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与陶燮咸交游考

清末著名书画篆刻家赵之谦（1829—1884）于咸丰八年（1858）七月刻有“北平陶燮咸印信”白文印一方（图1），此外在同一年还为陶燮咸刻“燮咸长寿”“星父”两方印。此三方印尤以“北平陶燮印信”为其早期篆刻之代表作，此印“整体风格饱满浑厚、平实古朴、富有张力”〔1〕。赵之谦对篆刻一艺自视极高，非至亲或交谊深厚者从不肯下刀，能在同一年为陶氏治三方印章，应是与赵之谦交谊较深者，故引起了笔者对陶燮咸其人的兴趣和关注。然考索当前有关赵之谦诸多研究成果，多以此数方印章本身的真伪、章法、刀法、风格等方面之研究为主〔2〕，笔者虽已撰文对陶燮咸的名号进行了考证，而对于陶氏生平以及赵之谦与陶氏的交游情状，还值得进一步考论。本文拟以赵之谦现存书画篆刻作品，赵、陶二人好友周星誉、周星诒、傅以礼等人的日记、题跋、诗文等相关文献材料为切入点，对陶燮咸的生平、陶氏与赵之谦的交游情况进行考察，既能补二人交游之缺，又可以通过此案例，审视普通文士与艺术名家之间的交流、互动。

一、陶燮咸的生平以及相关问题考论

翻检文献，有关陶燮咸生平的史料较为稀少，《清史稿》及《清史列传》均无专传，据赵之谦为其所治“北平陶燮咸印信”印以及边款“星甫将有远行”云云，可知，陶氏有“星甫”名号，且为北平人。笔者曾考证陶氏另有“琴子”〔3〕名号，《益阳县志》记载陶氏籍贯为河北宛平（今北京）人，燮咸曾以“监生”身份入仕，于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元年（1862）任湖南益阳县知县〔4〕，同治元年（1862）任湖南宁远县署知县。同年六月初五，同治皇帝在九嶷山祭奠舜帝，陶氏以署知县身份参与陪祭〔5〕。《长沙市志》记载陶氏同治六年任长沙县署知县，并参与续修《长沙县志》〔6〕。同治年间所编《同治安化县志》记载陶氏于同治七年（1858）任安化县知县〔7〕。著有《红藕词》一卷，稿本，现藏台北图书馆。

1.陶燮咸生卒年考

咸丰年间，周星誉〔8〕兄弟三人以及好友李慈铭、王平子等创立“益社”（又称言社）〔9〕，一时文人唱和颇为频繁。周星誉《鸥堂日记》载，陶燮咸在咸丰五年（1855）间与“益社”名士过从甚密，星誉五兄周灏孙曾为陶燮咸《红藕词》作跋，跋文有云：“予与琴子交五年，琴子少于予八年。”可知陶氏比周灏孙小八岁，周灏孙即周星譼，原名灏孙，字涑人，又字素人，号神素，周星誉之兄。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安徽无为州知州，其生卒年尚无确考。

周灏孙在周氏兄弟中排行第五，且与其他四位兄弟被目为“五周先生”。周星诒〔10〕外孙之《冒鹤亭先生年谱》载：“五周先生者：周文之（名沐润），道光进士，常州府知府，为外祖季贶之大兄。周复之（名源绪），道光进士，安庆府知府，行二。周涑人（名星譼），安徽无为州知州，行五。以及伯外祖畇叔，行七。祖季贶，行八。”〔11〕

图1 赵之谦篆刻“北平陶燮咸印信”

周氏兄弟能考知确切生年的有周沐润、周星誉和周星诒，《中国文学编年史》载周沐润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12〕，《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记载周星誉生于道光六年（1826）〔13〕，据此可知周灏孙生年在嘉庆十九年（1814）至道光六年（1826）之间，周沐润排行老大，周灏孙排行第五，周星誉排行第七，灏孙自然与其七弟星誉年龄相差较小，故二人生年相差应在5年以内。据此可推知周灏孙生年当在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五年（1825）之间，陶燮咸生年当在道光九年（1829）至道光十三（1833）年之间。

图2 [清]赵之谦《致艾臣书札》

再考陶燮咸的卒年问题，陶氏好友，词人黄炳堃著有《希古堂集》二十四卷，文集中收有《一萼红》一阙，序云：

庚申、辛酉间，余与陶琴子燮咸、蔡蘋南忠治同宦长沙，相与倚声，互为顾误。嗣蘋南改官吾粤，湘中寓公其以填词竞美者，余与琴子而已。迨己巳冬，琴子物化，未几蘋南亦客死，三水朋辈落落，按拍何人，檀板玉笙，伤心萧索，为填此解，以志凄楚。〔14〕

黄氏此篇小序，交代黄氏于咸丰十年（1860，庚申）至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间，与陶燮咸、蔡忠治同宦于长沙，此可补充陶氏此两年生平。又云己巳（1869）年冬，“琴子物化”，据此可得知陶燮咸殁于同治八年（1869）冬，时应在兴化县任所，殁时年纪尚轻，当在36岁至40岁之间。

2.陶燮咸的先祖

咸丰年间，陶燮咸与“益社”中人，交往颇密，周星誉《鸥堂日记》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初十日载：“晴。赴郡过节子家晚饭。谈至二鼓，月极皎，因别子九、节之，同雪瓯、莼客、平子、寄公、季贶步月。”可知赵之谦好友傅以礼〔15〕亦与“益社”中人有交往，据此线索，笔者翻检傅氏《华延年室题跋》，其中收有《钦颁武英殿聚珍版书浙刻本跋》发现了有关陶氏的重要信息，跋文节录于下：

曩岁辛亥秋试，在都损十金获是书于厂肆。校刊颇审，惜未能通体清明。盖当时分三次付锲，洎后讫工，而先出者浸浸漫漶矣。幸刊行在前者流传较多，购致亦易。嗣睹初印零种，辄博收以备抽换。会得陶文简望龄手批《侯靖录》，其族裔琴子明府燮咸见而乞去，而以是书全部见诒，由是所聚益夥。〔16〕

傅以礼在跋文中交代了获得《钦颁武英殿聚珍版书浙刻本》一书的经过，咸丰元年（1851），傅氏在京参加秋试，以十两白银获此书，但仅为“初印零种”，后因其好友陶燮咸见傅氏家藏其先祖陶望龄手批《侯靖录》，陶氏最终以其所藏《钦颁武英殿聚珍版书浙刻本》全部同傅以礼所藏《侯靖录》交换，从此则跋文可知傅以礼与陶燮咸亦为好友，又可知陶氏先祖为陶望龄。《浙江人物志》载：

陶望龄（1562—1609），字周望，号石箦，晚号歇庵居士，会稽陶堰（今属绍兴）人。明南京礼部尚书陶承学之三子，少有文名。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三，授编修，后晋国子祭酒，因母老辞归未任……〔17〕

据此可知陶燮咸为浙江会稽陶氏望族，陶燮咸原籍会稽（今绍兴），应同傅以礼一样，寄籍于北平，这也就解释了陶氏与长期生活于会稽的周星誉、赵之谦等人交好的原因。

二、赵之谦与陶燮咸的交游

1.浙东才俊，相识订交

翻检赵之谦书画作品，咸丰八年（1858）四月二十三日，赵氏曾为陶燮咸作《自作诗》楷书册，款文曰：

琴子以此册索书，几五年馀矣。今偶检箧得之，杂录旧作以还。诗字俱劣，实不值一笑也。戊午四月二十三日，赵之谦记。〔18〕

此册为赵之谦较为罕见的早期书法作品，从中可以了解他青年时期的书风和诗风。考察赵氏生平，道光二十八年（1848）赵之谦考取秀才，得以进入绍兴府学进一步深造，并引起了当时正在绍兴为官的缪梓〔19〕的注意，并收之谦为及门弟子。咸丰四年（1854），缪梓赴省城杭州任职，赵之谦随同缪师客居杭州，侍奉文幕。咸丰六年（1856）春，缪梓改署按察使。上任之后，军报迭至，据闻太平军西线大军将领石达开已经攻陷江西抚州、建昌等郡县，浙西疆域岌岌可危，缪梓被举荐至衢州负责督办军事，赵之谦作为缪师的文幕也一同随行。咸丰八年（1858）春，赵之谦“十三日自兰溪开船，一路顺风，晚即过桐庐，次早到富阳，晚抵义桥，即登舟，于十五午抵家”〔20〕。由此可知咸丰八年（1858）春以后，赵之谦居于绍兴家中，为陶燮咸所书《自作诗》册，即在此期。款文又云陶燮咸“以此册索书，几五年馀矣”，可知陶氏与赵之谦于咸丰三年（1853）二十五岁时已经相识。赵之谦在二十五岁前后主要行迹不出家乡会稽（绍兴）和杭州，赵、陶氏应相识于会稽（绍兴）或杭州。

陶燮咸能与赵之谦相识，应与周星誉兄弟有很大关系。周星誉于道光末年以翰林居家，受到浙东名士的推服，创立益社。“一时名士许梦西（棫）、陈珊士（寿祺）、王子平（星諴）、孙莲士（廷璋）、李莼客（慈铭）、谭仲修暨漱人先生、季贶先生咸隶社籍。”〔21〕文献中虽无陶燮咸加入“益社”的记载，但周星誉在《鸥堂日记》中却多次提到“琴子”“陶琴子”，如咸丰五年（1855）二月初十日：

是日为余三十生辰，设饮款客，为竟日快叙。子九、宝薏、莼客、琴子、春台、半厓至夜分始去。蓝叔、孟调仍留宿斋中。

此篇日记，周星誉记叙“蓝叔”、陶燮咸等人同其过三十生辰的情境，“蓝叔”即丁文蔚〔22〕，为赵之谦挚友。

咸丰五年（1855）四月初六《鸥堂日记》载：

予尝与平子论古今名流，性情学术虽各有所近，然其源终不外乎“清”之一字，因就同人中评论之，颇肖其为人。雨窗夜坐，漫记于此：许梦西清远；孙子九清和；周雪瓯清豪；孙莲士清超；李莼客清刚；陶琴子清真；王平子清隽；吾家素人清奇；季贶清爽。〔23〕

周星誉认为陶燮咸诗文“清真”，可从侧面得知陶燮咸诗文之风，从星誉日记可以看出周氏兄弟与陶燮咸确非泛泛之交，而赵之谦与周氏兄弟相识亦早，星誉兄弟早年就与赵氏好友丁文蔚、傅以礼〔24〕等往来较密，赵氏对周星誉的文学修养也极推重，认为“周畇叔侍御论诗最严，读初集竟亦叹赏不置”〔25〕。赵在同治二年（1863）入京参加会试报罢之后，准备返乡，但“旅费又罄，甚可自危”，幸“赖周叔云侍御力任其后”〔26〕才得以度过此段艰难时日。据此推测，赵之谦与陶燮咸应以周星誉兄弟为中介相识于家乡会稽。

就在为陶燮咸书《自作诗》册的同一年，即咸丰八年（1858）七月，赵之谦又为陶氏治“北平陶燮咸印信”白文印（图1），款文曰：“星甫将有远行，出石索刻。为模汉铸印法。谛视乃类《五凤摩崖》，《石门颂》二刻。请方家鉴别。戊午七月，撝叔作。”此年九月，又为其治“星父”朱文印，款曰：“此石涩而腐，刻成大不易。戊午九月，撝叔记。”另外还为陶氏治“燮咸长寿”白文印一枚，印款无明确记年〔27〕。赵之谦挚友胡澍曾言：“撝叔素覃思经世之学，薄彼小技，聊资讬兴，随作随弃，常无稿本，又性不耐为人刻印，故交求者间得一二，非真知笃好，或不靳不与。”〔28〕赵之谦能在同一年为陶氏治印数方，可见二人交谊之深。

就在此年，周星誉兄弟为陶咸燮作《红藕词跋》两则。第一篇跋由周灏孙所作，节录跋文于下：

向耳琴子善画及诗，初不知琴子长于词，几于予叔子埒。今得见甲、乙集，乃知其所以妙，宜乎其颜集曰观妙，观之时义大矣哉。予与琴子交五年，琴子少于予八年，初仕，读《盐铁论》，去乡不百里，暇辄归事其尊君，怡怡绕膝，不忍西席，其孝如此。遇事毅然，为秉性刚然，而所为词者则缠绵悱恻，颇得姜白石、秦少游之概……戊午冬，同学兄灏孙跋于太平门吃菜屋中。〔29〕

上文透露出以下三方面信息：其一，陶燮咸不但擅诗词还擅绘画；其二，跋文中交代灏孙于咸丰八年（1858）戊午与陶氏交五年，而赵之谦在同一年为陶氏所作《自作诗》册言陶氏“以此册索书几五年”，此应非巧合，可见陶燮咸应与赵之谦、周氏兄弟在同一年即咸丰三年（1853）相识订交；其三，此又可以作为陶与赵的相识应以周星誉兄弟为中介的旁证。另一篇跋文则由周星誉所作，节录跋文于下：

戊午秋季，琴子将谒选北上，濒行，出是集属为勘定。吹斑索垢，评泊过严。盈寸之珠，盈尺之玿，宝之者必期无纤瑕微颣而后快。仆于琴子犹是意尔。时十月己卯，祥符世愚兄周星誉跋。〔30〕

之谦在为陶氏治“北平陶燮咸印信”的印章款文中也交代“星甫将有远行”，应为星誉跋文所言戊午秋季陶氏将谒选北上之事。考察之谦在咸丰八年（1858）春天后归家时的情状，赵氏所向往的仕途功名虽一直未见起色，然而八月之后“忽旧业中兴，索书索画之人接于户庭”“咸丰八年、九年间赵之谦的艺术创作极其活跃，往往一月之内即有数作，反映了他生计无忧之时悠然畅达的创作心境”〔31〕。赵之谦为陶燮咸作书册、治印就在此期。

2.鸿雁往来，交谊情深

为了对赵之谦与陶燮咸之间的交游情况进一步挖掘，笔者于赵之谦《致艾臣书札》中（图2），发现了有关“琴子”的重要信息，此札收录于《日本藏赵之谦金石书画精选》中。札文较长，重要内容节录于下：

艾臣姻世叔大人阁下：忽忽十年，莫达尺一。故乡灰烬，家破人亡。每念安土，歆叹再至。然恐覆巢完卵之冀，未必不系公魂梦也。

谦自庚申北上阻贼，辛酉二月赖节子十一叔命赴温州……拟试毕即作归计，苦无称贷处，否则当入资为县令，楚、粤、豫章听所之矣。生平所有，一付逆焰，此时糊口无术。不能再从事笔研，论分则可耻，内省则亦可惜也。节子叔为孙氏案牵累陷省中，近竟无消息，老友胡荄甫奔出曾询之，云亦不曾见。不知归与、抑殉难与？欲祭疑其在矣。

琴子兄闻尚得法，不及另函，望即示以此信。其实胸中尚有千万言，此数纸亦不算一口气也。如得暇，望随示一二行，由叔云太史转递亦可。浙中自左抚军抵衢，始闻复一二县。近且克严、金。仰观天意，当有转机。惟不知薄言旋归在何耳。草此，祗请升安。姻世愚侄期赵之谦顿首。二月五日。

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二十六日，赵之谦与好友胡澍一起从温州乘船出发，于同治二年（1863）正月抵京，准备参加会试，此次考试即三月初九、初十的恩科会试〔32〕。根据赵之谦此手札之“颜行”书风与手札中自述“拟试毕”云云，推断此札作于同治二年（1863）参加会试前的二月五日，此札受信人“艾臣”，即傅以礼次兄，傅以绥〔33〕。

函中云“琴子兄尚得法”，此为何意？笔者推测，赵之谦、傅以礼等人皆以谋得一官半职，实现他们“治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从陶氏“监生”身份推测，陶氏家境应较为富裕，故年轻时即捐纳监生，清代“承袭明制，士子可以纳栗入监，取得后出身，初称准贡，一般称作例监、例贡。国子监生肄业期满，便可由吏部考授官职”〔34〕，上文所述“琴子”于咸丰八年（1858）谒选北上之事，应为陶氏北上入国子监事，国子监学习期满后，燮咸于咸丰十一年（1861）授益阳县知县，而赵之谦却正在为实现此目标而参加科举考试，此应为赵氏所云陶氏“尚得法”之意。函中又交代之谦本想为陶燮咸另写一通书信，但实在无暇，由傅以绥“即示以此信”，并期望傅氏亦能“随示”书信“一二行”，并由周星誉转递给自己。此札可以看出傅以绥与陶燮咸、赵之谦交谊均较深，傅氏于此际任湖南安仁县知县〔35〕，而陶燮咸此际在湖南宁远任职，二人皆宦游湖南，故托傅以绥转示此信完全合情合理。

为了对陶燮咸生平进行深入挖掘，笔者细阅周星誉兄弟日记，其中星诒《窳櫎日记·吴游日记》“甲申闰月十三日”所记极为重要：

予自丁巳秋九，由里中赴闽入赀，叔兄时以编修客沪，函命来沪航海，同寓卢氏寓楼匝月。……次年戊午仲春，偕傅艾臣再来，珊士、陶琴子继至，同寓张氏寓楼，予旋移寓卢氏。……自后由都返里，径诣闽中，不饮吴淞江水者二十五年矣。卢氏、张氏主人久已殇故，寓楼故址不复可寻，旧同游者珊士、艾臣、琴子、九亭墓木成拱……〔36〕

上文透露以下三条重要信息：其一，咸丰八年（1858）戊午仲春，周星诒曾与傅以绥、陈珊士、陶燮咸一起同游上海，而就在此年初夏四月，赵之谦在家乡绍兴为陶氏做楷书诗册，并在七月为陶氏治印多枚；其二，从日记可看出周星诒对亡友陶琴子等人的深厚思念之情；其三，从周星诒于光绪十年（1884）日记中所述“艾臣、琴子、九亭墓术成拱”可知，陶燮咸、傅以绥均已于此年早已作古，根据上文考证，陶氏殁于同治八年（1869）秋，距光绪十年（1884）已经十五个春秋，陶氏墓木确已拱矣。

图3 [清]傅以礼《华延年室吉金小品》中陶燮咸的两则短跋

3.华延年室、吉金题跋

在清代中叶乾嘉学派潮流的历史惯性下，晚清金石学者的研究条件已大大改善，金石学家刻意搜求，金石拓本层出不穷，为学者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料。学者之间的交流渠道，除了传统的刊书流布，信札往还或拓本题跋也成为重要的形式。赵之谦老友傅以礼所辑《华延年室吉金小品》便是这些学者交流、互动的产物。赵之谦与陶燮咸作为傅氏好友也参与其中，《华延年室吉金小品》系傅氏辑录友人所藏的金石小品拓本，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古器物铭、泉币、化布，下卷为造像题记。书中不但收有赵之谦本人所藏之吉金小品拓片，赵氏还为此书题写书名并跋曰：“节子所藏，撝叔书眉。”此文字虽末署书写年月，但依据书风，应为赵之谦同治五年（1866）之后的成熟期书作。《华延年室吉金小品》亦收陶燮咸的两则短跋，上卷卷尾跋曰：“同治戊辰四月十八日，北平陶燮咸观，时同客长沙。”跋文下方钤有虎形肖形印一枚。下卷卷尾跋曰：“星甫陶燮咸曾观，时戊辰四月十八夕，倚装识。”跋文左侧钤有“琴子”朱文印一枚（图3）。此为笔者目前所见陶氏唯一现存手迹，亦可得以窥见陶氏书法风格，大体受晚清碑学书风的影响，结字横扁，笔法苍劲，陶氏书法亦不俗。

陶燮咸与赵之谦及他们共同好友的钤印和文字，均为他们之间学术交流、诗词唱酬的印证，陶氏跋文书于同治七年（1868）四月十八日，时任长沙县署知县，与题跋所言与傅以礼“同客长沙”相合。同治六年（1867），傅以礼绕道长沙探望仲兄傅以绥，在长沙期间，傅以绥因傅以礼“留意家世旧闻”，于是委托他编纂傅氏家谱，傅氏积五月之力，粗成《傅氏家乘前后编》若干卷〔37〕。陶氏为《华延年室吉金小品》题写跋文即在此间。而就在陶燮咸在长沙作跋文之时，赵之谦却远客于京师，参加此年三月的礼部会试，第三次应试仍不第，他对于科举一途已心灰意冷，但赵之谦的书画篆刻已驰名于京城，其艺术成就已达巅峰状态。

结语

陶燮咸与赵之谦得以相识、相交，除共同生活在会稽地区以外，应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二人对金石书画的酷爱。陶氏虽擅诗文、书画，并曾得到名士周星誉等人的称扬，但因英年早逝，故其诗文、书画均未取得较大成就，死后也很快被历史所遗忘，仅留下词集一卷，仍留待研究。陶、赵二人的交往，可以作为一位普通文士与书画大家交游、互动的生动案例，由于时光的流逝，即使像赵之谦这样的书画大家，其书画作品、诗文著作也不可能全部留存，笔者推测，有关赵之谦和陶燮咸之间书画金石、诗词文章往来，绝不限于文中所述之寥寥，或湮灭不存，或阙而待考。

——莫自鸣馆——

原创作者✎杨斌

整理排版✎莫自鸣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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