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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看待书法，多看作一种艺术技能。人须学之，以添爱好和特长。即可简称为“人写字”，书法的训练过程，便成为了训练一种“人写字”的能力。这个能力包括技术，审美。 而其实，观古人对书法的定位，书法是人之精神的体现，更是道之精髓的显化。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熙载在他的《书概》中开头便说道： “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这句话即明确的表达了，中国之书法包含了“意”和“象”，都是“道”的衍生，意是书之本，而象是书的实用功能。
而关于书法学习的意义和学习态度，刘熙载则说： “与天为徒，与古为徒，皆学书者所有事也。天，当观于其章；古，当观于其变。” “与天为徒”是法于自然之意，向自然学习，体证其规律而入书，以书法表达出来。“与古为徒”则是向前辈学习如何“随时而变”。自然之理是原则性，而古人之随时代审美嬗变而变动之法，则是一种灵活性。 《书概》结尾两条又写道：“书当造乎自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复天也。”书法是自然之道的衍生，同时书法的作品由在反映自然之道。一来一往则是书法的贯穿古今的意义。
由此可知，古人学习态度并非古板，而是条理清晰，边界分明的。书法的目的是为了训练人，学习的对象是自然和古人。而书法又同时是一种自我的外化，这个外化则可以去品评自省。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便是“字如其人”是说法了，需要注意的是，书法只能体现性情和才学，并不能体现人品或政治主张。故而以“奸臣”之身份去揣测其艺术水平，就是牵强附会，是伦理判断凌驾在艺术判断之上了。 对于书法体现人的状态，刘熙载在《书概》中也对此就作了多层面的阐发，他说：“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写字者，写志也”。“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钟繇《笔法》日：'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
书法既然是“道”之演化，则书法为“德”的一种，“德”既体现了“道”，又是“道”的一种方便衍生之法。书法是一个修炼体系，是在修炼人，具有很强的文化性，绝非仅仅的一技之长。 书法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之道的观察，也体现了中国人表达对自然之道的认识。书法侧重感知，表达时间，呼应这人的身心状态。 所以，我们通过书法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崇德向道的修炼文化，是以感知和时间性为侧重，以人的身心体验为主的文化模式。而与西方抽象思辨与哲科的验证模式非常不同。二者又皆有一种不同形式的“信主安心”模式。
而在当今现实中，现代中国人的思维则是三者混淆的，有着“不纯之西方理解”，而又因此去套用的中国文化的认识，同时夹杂了信主心安的思绪。其中体认最少的，恰恰是中国文化真正的模式规律。误以为了解其概念和知识就是掌握了，岂不知你动用哪种思维才是更重要的。 这又涉及，是否要以工具和内容判断文化模式。并非用水墨工具画的就一定是中国画，小提琴拉的《梁祝》并不属于西方音乐么。很显然，文化模式的判断，是通过作品后面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模式才做出的判断。
溥儒《心经》 中国艺术的本质是以感知为体表达对时间的认识，而目的则是为了修炼人的自身以合道，绝非为了艺可以牺牲人。伯牙子期谈琴艺，不谈艺术，而是探讨艺术背后“高山流水”的意识节奏。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 中国文化是以人为本，可以为知音抛却艺术，艺皆为小道，而道义信仰才是更关键的。故而我们可以说，书法是一个智慧载体，人学书法是为了修炼人的状态，而并非是人为了书法而炼。 所以，很多现代中国人对中国技艺是误解的，因为核心方向搞错了。比如 武术不是在练动作，而是在练身心反应； 书法不是在练写字，而是在练写字的身心状态； 箫不是在练曲子，而是在练呼吸配合音乐的身心感知。
文彭《雅琴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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