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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铿  我想专门谈谈农业问题，因为其它问题要么是谈过了，要么是不好谈。 清明节回了趟故乡，感觉“种田大户”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现在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政府重视、解决和支持。 我的故乡在幕阜山与洞庭湖之间，属于有山有水的江南丘陵地带。农作物以水稻为主，兼种果木、茶叶和杂粮。是古代通往蒙古和俄罗斯的茶马古道起点。俄罗斯人在那里曾经开有8家砖茶厂，压制青砖茶，远销欧洲。 农用土地以水田为主。大部分是平畈田，也有山与山之间比较平缓的梯田（我们那里人称之为“陇田”）。陇田两侧的缓坡上是旱地，种植茶叶和杂粮。深一点的山里是森林和楠竹，也有种植板栗和水果的。 历史上这里的农民不很穷，有“鱼米之乡”的美誉。 一、新中国建国后，前30年的农业发展历程。 从我记事起，新中国的农业发展历程在土地改革之后，经历了小农户个体农业-股份制合作社农业-人民公社化集体所有制农业三个阶段。 1）在第一阶段，根据1949年9月29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并根据1947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确认了人民对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由政府发给了土地所有证。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如身老孤寡、家无劳力等）可以出租的权利。农民十分拥护，生产积极性很高。农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2）1954年，开始了农业合作化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我记得，农民是赶着耕牛，背着农具，拿着政府印发的土地证去“入股”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是“股份制合作社农业”。土地所有权应该还是农民的，而不是集体的。 50年代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建设，修筑了许多水库和灌渠。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但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已经没有第一阶段那么高涨。说明“股份制”农业生产关系并不适合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八字宪法”是正确的，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干预有问题。例如深耕、密植问题不小。形式主义，影响了产量。 3）1958年进入第三阶段——农村人民公社化。在形式上“一大二公”，实质上我认为是北宋年间农民起义首领提出的“均贫富”思想的变异。吃食堂、合村居住这种形式，影响恶劣。农业生产关系与农业生产力水平严重脱节。再加上“大跃进”浮夸，很快就岀现了1960-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由于农村经济遭受到严重影响，1962年9月，人民公社的核算体制正式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在这种体制下，农村又出现了严重的“四不清”问题。1963-65年，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许多地方，在“四不清干部”的领导下，农民生活苦不堪言。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由迅速发展到发展滞缓。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后期人民公社体制，延续至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那天夜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提出了“分田到户”。于是，“小农户”体制又逐渐恢复，人民公社体制逐渐消亡。  到了1984年，各省完成了乡（镇）政府建设工作。从此，人民公社制度彻底废除。“小农户”农业体制促进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 上述变化过程，充分证明了农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客观规律。 1978年以后，责任承包制的“小农户”农业经济如同雨后春笋，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发展。这样的农业体制很快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尤其是口粮逐渐放弃了计划供应办法。民间有“要吃米，找万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要吃粮，找紫阳（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民谣。这充分说明，人民从内心里拥护这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但是，也有一些人很留恋人民公社的农村经济体制。他们竭力渲染江苏省华西村、河南省南街村和河北省周家庄村的集体经济体制。 我专门去过华西村和南街村调研。我觉这种模式很难被推广和复制。他们基本放弃了种植业和养殖业，在村里的土地上办起了各种工厂。在工厂里劳作的工人除了本村一部分村民外，绝大部分是外地的打工仔。我参观过华西村村民居住的联排别墅和打工仔居住的工棚。二者的差别，难以言状。 如果全国都按照华西村、南街村的模式发展，我认为至少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没有那么多打工仔；二是大家将面临饿肚子。 所以，我的结论是：华西村、南街村，不管每天的《东方红》歌声喝的多响亮，也不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大方向！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珠三角、长三角民营企业迅速发展。由于工、农产品剪刀差没有得到控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大批农村劳动力涌向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大城市去打工。农村经济逐渐进入了“发展滞缓”阶段。 许多农村开始凋敞，不少耕地被撂荒。早几年我回故乡省亲，见到前面说到的“陇田”，多数处于撂荒状态。大多数家庭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去了，留下老人只拣好种的田种点自己吃的口粮。 出现农村凋敝，可能是近20年来农产品由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而且进口数量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中央很重视“三农”工作，几乎每年的“ 1号文件”都是专讲“三农”问题 ，但是成效并不显著。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感觉越来越吃力。 我认为，现在应该着重思考中国农业的发展路径问题。过去搞扶贫、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游和建设特色小镇，也许都有成绩。但是有的没有坚持到底，有的没有成功，有的只是喊喊口号。都不属于农业发展路径问题。农业发展路径，应该涉及农业生产关系调整和农业发展方式的改革。 三、出现“种植大户”，可能是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事物。  “小农户”适应牛拉犁、锄头、镰刀为工具的农业生产力水平。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科技不断进步。小型农用机械、农药、化肥不断发展。“小农户”𠄘包的十来亩耕地，已经施展不开了。而且规模小、成本高，效益不好。近几年，在我们家乡出现的“种植大户”，我认为是新生事物。它可能代表了农业发展方向，值得农业部门和理论工作者高度重视，引导这一新生事物健康成长。 事实上分散的养殖业巳经被“养殖大户”替代。在我们那里早已经有了许多“养猪场”、“养鸡场”，“养鱼场、“养鳖场”，等等。虽然农民不养猪了，最多只养几只鸡。但是鸡鱼肉蛋供应更加充足，说明大户养殖比小户养殖效率更高，效益更好。 “养殖大户”发展比较顺利，是因为基本上不涉及耕地。现在，“种植大户”发展比较困难，产生的矛盾也比较多、比较复杂，核心问题是土地转让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土地无法合理规划、土壤改良及休耕等都无法实现，容易导致“种植大户”的短期行为，限制了科学种田和农作物的种植效益提高。 要彻底解决饭碗端稳端牢问题，就应该认真研究“种植业大户”如何发展问题。 同时，还要解决生产特种农产品的家庭农场发展问题。将来大农场和家庭农场应该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不可能都走“农业大户”一条路。要因地制宜发展“大农户”农场和“小农户”农场。 发展家庭农场也存在土地转让问题。因为家庭农场根据需要可能要扩大生产规模。家庭农场一般是生产农业专、精、特、新产品的，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同需求。 总之，我国农业巳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节点。需要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我多次撰文，强调我们在农村、农业方面，应该学习和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他们的人均耕地不足我国一半，却实现了主要农产品自给自足。日本30年的“新农村建设”、韩国20多年“新村运动”都值得我们借鉴。2024.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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