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赖毅原名赖玉生。 1903年7月11日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福寿乡陈子湾。9岁入私塾断断续续读书近一年。12岁入造纸厂当童工，1924年冬在罗纳川组织下参加平江思村纸工同业会，并任干事会成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国民革命军第4军补充团，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脱离国民革命军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任福寿乡农民自卫军队长。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队到井冈山。10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工农革命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1团班长、排长，参加了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春随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任红4军第3纵队司令部副官，12月作为党代表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后任红12军第1纵队司令部副官主任、纵队教导队政治委员，红12军第34师政治部政训队队长兼俱乐部主任。1931年12月调任红5军团第15军44师5团连长兼政治指导员，后任由第5团改称的的第131团政治委员。1933年夏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总没收征集委员会主任，并兼总金库主任，11月任红3军团第5师14团政治委员。翌年春任福建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司令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长征中，先后任军委纵队第3梯队中共总支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营政治委员、红32军第108团政治委员、中共川康省委组织部部长、川康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厅厅长、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处处长、中共金川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到陕北后，任红四方面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中革军委直属队政治处副主任。1937年1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军委第4局干部科科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官处处长。1940年1月奉命到豫皖苏边界地区工作，先后任新四军第6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4纵队第6旅政治委员，新四军第4师12旅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副主任，苏皖边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4师第11旅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1942年淮北冬季反“扫荡”和山子头、西进等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华东军区司令部伤员归队管理处和卫生部政治委员，苏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共苏北军区委员会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南京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60年11月至1963年10月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1982年10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1965年赖毅重上井冈山。 1927年5月，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革命势力受到了严重摧毁，白色恐怖像无数条毒蛇一样，从省城伸向城镇、乡村，数不尽的革命志士和无辜农民被屠杀。 阴云遮住了天日，热火朝天的农民运动遭到了镇压。开始，那些地主恶霸，三三两两的直到我家里，装着一副笑脸，转弯抹角地说：“从前的事不提啦！你把庙里的拉萨打了，不光是我说你有罪，就是你们的农民协会会员也说有罪啊。得把庙宇、佛像修起来！” 他们的用意很明显，既想叫我认错赔罪，又想借机逼迫我一家人。 去他娘的，我干了几年造纸工，没得过一天温饱，哪有钱给他们修庙塑神，就是有钱，也不上这个鬼当，叫我认错赔罪，没这个好事。 每次都把他们挡过去了。后来，那些地主恶霸竟纠集一批地痞流氓，手持鸟枪、梭镖随意抓人。没过几天，敌人也到我们村里来抓人，情况比以前更加严重了。 一晚上，我刚睡下，还来不及灭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我住的房前停下来了。 “赖毅！快起来！” 是远房族兄赖导平的声音，心里一惊，难道大祸真的临头了。 “有什么不好的情况吗？我隔着窗户听。” 导平哥急喘喘地说：“他们要来抓你，得赶紧走！越快越好！” 事情来得这样突然，一时我不知怎么办好。导平哥好像看透我的心思，给我出了主意，他说：“上修水去！听说平江义勇大队，还有其他革命军队都已拉到修水了。” 送走导平哥之后，我像走进恐怖阴森森的境地，心急促的跳着，不知怎么办才好。 家乡是待不住了，非马上走不可。说走，倒容易，可是这个家怎么办？丢下老父和妻子，让谁去管，他们能不遭毒手？ 妻子像完全忘掉了我们就要别离的事情，忙递给我一把雨伞，说：“赶快走吧……到了站脚的地方，给家捎个信……”我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可是话到喉间说不出。走出家门的时候，才见她满脸泪水。 来不及向老父亲告别，更来不及向乡亲们告别，便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乡。送别的只有年轻的妻子，伴随奔赴他乡的只是一身破旧单衣，一把雨伞，还有一枚藏在衣袋里不知有多少日子的铜圆。 我妻子原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后来在家乡和我一起闹革命，使她变成了坚强的人。谁知那次分别，竟成了永别。她在我离乡不久，就被敌人抓去，给她加上无数个莫须有的罪名，活活的打死在村前的庙堂里。 身上只有一枚铜钱，这几百里路怎么走法呢？这时，我猛然想起了住在前村的李向寅同志，他也是个造纸工人，在浏阳搞过工会工作。找他，也许有办法。正巧，他在家里也待不下去了，准备去修水投奔革命军队。见到我，他高兴得拉住我的手说：“走!我们一起走。路上的事全有我，别担心。” 压在心头上的一块石头，现在总算落下了地。 上路不久，又遇到同乡林侃存，他也是在本区搞了很久工会工作的，同样不能在家乡待下去了。三人结成一伙，匆匆离家，向修水急奔。我连双鞋子都顾得穿，光着脚，遇山爬山，遇河淌水，久了，脚肿得老高，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咬紧牙，忍着痛，随同李向寅、林侃存向前走，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修水城。 几天之后，总算赶到了修水。修水城好景象，满街都是军人，穿着灰色军装，打着绑腿，军帽上仍缀着国民革命军青天白日的帽徽。有的背着枪支，有的扛运东西。人们兴奋地呼唤着，奔走着，街头巷尾的墙壁上，张贴着起义部队——“国民革命军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安民告示。布告上签署着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的名字。 “余贲民，不就是平江义勇大队的大队长吗？”我们三个人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顺着布告上所指点的，找到了新兵招募处。 在新兵招募处，一位副官模样的人接待了我们，他简单地问了一下经历，然后带着征求意见的口吻说：“平江来了不少人啦，你们也到班里去吧。”到班里去当兵，我早有这个准备。我欣然同意了副官的分配。 同来的李向寅和林侃存却另有打算，坐在一边不作声，脸上流露不满意的神气。停了一会儿，李向寅吞呑吐吐地说：“我们在家乡搞工会工作，还是个干部哩，怎么到军队里来，就让我们当兵。” “我也不到班里去。”林侃存补上了一句。 李向寅和林侃存在家里和我一样穷，但并不像我那样无亲无靠，加上背乡离井，心里总有些不舍，本来还指望到军队时能当上个军官，不想到班里去当兵。 李、林二人不愿去当兵，倒也难不住那位副官，他沉思了好一会儿，对他俩说：“好！再考虑吧！暂留在这里。”然后又转过头来对我说：“你现在就到班里去吧！” 当天我就到班上了，没几天，师部成立特务队，我被当做工农骨干分子选入，并当了班长。日后，我才知道这支部队的情况，原来，驻在修水的是第一团，它是以起义的原武汉政府警卫团、平江义勇大队为基础，又招募了一批新兵（都是大革命时期搞工农运动的基层骨干）编成的，还有未来修水的二团，它由安源煤矿工人纠察队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组成，三团是由浏阳义勇大队组成。这三个团都是党领导的部队，领导干部除武汉警卫团来的一部分黄埔学生外，其他多是省、县工农、学生运动的干部。只有住在湖南长寿街的第四团成分复杂，是刚刚受编的一支军阀部队的败兵游勇队伍，它的头目叫邱国轩。 部队在修水休整了个把月。为了配合湖南秋收暴动，便西进攻打长沙，以邱国轩为前卫。师部和一团殿后，在中秋节前一天由修水出发。 初踏征途的队伍，像一条长是蜿蜒在山岗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红旗迎风招展，士兵们激昂的歌声回荡在山谷之间，这是一幅多么雄伟壮观的景象啊！我想着，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武装了。贫苦群众抬头、翻身又有了指望。 中秋节这一天，师部和一团的后卫部队到达平江境内龙门厂，还来不及安排宿营，前面就响起了枪声。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刚出发就遇上了敌人？大家都疑惑不解地从路旁站起来向前面眺望。过了一会儿，只见先头部队的士兵，慌慌张张地从前面溃退下来，挡也挡不住。一边跑，一边喊：“邱国轩反水了！四团反水了！” 他的部队不仅没有按命令西进，反而拉到长寿街以东的金坪，选了我们必经的隘路两侧山岗，埋伏下来，夹击过来的部队。遭此突然变故，我们受到很大损失，那些平江籍的士兵，大部逃回家了。 这只是行动的开始，就遭到这样严重的挫折。部队不得不转到甘舍(平江山区）重新进行整顿。师部缩编成团部，特务队全部编到二连，原来的队长谭林当了排长，我仍当班长。部队的番号也正式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由原武汉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共产党员）统率。 1927年阴历八月十七日，我们这支部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 ——平江甘舍，举起了第一面最鲜艳夺目的红旗。这面红旗，中间缀着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星中间有镰刀和铁锤。每个人都气愤的扯下了青天白日的帽徽，把它扔在地上，然后在自己的头上系了一个红色飘带。 从那一天起，才算正式当上了红军的战士。 部队在西进攻打长沙途中，金坪一仗之后，虽经整顿，但士气低落，生活艰苦，逃亡的现象一天天增多。打长沙的计划被迫中止，改道向江西铜鼓开进，准备奔浏阳一带，与三团会师。 南方的9月天气，烈日当空，热气烤人，汗水湿透了衣服。士兵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艰难的走着。那种心情不安、情绪不振的状况，真是说不出的难过。难道刚开头的革命武装就这祥垮下去了吗？那些反动派就真的不能打倒了吗？那时多么需要有个人出来和大家讲讲这些问题啊！ 一天，我们从台儿庄出发了。翻过三金坳到铜鼓的板桥镇，经浏阳的文家市，直向汀西萍乡，在萍乡总算与三团会合了。三团也因在浏阳东北东门市遭到敌攻击，受到损失，现在也只有三四百人，军服破烂，脸色焦黄，随营的病员天天增加，他们也在初上征途的时候，受到挫折。 两团会合之后，由卢德铭同志带着继续向安源、卢溪方向行军。进入卢溪县境不久，忽然从右后方传来紧密的枪声。此刻，上面传下 命令，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到底是怎么回事，谁都摸不清。这时，只见卢德铭带着七八个人，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和连长说：“你们二连在这里不要动，毛委员就在前面山坡的凉亭上，你们的任务是保护毛委员。”说着，他从别人手里接过望远镜，迈开大步走了。 枪声越来越紧，显然是右路部队和敌人遭遇了。 直等了两个多钟头，枪声稀疏下来，火线上也陆续有人下来。从他们那里得知：顺右路山谷行军的部队，遭到敌人朱培德一个特务营的伏击。开始，我们迅速占领了一个山头，后来敌人集中火力拼命抢夺这个山头，双方像拉锯一样，前进又后退，后退又前进。总因敌人事先占了有利地形，兵力集中，把我们打败了。卢徳铭团长也在指挥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 芦溪受敌伏击之后，部队又转向浏阳，出文家市。天近傍晚，正准备宿营时，突然响起了集合号，大家又以为出了什么事情。 部队集合在一块空地上。只见有个人陪伴着一位身材魁梧，留着长发，穿着一身黑色学生装的人来到队前。那人介绍说：“这位是中央派来的毛委员！” 一听说是中央派来的，大家都探着身子争着看。 毛委员满面笑容，不断和大家招手。我们欢迎毛委员讲话，他点了点头说： “同志们辛苦了！”  部队肃静地立正站着。 “你们在卢溪遭到敌人伏击受到一些损失，这没有什么，革命就不怕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我们能从失败里接受经验教训，就能成功！”接着他又说：“离这里没多远，在湖南、江西交界的地方，有个罗霄山脉。那个地方很好，我们部队要到那里去，到那里就可以住下来休整，就可以建立革命裉据地了……” 毛委员的话，使我们心里亮堂起来，给了我们以希望和鼓舞。 部队在毛委员亲自率领下，向罗霄山脉进发了！ 进军途中，有一天，我们二连的党代表何成匈（后逃跑开了小差）把我找去，问了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还问到对共产党的认识等等。一提到党，我等不及党代表问完，就脱口而说：“在家我是个共青团员，老早就想参加共产党；到部队后，团的组织生活也没有，也不知找谁汇报自己的思想……”我把来到部队之后的所有想法，一下都讲了，心情的激动是从来也没有的。 “以后就好了。毛委员指示：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今后你要更好地工作，努力争取入党。”党代表鼓动我说。 没隔几天，党代表又找我谈话，还填了入党志愿书。 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到来了。当我们进入湖南边上的水口之后，一天下午，党代表秘密地通知我，晚上跟他一路去开会。 会议的地点，选在靠近水口街上的一个大祠堂里，当我和五班长李恒跟着连党代表上了楼，房间里已经来了十来个人。再仔细一看，啊！毛委员也来了，他正在那里和几个同志低声谈着…… 房间里只有几条长板凳，北墙边下，有一张四方案，桌上放着盏煤油灯，桌边上压着二张下垂的长方形红纸。借着煤油灯的光亮，可以看到张红纸上面写若3个弯弯曲曲的、同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时见过的、又不完全相同的外国字。另一张红纸上，“入党誓词”4个字写得特别大，另外还有6行小字。 我有点明白了，马上要举行入党宣誓。 过了一会儿，人都到齐了，毛委员站在方桌旁边，向大家招呼说：“好吧！我们就开会。”大家面对毛委员站好，我们6个入党的同志站在最前面。 开会了，先由各入党介绍人（都是各连党代表）分别介绍了各人的简历。接着，毛委员走到我们面前，依次询问我们很多问题。那时，又紧张，又激动，没问到我时，我一直在想怎祥回答毛委员的问话。 毛委员走到我的面前。 “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绅，要更坚决地革命！”毛委员连连点头，还说：“很好！很好！” 也许毛委员已经知道，我们对那从来没见过的外国字很新奇，他作了解释：这是3个英文字，念西西皮（CCP)。就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意思。后来，他又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 开始宣誓了。会场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只能感到自己急速的心跳声。 随着毛委员举起的握着拳头的右手，我们也举起来。毛委员读一句，我们就跟着读一句：“牺牲个人，阶级觉悟，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洪亮、庄严的声音，冲破了这间破旧的楼阁。 宣誓结束了，会场里活跃起来，满屋的祝贺声。毛委员讲：“从现在起，你们都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今后要团结群众，多做宣传，多做群众工作，要严格组织生活，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他再三叮嘱的，要严守党的秘密，不要乱讲。这些话更为亲切，更为深刻。  从古老的祠堂出来，夜已深了，毛委员的话，在耳边回响着，心情激动得使脸都发起烧来，全身充满着力量，拳头握得紧紧的。在这支初创的工农革命武装里，我成为党的一员。那一刻，使我终生难忘。 上世纪八十年代，赖毅将军深情回忆了他参加秋收起义的情况。 1926年，赖毅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北伐军中搞宣传工作,并受军训半年。随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他看见到处张贴着欢迎蒋介石、汪精卫、张静江等人的标语,心里很不是味。不久,宁、汉分裂,赖毅愤然离开部队,回到家乡湖南平江,参加了平江工农义勇军 。 1927年7月,余贲民(1888年-1933年）带领平江工农义勇军到修水，准备参加南昌八一起义，赖毅被留在乡下搞地方工作。不久,环境进一步恶化,在乡下呆不住了,赖毅和三个同志一起，经平江的龙门场、修水的渣津、马坳到了修水县城。 一走进修水县城，他们就看到有人在招兵，一打听,是党领导下的武汉警卫团,因来不及赶上南昌起义而返回修水驻扎。几人喜出望外,就报了名。 赖毅开始分在二连当兵，由于参加过北伐军，掌握一些军事知识，三天后就被调到特务连当班长。连长是谭希林（开国中将）,党代表是罗荣桓（开国元帅）。 当时驻扎在修水的部队，合称“国民革命军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之所以用这个番号,主要是缓和同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关系。人员除武汉警卫团外，还有各县的工农义勇军。战士们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军事素质较差，需要进行军事训练，因此这段时间，天天进行训练。除出操上课、队列训练外,还有瞄准射击,投弹拼刺刀等。训练以连为单位，在各连驻地的操场或比较开阔的地方。政治课除讲授革命道理外,还教唱一些革命歌曲。 连长谭希林，是个年轻人,爱动爱唱,整天蹦蹦跳跳。他经常教战士们唱歌，赖毅清楚记得，当时最爱唱的歌有《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和《工农暴动歌》。 部队装备方面，师部和一团武器装备比较齐全，战士使用的全部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各营、连还配备有轻重机枪。部队的给养,一是武汉警卫团从武汉带来了一些,二是在修水打土豪搞了一些。在修水的西乡，李腾芳（1906年-1928年）带人去打了一个姓曹的大土豪,缴获了很多的粮食,还有几匹马。除一部份留作军饷外,大部份分给了穷苦老百姓。三是县城商会筹了一些款。战士们添置了衣被,从头到脚都穿的灰色军装。几匹马,首长们很少骑,常常拿来驮东西或给伤病员骑。 部队在修水驻扎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起义前夕,将部队番号改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部队的编制是三三制,一团三营,一营三连,师直属机关有特务连,还有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军械处,医务处等几大处。师部还根据上级指示,设计制作了军旗,师、团、营、连都有,只是大小有别。中间是一个黄五角星,五角星上是黑色镰刀斧头,旗杆旁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团×营×连”字样。每面旗子还有一个油布套子。起义战士每人发了一条红布做的识别带。 9月9日,部队从修水出发,准备攻打长沙,在平江尤门过了中秋节。前头部队到达距长寿不远的金坪时,遇到改编的第四团邱国轩部的叛变袭击,与之同行的一团二营被冲散了,师部和一团的一、三营便立即改道行军,到官舍宿营，在这里收集了被冲散的二营的部分战士。 第二天到了黄金洞，后来从黄金洞到了修水一个有天主教堂的地方,叫台庄。后又经铜鼓的山溪坳到了离文家市不远的地方和三团汇合了。三团在东门遭到敌人袭击,受了一些损失，部队士气有些低落。 19日，到了文家市，在文家市里仁小学操场上召开了几支部队的会师大会,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毛委员说：我们打了几仗,战士们很勇敢,由于敌强我弱,打了几个败仗,这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我们不能去占大城市。中国是封建割据,军阀各霸一方,凡属几省几县交界的地方都是没有人管或是管不着的,所以我们要到湖南与江西交界的,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的中段去休整我们的部队,开辟革命的根据地。 听了毛委员的讲话,部队活跃了,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觉得革命又有了方向,有了门路。第二天毛委员就带领战士们向井冈山进军了。途中在芦溪打了一仗,后到酃县（现炎陵县）水口，休息了六天。 在水口,前敌委员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根据起义后战士们的表现,发展了一批同志入党，其中就有赖毅。赖毅记得毛委员亲自在水口一条小街上的一个祠堂里,带领他们举行入党仪式。 也是在水口,师长余洒度（1898年—1934年）认为当师长没什么意思,谁也不理,就大摇大摆地走掉了。经过哨口时，被扣留下来,战士们不好拿他怎么样,只好报告毛委员。毛委员说:要走就让他走,他不愿干就算了。并且亲自与余洒度谈话,坚定地表示：我们的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你要走就走吧。余洒度就这样脱离了革命队伍。 以后到三湾改编,毛委员决定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军队的基础。就这样,工农革命军经过千里转战,终于在1927年10月27日,胜利到达茨坪,将革命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从此,中国革命就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在井冈山，赖毅牢记毛泽东要求的红军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政权。跟着毛泽东学会做群众工作。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来到一个叫做大坑的小集镇时，赖毅带领全班战士冲进一户土豪家里，看见房里放着各种各样的年货，光泡在茶油里的腊肉、腊鸭、腊鱼就有几大缸，与穷人住的阴暗、潮湿的破房和无粮过年的悲凉情景相比，完全是天差地别。他立刻叫战士们把土豪家里的年货和粮食统统搬出来，全部分给穷苦农民。部队攻克遂川县城后，土豪劣绅跑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反动派的恐吓和欺骗，也离开了家，街上冷冷清清，只剩下一些行走不便的老人。赖毅便带着战士们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并把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送给他们，见老人们都不敢收，就学习毛泽东的宣传方法，叫战士拿来一把筷子，先取出一根递给老人折，老人没费半点力气，就“啪”的一声，把筷子折断了。接着又把一把筷子交给老人，老人使尽全身力气，也未能把这把筷子折断。赖毅于是因势利导地说：“老人家，和刚才折筷子一样，只要我们穷人团结起来，就不怕土豪劣绅，反动派也就不能奈何我们。”老人们听了心里一下子明亮多了，纷纷把家里人喊回来，热情接待革命军战士。不久，赖毅升任排长。8月底，参加黄洋界保卫战，创下了以少胜多的战斗奇迹。12月上旬，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从湘鄂赣边区到达宁冈与红四军会师后，红五军中的同乡带来了令赖毅极其悲痛的消息——他的亲人都被反革命势力杀害。 1929年1月，赖毅随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4月，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部副官处副官。随部参与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斗争。12月，他作为党代表之一，参加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会前，毛泽东亲自找赖毅谈话，了解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使他加深了对毛泽东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理解，在会上坚决拥护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原则，以及红军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必须肃清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的主张。之后，赖毅任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司令部副官主任、纵队教导队政委、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政治部政训队队长兼俱乐部主任。1931年12月，任红五军团第四十四师五团步兵连连长兼政委，第一三一团政委。 1932年11月，赖毅入瑞金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政治班学习。不久，带病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委财政部组织的筹款工作，圆满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1933年夏，赖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总没收征集委员会主任兼总金库主任。11月，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政委，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春，任福建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不久兼军分区司令员。在指挥反“围剿”作战中，赖毅对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者实行的“处处设防、节节抵抗”越来越感到不对头，便以电报形式向上级“建议改变死守一地的所谓'寸土必守’的方针，将部队深入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以免自己天天挨打，更可在敌后发动广大群众，抗大政治影响，又可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因此，他被有关方面领导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错误为名，调任某新兵团政委，虽然“毫无思想准备，仍是愉快地担任新的工作去了”。 10月上旬，赖毅参加长征，任第一野战纵队（军委纵队）三梯队中共总支书记。12月，任中革军委警卫营政委，与营长杨梅生一道，千方百计做好安全警卫工作。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师后，8月中共中央为迅速脱离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险境，率红一、红三军先行北上时，赖毅和杨梅生正奉命率营部及3个连担任警戒任务，没有来得及随军委机关北上，根据上级指示随红四方面军南下，被改编为红三十二军第一0八团，杨梅生任团长，赖毅任政委。10月，因红三十二军指战员对张国焘推行的错误路线进行抵制，赖毅被张国焘采取“挖墙角”办法，调任中共川康省委组织部部长，干起地方工作。1936年春，又先后被调任川康省苏维埃政府财政厅长、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处处长、中共金川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华苏维埃“波巴伊德瓦”少数民族中央政府财政部顾问和中共川康省委党校教员等职。在短短八九个月内，被连续调动8次职务。10月，在红四、红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会宁城和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赖毅得以重返部队，任红四方面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11月，调回中革军委直属队，任政治处副主任。1937年1月，入抗大第二期第二队学习。 1937年9月，赖毅任中央军委第四局干部科科长，中央军委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政治处主任。1939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官处处长。赖毅急切想到抗日战争第一线战斗。经再三要求，组织上决定派他到在豫皖苏边区开展抗日斗争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工作。1940年2月，赖毅从延安到达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部驻地皖北涡阳新兴集，任第六支队政治部副主任。6月，任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政委。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赖毅任新四军第四师十二旅政委。不久，面对日伪顽军夹击，特别是国民党顽军大规模“摩擦”行动，赖毅和旅其他领导一起，根据师首长部署，切实抓紧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带领指战员奋勇拼杀，苦战3个月，会同兄弟部队基本完成上级赋予的向西防御和“阻止反共军东进苏北和北上山东”的战略任务。5月，奉命向皖东北地区作战略转移。 1941年6月，第四师整编，撤销第十二旅建制，赖毅改任师政治部副主任。11月，淮北军区成立，赖毅任军区司令员。1942年11月，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赖毅调任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兼淮北军区第二军分区（路西军分区）政委。与滕海清旅长率部参加了淮北抗日根据地33天反“扫荡”战斗，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参战30余次，共歼日伪军700余人，沉重打击了“扫荡”之日伪军。1943年3月中旬，赖毅和滕海清率部参加山子头反顽战役。1944年3月，率部参加反日伪军对淮北根据地“蚕食”的春季攻势，3个月中，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共拔除日伪军据点50处，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为之后新四军第四师挺进路西开辟了道路。 1944年8月，在彭雪枫师长率领下，赖毅和滕海清率部挺进津浦路西恢复路西抗日根据地。第十一旅担任主攻首战小朱庄，多路突入庄内后，经过3小时激烈巷战，将顽军大部歼灭，残部从东南角突围逃跑时被第四师骑兵团杀伤一部，余部投降。此战击毙顽军纵队司令王传绶以下350余人，俘副司令以下1000余人，缴获机枪近40挺、步枪900支，打开了西进豫皖苏的大门。在整个进军津浦路西战斗中，与滕海清指挥所部与第九旅、骑兵团协同作战，共歼日伪顽军13000余人（含起义投诚），拔除日伪军据点30多个，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和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起津浦路、西至商（丘）亳（县）公路、北至陇海铁路、南至涡河的广大地区，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赖毅任中共华中局第七地委书记兼华中军区第七军分区政委。解放战争开始不久，他组织全区军民全力支援山东解放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在朝阳集地区打击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师，保证主力部队取得了歼国民党军5000人的胜利。1947年2月，赖毅调任华东军区司令部伤员归队管理处政委，兼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驻军区卫生部代表，兼华东军区卫生部政委。1948年5月，任苏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济南战役，战后任政治部主任。在淮海战役中，赖毅提出“人人动手，个个支前”，“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等口号，组织在全区范围内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支前热潮。1949年4月，赖毅任苏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苏北军区委员会副书记。 1950年10月，赖毅任华东军区干部管理部（1952年7月改称华东军区干部部，1955年4月改称南京军区干部部）第一副部长。1959年3月，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60年11月，任南京军区副政委。 1963年，赖毅因体弱多病怕耽误党的工作，主动写报告要求退出领导岗位。10月，中央军委批准其报告。周恩来对赖毅顾全大局，主动离休让位的行动给予高度赞扬，要求大家学习这种精神。1982年10月，赖毅经中央军委批准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 赖毅将军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4月26日，赖毅将军在南京逝世，享年86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