐形成。在距今3400-2700年的殷周时期，也就是商朝中期和西周初期，被称为文字发展的甲金时代，这是至今最为古老的汉字体系，人们把卜辞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称甲骨文;稍后又把文字刻在以鼎为代表的青铜礼器上，称金文，即钟鼎文。此后到了战国时期，文字才出现了小篆，初成体系;到了秦代形成了隶书，实现了统一;到了汉代形成了楷书，趋于成熟。以此看来，从轩辕黄帝经夏朝再到商朝中期的1300多年里，没有任何成熟的、系统的文字史料传世，根本不存在立谱条件;从商朝中期到西周时期，有了甲骨文和钟鼎文，才逐渐具备了记载世系的条件，仅有的是主要记载帝王和诸侯世系(也有卿大夫)的《世本》，这还是后人追记的，史料极其有限，涉及的苏氏仅有《汉书·艺文志》所载《苏子》三十一篇(战国纵横家苏秦)，然而该书早在东汉晚期就已亡佚。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发现的仅有十六章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不涉及谱系。
其二，谱牒产生与发展史实。客观地讲，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应是谱牒产生的根源。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早期口述口传的世系，可以看作是家谱滥觞，但这与文字家谱不可同日而语，文字家谱的产生是在西周时期，而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制度，《白虎通义》云:“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
人之所尊也。”《礼记·大传》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嗾”本来只是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而进入阶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享有特权，他死了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渗进主从尊卑阶级特权，为宗法政治服务。《周礼·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康成注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主要是属于以周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与诸侯世家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和诸侯的帝王诸侯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从秦王扫六合，旧的贵族“公侯子，失其本系”。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两汉时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刘邦尚官，“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此期，开始为一些世家大族修谱。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正因为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利益驱动而“尚官”“尚姓”“尚诈”。
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特别是宋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沉，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地位。此期，家谱相应的由士族转向平民，由官修转向民修，修谱之风盛行，攀附名人的造假之风亦相应盛行。
其三，从苏氏族谱发展来看，同各个姓氏一样，从黄帝到西周初年是无世系可考的，从轩辕黄帝开始立谱的所谓“完整的”苏氏族谱，是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从西周苏忿生开始到苏国灭亡的400余年间，不排除苏国作为诸侯有世系记载，但没有系统史料存世。此后从战国到秦汉初的400年间，也无任何苏氏族谱存在。只是到了西汉武帝时期的苏建家族才开始立谱，至此才有了苏氏族谱。所以说那种始于轩辕黄帝的苏氏族谱完全“不靠谱”，无异于“假造谱”。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