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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已20多年了，故乡那片土地、那些人、那些场景片段时常在脑海浮现。那是我少儿时的故乡，父亲在世时的故乡，如根一样盘桓在我的记忆里。
村里的农人对一年中的时节了然于胸，春节一过，就是元宵，祠堂大门就挂上大大的红灯笼。
比起“上灯”，村里过元宵，都显得不那么热闹。
父亲对“时头八节”（四时八节）不是特别在意，唯独对大孙子“上灯”很上心。
“上灯”这个民俗，不知道起源于哪个年代，但在村里，其热闹不亚于我小时候过的那些年，也是除过年外让我最兴奋的日子了。
正月十六，村庄又笼罩在一片喜庆的氛围中。这一天，就是过去一年添丁或新婚人家“上灯”的日子，每个“房头”（家族的分支）的祠堂里亮着的灯笼，就是“上灯”人家挂上去的，寓意“添丁”。
大哥结婚及大侄子出生，第二年正月十六要“上灯”，那年我9岁。这是我家第一次“上灯”，父亲颇为重视。
听村里的老人说，旧社会，大家穷得叮当响，有户人家实在没办法，卖掉哥哥，给弟弟“上灯”。这样男孩的一生才会顺风顺水，吉祥如意。
那段时间，村民林亚通晚上经常到我家串门，话多，谈天说地，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祖母说他“长屁股”。林亚通除了谈农事，还不忘给父亲打气：“输人不输阵，第一架灯，要门面好看些，太简单不行。”
节俭出了名的我父亲，觉得他说得在理：“对！不能办得太好，也不能办得太寒碜。”
于是，我家请了几位妇女做“油锥”（蒸熟的甜肉番薯加上糯米粉，和成团，再和面，撕一小块，捏成薄皮，放些炒熟捣碎的花生和红糖掺成的馅，做成漂亮的“油锥”），家里热闹起来了。几个妇女凑在一块，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家常，加上锅里炸着“油锥”散发出的香味，把我家办喜事的气氛渲染得格外浓烈。
一盆刚炸好的香喷喷的“油锥”放在我面前，光是用鼻子闻闻，就已经馋得口水直流了。
妇女们帮忙给全村家家户户派发“油锥”，每家12个，对方放1块或2块钱在盘子里作为回礼。
正月十六下午，林氏宗祠（全村的祠堂）面前的小广场，热闹非凡，全村“上灯”户集中在那里祭拜祖先。小广场烟雾缭绕，高脚四方饭桌（八仙桌）摆满了“上灯”户的祭品——都是平时不容易吃到的东西，有鸡鹅鸭，甚至有“全猪”（去掉内脏）。猪抬起头，嘴里含着一个柑，显得雄赳赳气昂昂。还有一个劲往上长的祭品（里面放着一个大白萝卜，然后把食材堆砌上去），犹如一座座耸立的山峰，颇为壮观。这是在晒灯桌——这时候家乡人的脸面比什么都重要，食材砌得最高的人家自有傲视群雄的气概，满脸的荣光！
这厢在隆重地祭拜祖先，那厢已上演隆隆烈烈的“抢人”大战。
我亲眼看到最有趣最经典的一幕是：“上灯”户林老贼和林马惜正在争夺非“上灯”户林水良，在巷子里，他们拉来拉去，像在“拔河”，谁都说先交代好的，林水良被拉得东歪西斜，晕头转向，竟不知去哪家赴宴了。
按照风俗，“上灯”户务必把同一个“房头”的非“上灯”户（每户派一位代表）都请来吃喜宴。请不完的，第二天要补请。食材不能放久，我家出动了有生力量，也没有一次性搞定所有该请的人，第二天中午还得请来“漏网之鱼”吃喜宴。
赴“上灯”宴不用付红包，在后来多少年里，有“上灯”人家诚意地找上门来，请父亲去吃喜宴，父亲经常借机逃脱，甚至有一次跑去村边的老屋躲起来。在物质比较匮乏的那个年代，去给枯肠添一些油水，机会难得，可是父亲不想占这个便宜。父亲说，咱家以后没有什么喜事回请人家，吃了人家的心不安。我想，村里再也找不到像父亲这样自量的人了。
父亲离开我们已好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乡在我记忆里似乎越来越模糊，但“上灯”在我记忆里是如此鲜活、清晰，难以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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