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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昧于浪战，攻守无据” 这是指国民党军的作战，尤其是其溃败时期的作战，通常没有明确的重点和目的，为作战而作战，这就是“浪战”；而与此同时，他们又缺乏必要的决心与意志，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某一两个孤城的勇气，始终无法阻滞解放军进攻，为己方争得调整作战姿态的时机，这也可谓“有赌徒之心态，而无牺牲之决心”。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几位最高军事将领如白崇禧、胡宗南等，其作战指挥均呈现这一特点。三大战役后国民党一溃千里，残剩的两个战略集团（白崇禧集团、胡宗南集团）几乎没有组织起什么像样的反击就被解放军消灭得精光，相当程度上是由于这一痼疾。 按照笔者个人的见解，1949年国共谈判破裂后，白崇禧、胡宗南指挥的几次大型作战，如反扑西安、扶郿战役、青树坪战斗等等都可以归入“浪战”之列。 1949年5月，胡宗南对国共双方的军事态势作出判断，主动撤离西安，退守汉中一带，这本是非常有大局观的一招。据此，胡集团南可退守四川（更可相机撤往东南沿海一带），北可呼应西北诸马的势力，获得局部的战略主动权。但他在6月间联合马步芳、马鸿逵反扑西安，在7月间与解放军在扶风、郿县一带展开会战，这些决断则都堪称昏聩了。这倒不是以结果论英雄，也不是因为胡宗南打了败仗才对他作如是批评，而是因为胡的这些决定实在是昧于大局。我们可以做如下设问：第一，在当时，解放军最担心的是什么？当然是胡集团果断脱离与解放军的接触，一口气奔逃至四川乃至云贵、两广一带，与白崇禧集团形成呼应的态势，这样才是最麻烦的。如果胡宗南有胆量作这种决断，共产党结束内战的时间有可能被延缓。而且在当时，即使解放军第19兵团、第20兵团都已入陕，也无力阻止胡集团的战略撤退。第二，胡之返身攻打西安，无疑是解放军所喜闻乐见的，因为它就此粘住了胡集团的主力。站在解放军的角度看，它即使暂时放弃西安又有什么关系？除了政治方面有些消极影响，在军事上倒可能是更有利的。如果胡马联军过于前出，更方便解放军聚歼他们。第三，胡选择在扶郿之间与解放军主力正面对峙，正是解放军求之不得的事情。对此，后人实难揣度胡对会战胜利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当年胡以30万对彭德怀不到3万的兵马，解放军尚且不惧（还令胡吃了不少败仗），此番强弱颠倒，则更是以争取军政全胜为第一要务了。 以胡宗南的能力，很难设想他对上述问题是毫无洞察的。然而事实就是：他对这些大问题没有筹划清楚的情况下，就改变了既定计划，轻率地展开大型作战。这当然就是浪战。这样的作战，即使占得一点小便宜，也会最终因为暴露实力、意图和作战风格而吃大亏。其实处于劣势的一方于此应有更深的警惕；更何况还一点便宜没占到，反而吃了大亏呢。 白崇禧在华中一带与林彪的纠缠，是另一种浪战的典型。1949年6月，白崇禧集团在东起江西、西至四川的宽大的正面与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接战。在6月至9月一个颇长的时间段里，白集团都对四野保持着一种守中有攻的态势：绝不上四野一些常规战术的当，反而伺机对四野某些过于突前的部队展开猛烈攻击。1949年9月中旬，白果然在湖南永丰的青树坪觅得战机，重创四野第49军第146师、第145师。国民党方面后来称之为“青树坪大捷”，誉之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场大胜。 从战略的角度看，白崇禧的这一系列指挥也都是昧于大局的浪战。第一，他对于解放军在军事上整体的压倒实力没有理性评估，他只满足于与四野的正面接触战中没有失分，却似乎忘记了：四野除了和他正面作战的12兵团、13兵团，还有14兵团、15兵团；毛泽东手里也不是只有一个四野啊。第二，在整整三四个月中，白崇禧和林彪不断缠战，以林彪之无奈于自己而沾沾自喜，但他没有仔细想一想自己究竟丧失了什么：经营自己战略大后方的时间。因此，当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断其后路的战略意图实现后，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落魄到除了寄食于昔日仇敌门下就无事可做的田地。对这位在中国军界叱咤风云20多年的一代枭雄来说，这下场是很可悲的。第三，他不断与四野缠战，实际是把自己放在接受四野正面攻击的位置，其军事态势始终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乃所谓立于危墙之下而不自知。他的“青树坪大捷”固然在局部上小有斩获，但其主力的位置、作战的意图却也因此暴露无遗。某种程度上，白崇禧集团正是断送在这场“大捷”手中。该“大捷”后，白集团的主力就被解放军粘住而不得脱身，半个月后，林彪于间不容发之际觅得战机，在衡宝一带歼灭了白崇禧赖以起家的第7军、第48军等部，桂系武装自此分崩离析。但这也是白崇禧喜欢狮口弄险的报应。 当然，不打浪战并非是完全避战，更不是说胡、白等人除了发足奔逃就无事可做了。从军事的角度讲，处在弱势的一方也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地点对攻方作有力的抵抗。从这个角度说，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民主联军选择的四平保卫战就是一个经典战例。 内战初期，抛开政治、民心向背的因素不论，共产党方面所处的军事态势，恐怕要比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所处的劣势更加险恶。当时，毛泽东对自己部下嘱咐最多的就是“不可浪战”“不打无把握之仗”，为保存实力寻觅合适战机，他甚至允许林彪一路放弃东北各大城市乃至哈尔滨。但这期间也有例外。1946年4、5月间，他就命令林彪钉在四平，与优势敌军结结实实地打一仗。林彪也就遵嘱在四平结结实实地打了一仗。从战术的角度说，四平保卫战看起来是有些得不偿失，东北民主联军也付出了较大代价，有8000名指战员将鲜血洒在了四平这块热土上，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关内调赴东北的骨干，而其战果不过毙伤国民党军1万余人而已。 现在很多人根据一些战地指挥官的回忆指责毛、林此战处置不当，尤其毛的所作所为是争强好胜、不顾前线将士死活等等，这些批评不符合历史实际。从军事角度看，弱势的一方如果单纯靠撤退保存实力，有时反而挫伤士气，养成畏敌如虎的恶习，另外，退却得太快，优势一方就更容易完成布局，实现作战意图。因此，恰当的反击是很必要的，不但要打出自己队伍的血性，也可以借此挫败敌方的战略意图。从这个角度说，四平保卫战自有其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其收获主要是在无形价值的一面。笔者认为，中共军史对它的评价还是相当准确而客观的：四平保卫战“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配合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使国民党军在占领长春、吉林后，无力进攻哈尔滨，赢得了东北地区四个月的休战局面，这就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争得了宝贵时间。四平保卫战还显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取得了阵地防御战的经验，提高了指战员同有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的胜利信心”。不过，在另一方面，它“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 而国民党军事总崩溃期间，我们经常能看到其军事将领浪战连连，也经常能看到他们把撤退弄成溃退，但绝少见到他们能占据一两个军事要地并组织有力的抵抗。他们似乎缺乏现代城市保卫战的作战意识。当然，按照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军心士气，组织这样形式的抵抗，确属不可能的任务，但站在军事角度，后人不得不对国民党的指挥官们作如上的批评。 蒋介石倒是有一定的城市保卫战的意识，他曾对上海保卫战抱有很大期望。但他选择的城市根本不对：一是不得民心。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即使国民党方面将士也不忍心把它打成废墟。国共之战毕竟是内战。二是上海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当年斯大林格勒之所以能够守住，是因为它背靠伏尔加河，补给的渡口始终掌握在苏军手中。而在上海，粟裕一旦摆出要攻取月浦、吴淞、高桥的架势，守军害怕后路被断，即无斗志。国民党的海军毕竟很弱小，帮不了陆军什么大忙。此外，蒋介石选择的汤恩伯也不是什么合适的守城之将。汤氏擅长进攻与冒险，守城需要忍耐和坚决牺牲之勇气，非其所能。 这里可以插说一句题外话：国民党军中并非没有擅守之将，却均不能为蒋介石所用。如陈明仁，1947年夏季，在四平曾以3.5万二线部队扛住了东北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的猛攻，是国民党军方面绝无仅有的守将，但战后不久却以“贪污”“部队军纪不好”而去职，主要罪状之一居然是作战时以美援面粉、大豆做工事——这种罪名如能成立，国民党该是一个何等清廉的组织了！又如胡翼烜，曾以5000人的部队（其中正规军只有2000人左右）据守莱阳，许世友调华野7纵及13纵一个整师猛攻10多天，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攻克了莱阳。就这样，胡还带了10多名部下顺利脱逃了。这也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守城有方的一个极其罕见的战例，但蒋似乎对胡翼烜的这一成就评价一般，胡脱身后，官职小升一级，仅此而已。 三、“不恤将力，弃如敝履” 这点是蒋介石独享的一个痼疾。前文谈到，蒋介石作战指挥一大弱点就是部下凡困必救，有时为了救援一支小部队倒赔掉了更大的部队。但人们切不可因此推论蒋介石有什么“妇人之仁”，是因为心肠软才导致行事为敌所乘。事情恰恰相反，蒋介石的政治人格——至少军事指挥方面的政治人格是很成问题的。凡困必救，只能说是他军事指挥的癖好而已。但如果救而不得怎么办呢？现有的史料表明，他还有另一大嗜好：即希望领军之将为该战事殉葬，用他的套话讲，就是“不成功，即成仁”。他这一嗜好出奇之处在于：其一，他希望部下殉战的这一心态，近乎盲目偏执。无论有多么强烈的外部客观因素（对手多么强大），或者统兵大将本身并不用为战事不利负责，他都统统不问。其二，他这种嗜好似乎是专门针对与中共作战而言的，对日军作战时并看不到他有此方面的强烈表现。 以襄阳之战为例，驻守该地的是国民党政府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他是黄埔一期生，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国民党三青团组织的创始人，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同寻常。1948年7月上旬，中野开始攻打襄阳后，蒋介石在9日致电康泽：“闻襄樊被围，无任系念。”“望弟苦守待援，并为我代慰全体军民为要。”16日，解放军攻克襄阳，康泽被俘。康泽居然不自杀！这件事给蒋介石造成了莫大的精神打击。他在日记上写道：“匪广播康泽被俘，此消息余仍不敢信以为真。如康果被俘受辱，而不能自戕，则我国军将领与党员真无志气、忘廉耻，而其个人之利害荣辱更不待言。故余决不以为真也。” 如此便不难理解其他类似情况：王耀武坐困愁城，早就试图突围，蒋介石以济南为省城被共军轻易攻占政治影响不好为由严词拒绝，搞到王耀武被人活捉——他仿佛以为这样影响才好似的；东北战场上郑洞国、廖耀湘等集团早就处在十分不利的处境，他也不允许这些将领各自分头突围，保存多少实力算多少，似乎被解放军都一网打尽才心满意足；最令人鄙夷的是淮海战役后期，大势已经极为明了，他也绝不授权杜聿明、邱清泉等自行突围，等到杜集团被困陈官庄，那当然什么都晚了…… 蒋败退至台湾后，仍保留了这个恶劣的癖好。他令王生明死守一江山岛，“目的只在唤起国际的能见度和敌人的惊奇。” 对蒋介石这一弱点，国内学界谈论不多，但台湾的一些人士则有较深刻的认识。郝柏村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蒋公决定固守济南，政略目的确有必要，但军事战略已无把握。蒋公勉王耀武死守，不可突围，期其成仁，亦如对康泽。”郝柏村还感慨道：“为将之道，固存心时时可死，但作战应步步求生。蒋公在日记中常痛责将领无能，固属将领的战略、战术素养不足，战志不坚，但如固守变成死守，死守成为守死，战例一再发生，有骨气的将领自戕负责诚可佩，但被俘变节则士气必如溃堤，而不可收拾。” 在中国近现代军事统帅中，蒋这种残酷的性格是非常特殊而且怪异的。考其来由，莫非是日本军事教育及满清所谓地方大员守土有责观念的混合体？还是掺和了明末的腐儒习气？ 而反观共产党方面，对人才的保护、重视是国民党方面难以比拟的。仍以中原突围为例，中原军区以6万兵力吸引30万国民党大军，对其他战略大区的作战当然是有利。但一旦中原军区判定敌军合围之势将成，中原军区请求“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毛泽东立即复电李先念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战机。望团结战斗，预祝你们胜利。”这其中毛泽东对于皮定均旅的关注尤其值得一提。皮旅这次执行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即向主力突围的相反方向做运动，并要扮作主力，吸引越多国民党军的追击越好。这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任务。照理说，这样一支7000人的部队，在这时的解放军系统中已不占什么重要的地位了。但毛泽东却始终关注这样一支偏师，乃至于在其陷入重围时直接电谕：“快走！”毛对于皮旅的关注显然不是姿态性的，他对皮旅奇迹般的全身突围一直铭记在心。1955年授衔时，他唯一干预晋衔的将领就是皮定均：“皮有功，少晋中。”这是一段将帅相得的佳话。而蒋介石对胡翼烜的态度相形之下堪称可笑。 稍通现代军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原突围保存了多少共产党干部，而李先念、王树声、王震等后来又给国民党军带来了多少麻烦。而事情反过来做一点假设，如果王耀武、杜聿明、廖耀湘、邱清泉、郑庭笈等一拨战将三大战役后还能在国民党军中领兵，那么他们虽无挽救大局之能，但国民党军大概也不至于落到一溃千里、绝无还手之力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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