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奇人陈炳旗: 我是怎样从一个'渐冻人'到中医大师的

阿弥陀佛cq1zp7 2024-04-27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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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陈炳旗，今年76岁，我不仅是个医生，也是个病人，而且是鬼门关口走了一遭的人。我现在走路左脚还不是很利落，左手的肌肉也还是塌陷的，别人以为我中风过。其实，我就是你们经常听到的“渐冻人”。

1992年，我44岁，被确诊患上“运动神经元进行性脊肌萎缩”，我自己做中医，中医上把这个病称为“痿癖”。当时拿着医生的诊断书，就仿佛拿到了阎王爷的“判决书”，医学上得此病的人，最长生命期7年，也就是说，我最多只能再多活7年。前几年在胜利剧院，偶遇了一个老朋友，老朋友看到我的眼神就跟见到鬼一样，又惊又喜，他说，自从他得知我生了这个病，也没敢跟我多联系，以为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立志学医

自学

我出生于四十年代，成长在金华市白龙桥镇上的一个村子里。以前医疗条件差，母亲在我11岁的时候，患上了肺痈，这个现在用几味药就能治好的小病，却要了母亲的命。眼睁睁看着母亲的离世，我立志要做一名医生。

二十岁出头，我就成为村里的一个赤脚医生。当时村里有个老药农叫倪大万，年纪花甲，长居深山，偶尔出山来卖药，有缘能碰上他的人，就让倪大万帮忙看病。为了能碰到这位“高人”，我一边自己经常进山采草药，一边广交了很多山里的朋友，在他们的引荐下，我认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师傅，跟着倪大万，我识遍了山间各种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药材，再加上我这个人爱钻研，也研究出不少属于自己的“独门秘方”。

初尝甜果

村里我有个开裆裤兄弟，因为一只眼睛瞎了，我们叫他“独眼龙”，独眼龙的亲娘得了胃癌，送去城里，城里的医生说“差不多了，没得治了，病人想吃啥让她吃点”，只好又接回了农村。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亲娘癌痛一发作，喊得哭天抢地，左邻右舍的人都能听到，大家背后流言蜚语，指指点点。独眼龙没法子，就来问我有没有办法可以缓解他娘的痛。我记得以前看过医术上记载着斑蝥虫可以治癌，但具体怎么治，上面没有写，看看独眼龙的娘遭这份罪，我想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

我先去抓来斑蝥虫，别看这种小小的硬壳虫，并不好抓，一抓在手里，它就“噗”得放臭屁，这个屁顷刻间把我的手指甲熏黄了，足足两个多星期，这个黄色才能褪去。我就想到，这个屁毒性这么强，癌也是人体上的“毒”，我要不就以毒攻毒。

但怎么拿“屁”去攻独眼龙娘胃里的“毒”呢？我拿来几个生鸡蛋，在鸡蛋上打一小孔，把斑蝥虫一只只地塞进去，然后再用几粒饭子捏成一团把鸡蛋的孔死死堵住，然后放到锅里去煮，温度一高，斑蝥受不了了，在蛋里拼命放屁。等蛋熟了，敲开一看，蛋白都被斑蝥虫的屁熏成了黄色，一枚“毒鸡蛋”出锅了。

我备好解药，自己先试吃了个毒鸡蛋，没被毒死。下一步就拿去个独眼龙的娘吃了，他娘被癌痛也折磨得死去活来，对吃这个毒鸡蛋毫无异议，而且还说，真的把她吃死了，也不用我负责。于是，他娘几口就吃掉了鸡蛋，据独眼龙说，当天夜里老人家的肚子“咕噜噜”直叫，胀，他娘起来拉了半马桶的屎，奇臭无比。拉完后，他娘肚子觉得通体舒畅，胃也不痛了，全靠这个“毒鸡蛋”的方子，独眼龙的娘后来又活了两年多。

不仅四脚蛇是我的老师，大自然中各种蛇、虫、百脚都是我的老师。

自打这件事后，我对研究疑难杂症越来越有兴趣。有一天，一群人围着看什么，我凑进去一看，呵，好家伙，原来是一条半尺来长的蜈蚣和一只四脚蛇在打架，你缠我扒，我咬你翻，四脚蛇的伤势有点重，打着打着，它突然虚张声势一下，转身溜走了。看热闹的人群一哄而散，我不甘心，觉得毒蜈蚣肯定在四脚蛇身上喷了毒液，它会溜去哪里呢？我紧随其后，四脚蛇因为受伤，爬得不快，看到它来到一丛灌木下，将伤口对着树皮，轻轻蹭呀蹭。我心想，这灌木，莫非能治毒伤？

等到四脚蛇走开，我捡起一个石片，在灌木树干上刮划，用随身的小瓷缸接下树汁。为了验证这个树汁是否管用，我先在鸡身上试，的确有效。我又在自己身上试，抓来一条长蜈蚣，拦腰斩断，让发怒的蜈蚣死死咬住自己，不一会儿，蜈蚣的毒液就把我身上的淋巴激大了，我赶紧用那树汁又涂又挤，嘿，疗效真不错。

不仅四脚蛇是我的老师，大自然中各种蛇、虫、百脚都是我的老师。我这个村民眼中“神经有点毛病”的赤脚医生慢慢有了点小名气，而后我又在部队里学了外科，同时，又被抽调到公社里，作为公社党委书记的培养对象。

拜师

没想到命运最终带我来到杭州，1978年恢复高考，我成为首届大学生，考进浙江中医学院就读。虽然我在田野中成长起来，尝遍百草，识得百药，但我对中医课本里的知识充满渴望，每天教室、图书馆、寝室，三点一线。因为成绩优异，我毕业后留了校，也因此结识了我的恩师——中医泰斗潘国贤教授。潘老年轻时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潘老曾在重庆中央国医馆任教务主任，给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看病。

1961年，潘老回到浙江，成立了浙医大二院第一个肿瘤科室，1964年，他又开辟出了浙江中医学院肿瘤科室。潘老自身很喜欢中草药，而恰好，我对草药如数家珍，两人志趣相投，在这样的机缘下，潘老收下了我这个从“赤脚医生”成长起来的关门弟子。

诊断书下来，天塌了

我一边做潘老的弟子，一边在浙江中医学院门诊部做副主任，看似各方面发展都越来越好。1989年，在我工作的第七年，我发现自己左手颤抖，起初并没多在意，后来左上肢明显乏力，肌肉开始萎缩，手慢慢不听使唤，继而左腿迈不开步子，走路的腿如扫地一般，完全使不上劲。

我先去了浙医二院，拿到诊断书那刻，犹如拿到一份死刑判决书：“运动神经元疾病”。顿时，整个人五雷轰顶，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个病的得病概率很小，书上写只有十万分之四。我心存侥幸，肯定是误诊了。一路走来，天将降大任于我陈炳旗，不会这么快要收我回去的。

我又去找省外的大医院看，上海的华山医院、中山医院，江苏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都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不甘心，又跑到北京，在最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里，测了肌力，做肌电图，最后得出结论是肌体失神经改变并有巨大电位；再会诊——前角细胞病变，两侧手肌左臂明显萎缩，下肢膝、踝关节反射消失。依然是：“运动神经元疾病”。

我一个人如一片飘零的落叶，游荡在路上，看着不争气的脚、不听使唤的手，我没有马上回到杭州，而是走进了国家图书馆，希望在这里能找到一线生机。

我找出很多本医书，凡是和“神经”有沾边的内容，都一页页仔细读过去。我看到一本当时国际上最权威的医学专著《西氏内科学精要》上写着：“运动神经元病，首先累及眼球部及肌肉、身体一侧的单个或两个肢体，对称的上肢或下肢或四肢同时发生肌肉萎缩和麻痹……病因不明……在2-7年内死亡……”

已经记不清是如何坐上回杭州的火车，头脑一片空白。一路上我想了很多，想过去的人和事，想小时候在农村池塘里玩水差点被淹死，想到自己去世的父母，想到以前很多被自己治好的病人。越想越多，突然脑海里冒出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人都要死的，不同的在于如何活着，那我现在不正活着吗？起码还有时间拼力一搏。

我在给病人看病时，也经常开导他们心情要放松，对抗疾病要树立信心，怎么临到自己头上，全部都忘光了呢？

等下了火车，回到学校，我反而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在别人眼里，我成了个怪人，没办法，得了怪病，就是要用怪招治。

打破魔咒

《黄帝内经》、《伤寒》、《金匮要略》、《千金要方》、《本草纲目》……老祖宗的书，我一本一本啃过来，希望这些鼻祖们能递给我一根救命稻草。治病讲用药上，从我自己当赤脚医生，再上大学，做医生的经验来看，针对神经元疾病用药的原则，有一条是肯定的：固本原、强心肾、调气血。千年健、地鳖虫、伸筋草、透骨草……这些药都有活血化淤、祛湿化痰、补气养阴生肌肉的作用，应该从这些药着手。

我又回想起以前在上海召开一次中西医结合的神经学术研讨会，同行专家教授们对“神经元”患者提出四个“不能”的要求：人不能太胖，太胖动弹不了，负担更重；人不能太瘦，太瘦则神经没有营养，会加重病情；人不能多动，多动会损伤神经；人不能不动，不动神经细胞会加速萎缩退化。这四个“不能”几乎是长久以来中西医达成的一致原则，问题是，长期以来，“神经元”病人都坚守着这个原则，他们活下来了吗？没有，既然没有人活下来，为什么还要守着这个原则？我决定要打破它。

在翻阅到北宋张君房编纂的《云笈七签》时，一句“以我之心，使我之气，适我之体，攻我之疾”，简直帮我拨开了心中的迷雾，这不是正好为我所用？我的手脚没有力气，刚好能用心、用气来调理。我想起曾经看到过一个美国科学家做的研究，证实人在超脱中静坐，能够恢复身体的自我修复机制和自我平衡机制，对神经激素和部分神经系统有作用。

超脱静坐。于是，我每天4、5点钟，就来到西湖边一公园，选一棵大树下，面朝太阳，趺坐下来，一坐就是半天。慢慢地，萎缩的手背、小腿有微微针刺般的感觉，对于正常人来说，这个感觉再正常不过了，但对于我这个“神经元损伤”、肢体已失去知觉的病人来说，这种久违的感觉让我兴奋，我决定“变本加厉”。

我开始练跪坐、盘腿趺坐、倒立，跪着用关节走路，出诊也跪着、开会也跪着。再后来，我把凳子翻过来，在四个凳脚上盘腿趺坐，刺激臀部的承扶穴，膝关节的委阳穴和浮郄穴，两个踝关节同时压迫三阴交穴。一开始，刚爬上凳脚，痛得满头大汗，腿上青一块紫一块，我不气馁，因为“痛”就是我要的效果，要拼命刺激萎缩的神经，怎么不舒服怎么来。练到现在，别说坐凳脚，倒立一两个小时都不是问题。

再后来，我甚至连睡觉都把双腿交叉反扳后压在身体下面，躺在自己的腿上，拉动关节，这个动作刚好用踝关节点后背的肾俞和气海俞的穴位。在别人眼里，我成了个怪人，没办法，得了怪病，就是要用怪招治。

四分药物，六分锻炼，七年多过去了，我的病情不但没加重，还逐渐好转了，手和脚渐渐有了力气，最关键的是，我打破了运动神经元疾病只能活2-7年的魔咒。

1997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中医药学术交流研讨会上，我发表的《运动神经元疾病治疗体会》吸引了各国与会专家，获得了优秀论文奖。那些外国人看了我趺坐在凳脚上都稀奇死了，我还招呼这些大个子的外国人过来，可以站到我腿上来试试。他们哪敢，他们都觉得如果站上来，肯定会把我的腿压断，后来一个台湾女士胆战心惊站上来了，我又让她在我腿上跳几下……这下有的男士也跃跃欲试站上来。我现在踝关节又粗又大，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后来，又在北京、深圳、马来西亚开了几届学术交流会，媒体把我的故事、论文报道了，国家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钱信忠都接见过我，为我题词，钱部长赞我为“医坛奇才”。有了名气，结果天南地北“神经元”的病人都找上门来了。

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龙致贤介绍了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神经元疾病患者给我。这个病人刚来的时候，病情已经比较严重了，双手臂跟面条一样垂挂着，已经失去自主摆动的能力，靠肩膀相助，手臂才会像秋千般晃动，双腿完全无法走动，靠他人搀扶勉强拖动，饮食、大小便均无法自理。病人去了很多国家，求助了很多医院、专家，都没什么医治的办法。病人家属自己也是医生，刚过来的时候对我很怀疑，觉得连他们发达国家都没辙的病，你们中国人真的有办法？

我一边给病人用药，一边帮他按摩双臂、通经活络，把他的双手往胀处、痛处压。最初病人忍受不了这个痛，还叫嚷着不要喝中药。我告诉他，你这个病，光靠吃药好不了，想要治好就要坚持，不怕吃苦。服药加按摩三天后，病人无意中动了动手，手居然能歪歪斜斜地抬了一下，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又动了动，手又轻微一抬。

这下，病人铁了心要跟我练了，从盘腿静坐刺激关节、挤压神经肌肉，跪地、跪凳、跪坐、跪走，倒立、下腰、转腿，让脑神经、脊椎神经激活手臂神经。

一周后，病人家属外出回来，原想叫服务员来开门，谁知道病人听到脚步声，居然自己站起来为家属打开了门。一家人情不自禁相拥欢呼，激动地流下眼泪，我也为他们高兴。

这位意大利病人一共在杭州接受了28天治疗，告别时，手已经能自主抬起90度，腿脚也能缓慢行走，状态好的时候还能原地缓缓跳几下。病人希望我能去意大利讲学，继续为他治病，我婉言谢绝了，我说中国还有许多病人需要我。

还有个病人，是个退伍军人，2010年的时候，他已经发现自己手部力量在减弱，专门买了哑铃和助力器，结果到后来，别说哑铃，连个杯子都拿不住了。2012年，他跟我在同一个医院——北京301医院（原解放军总医院）确诊为：“运动神经元损伤——肌无力”。

他一开始在网上查，说是北京一所中医院可以治疗“神经元”疾病，兴冲冲寻过去，花去了2万多元配了中药吃下去，一点效果也没。又听说上海医院可以从脊椎注入“神经营养”的生长因子，试了所谓的一个疗程，花去了四万多万元，依然无效。还有个四川来的医生，拍着胸脯说能治好，他预付了五万，针灸、拔罐，结果依旧一场空。

他后来被上海奉贤中医院的针灸科医生介绍到我这里来了，来的时候手臂抬不起，连吞咽都很困难，颈部僵直了。我给他展示了我自己身上留有后遗症的手和脚，跟他讲了我自己的故事。

我给他用药，教他如何打坐，各个方向挤压手部，双手爬墙，练习吞口水，慢慢地，手臂力量、吞咽功能恢复了，就是腿部力量还在继续减弱，他跟我说，陈医师，你放心，我一定会坚持练下去，不会半途而废的。

知道老天让我多活一天，就要多实现一天的价值，去帮助更多的病人

我本是个中医，跟着潘国贤老师学习，对肿瘤、内科都有所研究。但没想到因为自己的病，又多了一块研究的领域。到现在，除了治疗各种肿瘤病人，光“神经元”病人，我就看了600多个了，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有的很有钱，拼命塞钱给我求我救救他，有的很穷，举债看病。

无论对象是谁，他们在我眼里都是病人，都是平等的。潘老一直教导我，行医“病人至上”。以前我在他家中，帮他抄方，来了几位农村来的病人，他正在耐心诊治，刚巧，一位省里大领导也前来就诊，“你好，请坐。”潘老不卑不亢得跟大领导打了招呼，继续为手里的病人就诊，直到把他们送走后再为大领导看病，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我。

遇到条件困难的病人，我不但不收他们诊疗费，还会给他们回家的路费。我从农村出来，至今也不忘根，我们那边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中秋节、春节，我都给他们发过节费。我还资助了不少贫困学生，一直到他们读大学，走上社会。

别看我现在这把年纪，行走也不像常人这么利索，但我一周七天，没有休息天，其中两天赶到金华坐诊，其他五天在杭州几个诊所里轮流坐诊。最近有个年轻人慕名找到我，为了给他父亲治病，他辞了工作，带着爸爸在我家旁边租了个房子住下来，要做我的徒弟。

我确诊后到现在，又活了20多年，钱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我知道老天让我多活一天，就要多实现一天的价值，去帮助更多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