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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认为，书法在古代是一个职业，而书法家是古代的以书法为擅长的艺术家。其实不然，书法只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由书写而发展出来的文化艺术形式，古代并没有专业的书家。我们熟悉的“苏黄米蔡”，“欧颜柳赵”其实都是文人政客。 书法之文化性，正是因为这些人通过书法自然流露出来。所以，学者文人的字更有文化之韵味。我们欣赏书法，应该把书法当做一个重新认知古代文化的通道，而不应该用我们熟悉的现代思维去圈定古人，这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误会。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说:“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这句话的意思是应当根据一件事情，从中探求道理；而不能先划出道理的框框，用来限制事实。这句话出自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下· 士文伯论日食》
王夫之《楷书双鹤瑞舞赋》卷（局部） 23.6×297.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王夫之，明末清初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学者。字而农,号姜斋,湖南省衡阳人。晚年长期居于衡阳石船山，所以人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叔父、兄长都是饱学之士，他自幼受家学薰陶，从小颖悟过人。 上面这幅作品，即是王夫之的《楷书双鹤瑞舞赋》卷，这幅作品用笔端雅俊秀，结体俏丽匀整，源自钟、王，尤其受钟繇小楷影响很深，又似倪元璐、黄道周。小楷横画末端提顿的欹峭之势。风格高古纯朴，幽雅深奥，疏密得当，刚柔相济，具有浓郁的文人书气息。 现代人都是以“术业有专攻”为“立理”去看古人，岂不知中国古代学人讲求的是一个“通”字。“琴棋书画”是说一个人的多才多艺，而并非是说四个人。
王夫之《大云山歌》 现在人学习古代经典，大多都是从概念去解，那基本都是曲解。传承感知才是关键。故而马一浮先生曾说“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其实传承古人，更关键的是传承一个实践模式最后的感觉和思维。 学习书法或者其他技艺，其实就是改变你的习惯和感知。而不是在你的感知基础上变动一个内容。如果是先立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理去做限定，往往都是没有价值的探寻。 比如，我们现在似乎都认为苏轼、韩愈是“文学家”、颜真卿、欧阳询是“书法家”，这其实就是典型的“立理以限事”，这样的视角其实是对古人有误解。很多并非用现代冠名之“书法家”的人，书法却也别具一格。
所以，我们通过书法可以去还原一种古人的思绪和感知，进而印证经典，这也应该是书法在现代意义上的一种功用。由此，我们也可以去分析一种治学和研究的态度问题。 学习是应该“事以穷理”，不断总结背后规律，进行有价值的重新构建。而“立理限事”则容易变成井底之蛙。若在研究中，这样的很容易变成了，只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素材，而不是真正的去观察自己的论点是否正确。容易陷入“自圆其说”的困境中。 你的研究成果和实践体系，是更新了自圆其说的描述，还是实践层面有效的重新构建？前者是一种自洽的想象，后者才是真正的创新。这就好比，是把凉拌西红柿说成“火山下雪”，还是真正研究出西红柿的新做法？
如同研究书法，并非给予一幅作品冠以什么特殊意义，更关键的是要分析出其背后的价值。研究者需要以小见大，对研究对象进行立体的全息的研究。且要不断提升思维格局，才能更有容量，不断重新思考和更改已有系统，甚至有勇气颠覆重建。此为“事以穷理”。 有此，方为创新，才有活力。创新本质上是自我思维的重构，外化为事物形态的更新。只改外部形态，回避自我改造，单一追求“自圆其说”，是“立理限事”的伪创新。过早陷入“自圆其说”的循环，便会具有“盲目的排他性”。 盲目的排他，有意的不接触与自己观念不同的新的理念，就会造成“功能性文盲”其实就是长期“立理以限事”造成的。要知道，“自圆其说”只是“合己”，并不是“合理”，只是表象上都有“自洽”的成分。但是“合理”还需要满足横向空间上的“他洽”和纵向时间上的“续洽”。而区分二者，也需要系统认知和经验格局。 人容易轻易相信超出自己思维范畴，且能自圆其说的模式。 这似乎为输出者敞开了一个模糊的“生存空间”。“自圆其说就是有道理的”，是不少人惯有的逻辑。歪理只要变成诗词好像就一定有其道理，似乎更关注形式的完整，不细究内涵的漏洞。 研究者输出者若太希望自己的观点正确，就会在任何地方都“发现”和自己印合的“证据”。这种先崇拜后研究，不是追求真理的态度，只是追求自己正确。此为“立理以限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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