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111师发动起义

甲子山位于日照和莒县的边界、山莒公路以南，像一个楔子一样伸入滨海区的中部地区。

驻在这个地区的原是东北军第111师，师中有很多共产党员，过去与八路军基本上友好相处，东北军的于学忠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矛盾很深，在历次国共冲突时，于学忠基本保持中立。

蒋介石看出了这个苗头，就将沈鸿烈调离了山东，任命东北军将领牟中珩为新的山东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由此开始倾向于顽固派，积极参与中央系顽军向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进犯。

山东纵队主力在黎玉的指挥下，发起大规模反击，重创东北军，后八路军主动与东北军修好关系，支援他们抗日反“扫荡”。此时，东北军内部发生了明显分化，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1940年9月，东北军第57军军长缪澂流，与日军第21师团订立反共投降密约，该军爱国将领第111师师长常恩多与第333旅旅长万毅，率部发动了“9.22”锄奸运动，控制了第57军军部，发表了抗日锄奸通电。

但是东北军中的顽固势力，在蒋介石支持下，不仅保护缪澂流，而且加紧打击进步势力，同时指挥部队同八路军搞摩擦。

1941年2月17日，第111师331旅旅长、坚持反共立场，并同日伪有联系的孙焕彩等，趁师长常恩多患肺结核病重的时机，扣押了万毅。

留在该师的其他共产党员，有的被迫撤离，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杀害。在孙焕彩等的控制下，第111师重新开始了与八路军的军事摩擦。

3月间，蒋介石给于学忠发了密电，要秘密处决万毅。但于学忠迟迟未予执行。7月间，蒋介石派来监斩万毅的特务，直接到了第57军。

1942年8月，东北军111师起义，是一件十分惊险的事情。

111师师长叫常恩多，为中共秘密党员，儿子就在延安。率领这支东北军部队弃暗投明，是他很久的愿望，甚至曾表示：必要时宁可把这支部队“打碎”，也不让其成为国民党打内战的工具。

从上一年开始，由于病重，常恩多便将师长之职由参谋长陶景奎代行。但是这个陶景奎是国民党铁杆。1942年2月17日，他设计将中共秘密党员、333旅旅长万毅扣留，枪毙其警卫员李福海，逮捕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

1942年8月，常恩多的病已经报“病危”了。全师官兵惶然，陶景奎等人暗自高兴。在这危急时刻，常恩多秘密派人找来于学忠总部的少将主任秘书郭维城：千万不能让第111师落入反动派手中，我现在无法行动了，委托你去救出万毅，然后率第111师通电全国，重申我们东北军在西安事变时的八大主张。

郭维城是与党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西安事变时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与常恩多是老相识，也是挚友。7月中旬，常恩多就秘密委托郭维城策划起义计划。

郭维城来见常恩多时，常师长已不能进食，奄奄一息。郭维城抑制住悲痛，望着常恩多。他已有了一套计划，准备在常病故后出殡的那天埋下伏兵，趁军官前来吊孝之际，把陶景奎等人扣押起来，由常恩多的副官刘唱凯带骑兵连冲进苏鲁战区总部，把万毅从被押处抢出来。

郭维城离开常恩多后，借机来到总部监狱探望万毅。他对万毅说：常师长病危，已无希望，今天上午，他给我写了一纸遗文，把111师领导权交给我。

接着，他把将搭救万毅的办法告诉了万毅。

令郭维城万万没料到且大吃一惊的是，当夜万毅趁看守不备，竟然越墙逃走了。

这一来，当日郭维城面见万毅，立即引起了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的怀疑。

8月3日早饭后，郭维城被于学忠找去，详加盘问。尽管被郭维城巧妙地搪塞过去，但是一旦国民党特务追究起来，他肯定还是脱不掉万毅逃跑的干系。郭维城立即将这一突发情况告诉常恩多。常恩多马上做出了决定：马上举行起义!

郭维城和常恩多的副官刘唱凯立即制定了起义计划。

下午，111师团以上军官都接到师长谈话的通知。5时许，团以上军官陆续来到师部，根据事先安排，副师长刘宗颜、参谋长陶景奎、旅长刘晋武等人一到，就被刘唱凯派兵扣押。常恩多把孙维蒿、孙立基、关靖寰、张绍骞四个团长叫到身边。刘副官报告了解除武装的经过，常恩多欣慰地挥着手说：好好地干吧，不用事事请示我了。

随即，四个团立即行动，包围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学忠总部和日照县的地方政府。然后，郭维城打电话给总司令于学忠：我已随常师长起义，你要下定决心。对你不会有什么危害。

于学忠回答：我的部下走在我的前面，我以人格担保，决不破坏你们。

但是，部队起义后，万毅却一直不知去向。

8月6日开始，部队出现哗变。661团团长孙维蒿首先率部叛逃。张绍骞团长的手下2营也哗变，张绍骞赶过去制止，被一个叛兵用机枪打死。接着，师部工兵营也哗变，进攻师部。在混乱之中，于学忠化装成为一个老农民逃跑了。

8月9日，常恩多病逝，时年47岁。

这时，万毅急急赶过来了。原来，他跑去了中共山东分局，与八路军已取得了联系。受罗荣桓的委派，前来指挥这一支起义部队。但是，他晚了两个小时，没见上常恩多最后一面。

万毅等人赶过来后，111师又稳定下来了。在万毅等人的率领下，全师开赴了八路军滨海根据地。

就这样，作为东北军的111师走向了光明——后来，他们成为了解放军王牌38军的一部分。

这一次111师起义，摧毁了于学忠战区总司令部，是抗战中唯一被摧毁的国民党军战区级的总司令部。

新中国成立后，万毅被授予中将，郭维城被授予少将。

万毅长大后，家里与张作霖身边的红人王永江搭上了关系，在他的帮助下进入奉天省财政厅成了一名公务员。

当时张作霖授意张学良创办了东北陆军教导队，万毅顺利考取教导队步兵科第四期，成了一名奉军中的二等兵，毕业后成为上士，后来担任张学良副官处的少尉副官。

张学良对万毅一直十分器重，曾亲自授予他指挥刀和珍贵的手表，安排他参加了新办的东北讲武堂，结业考试长官正是后来的开国上将吕正操，他的考试成绩在2000名学员中排名第一。

万毅追随张学良“东北易帜”成了一名国民党员，并同张学良一道去了南京任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一路撤退。从东北到了北平，又从北平到了西北。

1935年一次与红军作战，万毅率领一个营突破红军封锁线，救出了被围困的兄弟部队。跟进的国民党中央军想一试身手，却被红军消灭，这让张学良和国民党方面都十分震惊。

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627团被红军歼灭，张学良让仅仅是中校的万毅出任团长，由此他成为了东北军最年轻的团长。万毅很快把部队重建了起来，但是他内心深处坚决反对内战，坚决反对再与红军发生摩擦。

西安事变当晚，张学良对万毅“面谕”：找你来是让你对你部官兵讲清楚，我们扣押蒋委员长是为了争取抗日，不是为了争地盘，也不是为了争权力。

临别之际，张学良告知万毅，他已经被吸纳进“抗日同志会”，这是一个以张学良为核心的秘密政治组织，成员均是东北籍社会名流、将校军官，还有个别中共秘密党员。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万毅也因加入“抗日同志会”受到南京方面的制裁，关进监狱一呆就是十个月，直到抗战爆发，需要用人之际才被释放，被任命为国民党第57军672团上校团长。

此后，他参加了江阴保卫战，师长以生病为由擅离职守，而万毅却带领所部坚守江阴城抗击日军一天，胜利完成掩护任务。

此后，他们从江阴撤到了镇江，从镇江又到南京，从南京再到徐州，在保卫、撤退、再撤退中疲于奔命。

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万毅内心深处愈发痛苦，这时他接触到了中共长江局的巡视员张文海和谷牧，经过与他俩的交谈，万毅越来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8年3月，经周恩来批准，万毅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0年9月，已经升任国民党57军333旅旅长的万毅得知57军军长要投降日本人。在当年9月22日实施了“锄奸行动”，驱逐了反动军长，粉碎了他妄图投降日本这种丧权辱国的行径，并通电全国。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这个过去的他心目中的“反动团长”以“通敌叛国”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一次，他通过偶然机会见到了监狱地形图，他把监狱防守位置默默记在心里。经过一年半的煎熬，1942年8月，万毅经历重重险情，成功越狱。

万毅带着东北军第111师，一起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启他的新生。在破袭津浦铁路时，他俘虏了日军少将原山方雄，从此“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毅)”就在山东当地传开了。

1952年3月，中央调万毅到北京学习俄语，随后去苏联去学习炮兵技术。

1953年，他成为解放军装备部首任部长，一干就是六年。

1955年，万毅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人民解放军中，有三位将官曾经是张学良的副官，他们是吕正操上将、万毅中将、解方少将。

1955年授衔时，时年43岁的郭维城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少将。此后郭维城长期在铁路部门工作，陆续担任了铁道兵副司令以及郑州铁路局局长等职务，为我国的铁路事业做了很多基础工作。1975年，郭维城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三年后，也就是1978年，66岁的郭维城接替段君毅的职务，成为铁道部的第五任部长。

郭维城一共担任了三年时间铁道部部长，于1981年卸任职务。

1982年，郭维城还被任命为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负责了铁道兵撤销的相关善后工作。

晚年的郭维城主要生活在北京，于1995年因病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