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方卿，李佰珏 作者单位 |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Doi | 10.19619/j.issn.1007-1938.2024.00.022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媒体传播体系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编号23&ZD218）。 引用参考文献格式： 方卿,李佰珏.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编辑数智素养的内涵、价值和培育[J/OL].出版与印刷:1-12[2024-04-26].https:///10.19619/j.issn.1007-1938.2024.00.022. 摘要 | 探索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编辑数智素养的内涵、价值与培育方式，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下的人才素养建设提供参考借鉴。文章提出编辑数智素养是新质生产力在出版业的核心体现，培养编辑数智素养是推动出版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由之路。重点论述由数智思维、数智编辑力和数智伦理构成的编辑数智素养体系内涵、价值与培育路径，以丰富和拓展编辑素养理论体系。 关键词 | 新质生产力；编辑数智素养；数智思维；数智编辑力；数智伦理 → 查看HTML全文 一、引言 新质生产力是新的社会条件所催生的生产力，在组成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中，劳动者居于首要与核心地位，而彰显劳动者生产力的便是其素养。就出版而言，出版的核心生产力是劳动者，即出版人。编辑作为最重要的出版人，对内容生产负责，在出版产品策划、制作、分销、推广中起到关键作用，是出版生产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彰显出版人生产力的便是编辑的数智素养。当下，谈及出版的新质生产力，其核心体现就是编辑的数智素养。出版的新质生产力为何重要？在传统出版背景下，如果没有媒体技术的改变，没有内容生产方式的多元，没有阅读方式的嬗变，旧有生产力足够维持行业生存需求，就无需出版的新质生产力，也就不必培养编辑的数智素养。而在新媒介、新内容、新消费的推动下，出版生产经营模式和组织形态发生颠覆性变革，[1]逐渐向数智媒介、数智内容生产、数智编辑加工与数智阅读推广的四个“数智化”演变。在这一情形之下，需要实现编辑素养的数智化，以编辑数智素养作为出版新质生产力来驱动出版的高质量发展。何为编辑的数智素养？即能够胜任数字化、智能化出版生产活动的编辑品格与能力。从素养的基本构成来看，包含思维、能力与伦理三个方面，因此编辑的数智素养也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数智思维、数智编辑力与数智伦理。其中，数智思维是引领，数智编辑力是核心，数智伦理是保障，三者共同组成编辑数智素养体系。 基于此，本文拟以数智思维、数智编辑力、数智伦理为主轴，探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编辑数智素养的内涵、价值与培育路径，以期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下的人才素养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二、编辑数智思维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高素质劳动者，而高素质劳动者的关键在于具备新型劳动理念。身处“数智化”发展进程中的出版业，编辑的新型劳动理念集中体现为数智思维。数智思维在编辑数智素养体系中居于引领地位，具有指导实践的重要功能。 1.编辑数智思维内涵 编辑思维是在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2]45编辑数智思维则是编辑综合分析当前出版“数智化”实践经验，把握出版“数智化”发展本质与规律，进而提出创造性、预测性发展策略的思维方式，包含数智创新思维、数智系统思维与数智生态思维。 （1）数智创新思维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创新型人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创新思维（innovative thinking）则是塑造创新型人才的关键。面对转型中的出版业，编辑应破除守旧、中庸思维与维稳心态，形成开放、求变的创新思维，以主动的姿态引领出版融合进程。创新思维是一种进行全新的构思、联想和创新设计的思维方式，[3]编辑的数智创新思维则是对出版资源数据化、出版流程智能化、出版发展“数智化”进行构思与设计的思维方式。数智创新思维强调“新颖”与“务实”两个基本要求，具体体现在数智创新思维的四维内涵之中。 首先，以求变为导向。即在求新求变意识的引领下，挖掘传统内容资源的新价值，以及大数据、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等新资源价值的思维方式。认识到当下图书、期刊等传统内容资源已非一次性消费品，而是能够通过IP化不断延长价值链，通过数据化再次投入生产以实现价值无限增值的战略资源。同时意识到有效利用海量数据与AIGC能够驱动出版资源配置优化，提升出版效率、助推产品革新。二者具有出版产业“虚拟能源”的关键价值。[4] 其次，以创新应用为指向。指编辑在“创新＋推广”模式指引下，考察出版实践中是否创造性使用数智技术，并积极推动新技术应用与新产品落地，同时评估新型文化产品满足读者需求的程度。 再次，以质疑为保障。指编辑在出版实践中应用智能技术，进行数智化转型时，始终保持发现新问题的思维方式，如警惕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文化安全、价值异化风险，反思人机协同可能导致人的自主性、创造性丧失与人的异化等问题，以质疑思维确保创新方向的正确性。 最后，以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为目标。[5]即关注如何在数智环境下实现出版产品性能与知识服务水平颠覆性提升的思维方式，以此助推数智内容生产与数智阅读推广在出版业的广泛应用，最终以出版数智化发展取代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孤立发展。 （2）数智系统思维 数智系统思维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融合性特征，是编辑在内化创新思维的前提下，基于出版数智化实践产生的对出版活动各主体构成、互动、演变与结构性涌现的系统、辩证认识。基于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英文简称CAS）理论，[6]数智系统思维包含多主体思维、发展性思维与涌现性思维三个内涵。 第一，多主体思维。区别于以往将出版劳动者作为单一主体的思维，多主体思维是将数智环境下出版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产品与消费者作为能动性主体来认识的思维。具体来说，是编辑能够认识到作为劳动资料的AI工具已具备拟人的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7]能够自主完成出版生产中基础性、结构性甚至创造性任务；认识到作为劳动对象与产品的内容通过数字化、数据化成为重用资源，通过投入再生产能动地影响出版活动；认识到作为消费者的用户可以通过数字技术主动反馈需求，并通过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和AIGC影响出版生产。 第二，发展性思维。即编辑改变以往固定性、机械性、孤立性认识出版各要素的思维方式，转而以非固定、可成长、能演变的方式认识出版数智化过程中各能动主体的思维。这集中体现在编辑对人机互适的认识上。认识到在人机协作的知识生产模式下，AIGC通过“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技术”不断适人化，提升与人类价值观的一致性；[8]编辑则在与人工智能的不断互动中持续提升智能素养，以适应迭代的人工智能，二者在交融中实现“共同演化”。 第三，涌现性思维。即编辑敏锐发现并正确认识出版系统涌现现象的思维，以此判断何种涌现能够适应出版数智化发展，从而持续推动出版系统结构不断适应数智化环境的变革式发展。当下，涌现性思维要求编辑正确认识数智化环境下出版系统由线性向非线性的结构性转变，认识到这种突变性结构是通过各主体向出版大数据的转化以及出版大数据对各主体的支撑来实现的。具体来说，人机协作的出版行为、出版产品及读者的数字痕迹，共同通过数据化组成出版大数据，而当带有编辑、AI“智能体”（agents）、产品与读者“DNA”的大数据重新投入出版再生产之时，出版各主体互联互通，就构成了非线性的出版复杂系统。 （3）数智生态思维 数智技术的渗透不仅打破了传统出版内部各环节的分立，还破除了出版业与其他行业的隔阂，使出版业作为一个有机体与其他产业互联互通，共同构成开放、动态的生态系统。因而，编辑也应改变以往的分类思维、“机械整体”思维，运用数智生态思维立体考察处于生态系统中的出版业，协同推进各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生态思维是一种借助生态学知识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强调事物与环境的双向交流。[9]数智生态思维是编辑将出版业放置于文化科技产业融通的大生态系统之下，考察出版如何通过生产要素数据化实现与其他产业的数据流通，以及如何应用人工智能辅助生产，借助智能工具实现出版与其他文化产业内容资源相互渗透的思维方式。数智生态思维包含三种内涵。 其一，系统开放思维。即编辑以开放的态度认识出版内部架构与外部边界的思维。相较于纸质出版与封装型电子出版，由于数智技术的开源特征，应用数智技术的出版活动作为数据资源流入网络公共空间，又吸纳海量开放的数据，将UGC、AIGC等内容资源应用于出版生产，因而具有开放性。 其二，产业融合思维。一则是以跨域观念为引领，认识到出版横跨“技术域”“产业域”与“文化域”的跨域本质，广泛学习各领域的新技术、新知识，协同支撑各产业融合发展的思维方式；二则是指以延伸观念为指引，认识到出版牵引上游内容创造与下游内容消费向数智化协同进化的能力，以推进生态系统整体演进的思维。 其三，战略前瞻思维。即以前瞻性眼光认识到出版大生态系统不断演化的本质，并持续从战略层面规划出版系统发展的思维。具备这种思维的编辑采取具有预见性的战略战术，通过向外兼容，不仅牢牢掌握内容策划等核心业务，还能逐渐将业务范围扩展至内容创造、用户管理等重要业务，以实现出版的长远发展。 2.编辑数智思维价值 具备数智思维，是编辑正确把握当下出版发展本质与未来走向的关键，对促进编辑实践能力与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智思维有助于编辑正确认识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出版发展的本质与方向。数智思维使编辑意识到出版业正处于发展的新阶段，出版生产关系正在经历重大调整和变革，其核心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具体而言，通过出版内容资源、行为痕迹的数据化，以及编辑借助智能工具对出版数据的活化利用，出版业的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得以整合重组，生产端与消费端得以交互连通，形成创新的结构系统，进而在与其他产业的交互下形成新的生态系统，不断激发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在这样的生产力要求下，出版发展更加需要编辑具备创新、系统、生态的思维方式，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坚守出版的本质，同时不断探索拓宽出版业的发展道路。因此，编辑应当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培养数智思维，以确保其思维方式与时代和行业的发展要求保持一致。 数智思维还是提升编辑能力的基础与促进其发展的关键保障。在当今时代，编辑活动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新闻出版领域，扩展到广播电视等多个行业，涵盖了纸质媒体和数字媒介等多种传播方式。[2]73这种广泛性和深入性的变化要求编辑不仅要适应行业的变革，更要具备胜任行业新要求的能力，并持续展现创新力。因此，只有拥有数智思维，编辑才能对行业当下的发展有准确的认识，并站在行业的前沿，准确掌握行业数智化发展趋势，以前瞻性的视角和创新思想引导实践，并将思维转化为数智适应力、胜任力和创造力，为出版业数智化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3.编辑数智思维培育路径 基于对当下数智技术驱动的出版融合发展实践的深入认识，编辑数智思维是编辑进一步开展出版融合工作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编辑人才素养的提升不仅需要发挥出版系统内核心主体即编辑的能动作用，更应激发多元主体活力，促进主体间的交互以实现新的涌现。[10]因而，培养编辑数智思维需要多方协同努力。 作为出版系统的核心主体，编辑首先应主动了解行业变化和趋势，如主动进行理论学习，通过相关课程与研讨会深化对编辑工作的认识。其次，在日常编辑实践中，应主动应用复杂系统思维思考问题，理解融合出版的整体性与复杂性，同时发挥创新精神，在实践中勇于尝试新的理念、技术与方法，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回应形成出版新质生产力的行业要求。 其他多元主体应协同合作，为编辑数智素养培养提供新动能。出版单位与高校应推动产教融合。在高校方面，首先要着力构建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视角的融合出版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代表性和原创性观点，为编辑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撑。其次，应将融合出版知识体系融入编辑专业人才培养课程当中，以提升专业人才对出版体系的认识水平。最后，通过产学研平台为编辑专业人才提供实践机会，促使其在融合出版实践活动中理解和深化数智思维。在出版单位方面，应在理论体系指导下，建立以首席数据官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为培养编辑数智思维提供重要保障。发挥首席数据官数据治理、数据策略制定、数据安全保护的功能，为编辑人员提供数据支持。同时，首席数据官还可以引领编辑团队深入理解数据驱动的业务模式，培养编辑运用数据分析和智能技术解决问题的思维和能力。通过首席数据官的引领，推动数据文化在出版业的普及和应用，提升整个行业的数智化水平。 三、数智编辑力 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新型劳动者还需要具备新质“劳动技能”，能够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高综合劳动能力。新型劳动技能表现为数智编辑力。数智编辑力在编辑数智素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编辑人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更是拉动出版业生产效率，促进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完全形成与全面发展的关键。 1.数智编辑力内涵 数智编辑力是编辑人员在数智化时代的关键能力，是指编辑人员能熟练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数智技术，高效完成编辑全流程工作，驱动出版向数据语义化、智慧服务化发展，是编辑人员适应数智化环境下的职业转型，胜任新型编辑任务，在数智思维的引领下创造独特价值的能力。涵盖数智适应力、数智胜任力和数智创造力。 （1）数智适应力 “适应力”是指“个体在应对各种工作任务及角色转变中进行自我调整的准备状态或社会心理资源”。[11]“适应”的关键在于个体在职业生涯发展中的应变过程，包括生涯关注、控制、好奇和自信四个维度。[12]在此基础上，编辑的数智适应力可以理解为编辑在数字化、智能化职业环境下由传统编辑身份向融合出版编辑身份转型过程中，面对职业任务更新与职业挫折时的自我准备状态或心理调适，包含编辑对职业生涯的关注、控制、好奇与自信四个维度的内涵。 第一，编辑需具备对职业规划的关注能力。即编辑主动关注在出版数智化发展新阶段的个人职业规划，主动选择向数据编辑转型，提高人机协同能力等，以拓展职业素养边界，持续满足数据出版、智能出版等出版新业态发展要求。 第二，编辑对未来职业生涯的掌控能力。即编辑主动了解职业规划实施条件与路径，积极利用数智技术赋能编辑实践活动，提高个人数据、智能、媒介素养的能力。 第三，编辑不断进行情境探索和职业角色转换的能力。即编辑在出版产品研发策划、编辑审校、运营销售等多维场景中探索性应用出版大数据和生成式智能技术，投身数据挖掘、智能模型构建等职业任务之中，积极尝试向数智型编辑转型的能力。 第四，编辑面对数智化挑战时的自我信任能力。即以积极的姿态学习数智知识、技巧能力与伦理防范，从容面对数智技术赋能出版发展时的个人阻碍、技术阻碍、环境阻碍的能力。 （2）数智胜任力 “胜任力”由麦克利兰（David C. McClelland）提出，是指能将某一工作中有卓越成就者从普通职员中区分开来的深层次个人特征。[13]因而，在新质生产力拉动下，编辑数智胜任力即编辑在融合出版工作中所展现出的，适应数字化、智能化任务要求的能力素质以及隐含的个人特质。根据胜任力冰山模型，胜任力分为显见和隐形两部分。 胜任力中的显见部分为知识与技能。区别于传统编辑所需的文学知识、学科知识以及编校技能，数智胜任力所涵盖的则是数智知识与数智技能。编辑数智知识分为三类。其一，基础数据知识，包含出版业数据发现、采集、利用、复用、管理等知识原理；其二，基础智能知识，包含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基本概念、技术体系、应用领域、社会影响的了解；[14]其三，“数智—人文”复合知识，包含如何利用数智技术资源优化出版产品内容生产、营销分发及知识服务等。编辑数智技能是数智胜任力的核心要素，是编辑能够合规地应用生成式与分析式智能技术活化出版大数据资源，完成数智产品研发、营销与全流程管理任务的能力。 胜任力中的隐形部分包含社会角色、自我概念、动机与特质。动机与特质位于模型的基底部分，动机是编辑从事融合出版工作的出发点，包含推动出版业态转型、塑造出版新经济增长点的创新精神，实现向数智化新质编辑转型的成就意向等，具有激发、指向、维持、调节的功能，是编辑胜任力的重要内驱力。[15]特质则是与出版深度融合工作相匹配的编辑特点，如在编辑工作中快速应用数智技术的开放性、包容性，持续学习适应数智环境的编辑知识技能的发展性，正确对待数智技术为出版活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严谨性等特点。社会角色与自我概念位于模型的腰部，两者互为表里，在出版“深融”阶段，编辑在以往的“把关者”“生产者”“编校者”等角色上附加了“内容运营者”“知识服务者”甚至“内容生产者”等新身份。[16]这就要求编辑能够正确进行职业角色定位，储备好职业角色转型的心理资源。 （3）数智创造力 “创造力”是创新的起点，是实现组织创新和成功的先决条件。[17]传统出版中，编辑的创造力往往体现在图书的选题创新、体裁创新与装帧创新上。而在出版融合之中，编辑的数智创造力是指编辑运用数智技术与资源，引领和实现出版数智化、出版全流程重构以及出版再定位的观念与能力，包含数智产品创造力、数智服务创造力以及数智管理创造力。 数智产品创造力包含两方面的能力，一则是指利用数智工具在包含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成内容）、UGC、AIGC在内的海量内容与数据资源中发掘有价值的选题，通过资源收集与重组推进其向文化成果的转化能力；二则是指利用智能技术重塑出版生产流程，通过人机协同创造、编辑、审校知识产品，[18]打造内容与形态全新的产品的能力，实现编辑由内容加工者身份向内容创作者身份的转型。数智服务创造力也包含两个维度，营销维和服务维。在营销维，是指编辑利用数智化平台，推动文化产品营销由线下到线上，由大众式向“端对端”的纳米级营销转变，将文化产品精准匹配给目标用户的能力；在服务维，即编辑利用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产品，将其转化为知识服务产品，为用户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的能力。数智管理创造力即编辑对出版内容生产流程数智化重构过程中的组织动员、监督管理、风险把控能力，包含对数据资源与文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能力、对编辑数智素养提升的监督把关能力、对用户资源的妥善管理与充分利用能力。 2.数智编辑力价值 数智编辑力是编辑在适应、胜任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实践的能力。提升数智编辑力，是培养编辑新质生产力、促进编辑由一般劳动者向高素质劳动者转型的关键，是提高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也是推动出版业再定位的关键。 培养编辑新质生产力，就是培养编辑利用颠覆性关键性技术，持续推动出版业深度转型的能力素质，即编辑数智素养。数智编辑力是编辑数智素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编辑数智素养在出版实践活动中的核心表现，也是促进编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具备数智编辑力，才能实现编辑在创意策划、选题搜寻、技术运用上的转型，[19]编辑才能够发挥数智技术功用，结合线上数据资源与线下内容资源挖掘创意选题，培育创新型文化产品。 同时，培养数智编辑力也是促进出版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推动出版业深度转型的必然要求。当下，数据要素已成为出版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是推动出版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具备数智编辑力的高素质编辑，能够利用智能技术活化“沉睡”的出版大数据要素，实现出版大数据的有效供给，打通数据要素在出版全流程的循环流动，推动以出版大数据为依托的出版创新体系的形成。 此外，培养数智编辑力对出版业再定位至关重要。在AIGC的知识生产范式之下，现有的内容加工商定位已不再适应出版业发展需求。目前，包含选题策划在内的出版商原有核心业务正在逐步剥离，出版商位势逐渐走低，亟待通过向内容生产商、知识服务商转变重获发展势能。利用数智资源与技术，编辑能够具备内容创作能力，收回内容生产的话语权，并持续为读者提供增值服务。因此，培养数智编辑力是出版业适应时代、实现再定位的关键，为拓宽出版业的未来进路提供不竭动力。 3.数智编辑力培育路径 在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数智编辑力的培养对于推动出版业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智编辑力的培养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涉及多个方面和维度。 从政府角度来看，政府应发挥指挥棒作用，通过不同效能的政策形成一套“组合拳”，全方位培养数智编辑力。制定供给型政策，加大对数据型与智能型编辑培养的扶持力度，如提供编辑培养专项资金，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开展数智技术相关科研项目等。还可以发挥环境型政策作用，通过加强对出版单位的监管与评估，如制定数智编辑培养标准，开展培养情况定期检查，推动高素质编辑培养。 从出版单位角度来看，一则，出版单位应针对数据型编辑和智能型编辑的需求，构建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该体系应涵盖数据挖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相关基础知识，并结合出版业务的实际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为编辑提供持续学习机会。二则，设立专门的数据驱动和智能驱动的编辑项目，鼓励编辑人员积极参与。通过实际操作，编辑人员可以深入了解数据分析和智能技术在编辑工作中的应用，提升其数据处理、分析和应用能力。三则，加强与上下游产业、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跨界合作，引入外部的创新资源和技术支持，推动编辑工作的创新发展。 四、编辑数智伦理 包含数智媒介、数智内容生产、数智编辑加工与数智阅读推广的出版融合环境对编辑素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编辑应如何面对新环境下出现的一系列伦理风险与挑战？编辑数智伦理即对伦理风险问题的认知、态度与反应，包括内容伦理、价值伦理和风险伦理，以及对数智伦理风险的识辨与把控能力。只有培养具备数智伦理素养的编辑，才能更好地抵御风险，实现出版生产力的跃迁。 1.编辑数智伦理内涵及其失范 出版具有文本功能、理念功能与政治功能，[20]传递着编辑等出版主体的理念、信仰与价值观，具有“宣扬主张”的意味，并扮演形塑公共价值观的重要角色。而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对出版活动的介入则对以上出版功能提出了挑战，智能媒介与数据所隐含的偏向与偏见可能通过出版活动影响公共价值观，产生公平性缺失与价值观异化的伦理失范。与此同时，作为开放范式的数智技术也在挑战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带来安全伦理失范。 （1）内容伦理 内容伦理即出版物在内容选择、呈现和传播过程中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涵盖内容呈现的公平性、公正性、有益性。然而，作为编辑内容生产重要劳动资料的大数据与智能媒介，不可避免地受到数据偏向以及设计者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影响，[21]并非绝对“价值中立”。这使得利用其生产的出版物也被打上某种偏见的烙印，带来内容伦理的公平性风险。在智能媒介的算法中，用于训练的数据源于网络用户的“数字痕迹”，而由于社会群体间数字鸿沟的存在，并非所有群体都有平等利用媒介资源的机会，从而无法平等地“留痕”。数字痕迹成为强势群体的“传声器”，弱势群体被迫缺位。[22]这可能导致编辑在使用大数据与智能媒介进行选题策划时，受工具隐含的偏向影响，无意识忽视如老年群体、农村群体等在内的社会边缘群体的缺乏媒介资源和媒介素养的人群。致使出版物成为少数强势社会群体的扬声器，固化甚至扩大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也就难以履行出版公共服务的义务与服务社会全体公民的基本功能，造成内容公平性缺失的伦理失范。 （2）价值伦理 价值伦理即内置于出版内容生产活动中的价值准则，出版内容应能够形塑正确公共价值观，防止公众价值观分化、异化。然而，数据偏向与算法偏见加大了公众价值观异化的风险，使嵌入数智媒介的出版发行活动难以发挥塑造正确公共价值观的功能。 首先，数智技术的算法“囚禁”了用户的信息获取，[23]将信源与信道集中于其界面内的内容与超链接中，造成编辑认知的禁锢。在数智技术形成的信息茧房之中，符合编辑固有认知与偏好的内容不断涌入，而被商业逻辑支撑的潜在观念也渗透其中，并被持续点击与肯定，异质与多元信息则被隐在交互界面以外。因而，编辑的固有价值观与数智技术潜在价值观在其构筑的“回声室”中不断强化，在失去“纠偏效应”[24]的前提下持续经由编辑思维进入出版活动的实践当中。 其次，数智媒介所提供的话语讨论的公共空间，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发言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沉默的螺旋效应，使得观点的正确与否让位于观点的声量大小，从而让优势观点及其价值观得以在场域中留存。然而优势观点并非都是正当的，甚至可能具有“三俗化”、偏激化、非理性等特点，这些异化的观点可能会经由数智技术进入出版流程。 最后，数字痕迹的价值偏向性及数智技术通过语言“去价值化”向量来提取特征的编码模式，造成数智媒介在引导良善价值观上的负能。当异化价值观通过AIGC显现时，缺乏数智伦理意识的编辑可能无法作出判断，而继续将其移植入选题、组稿的过程当中。当作为主要劳动者的编辑不断藉由出版产品撒播异化价值观时，读者即可能受其影响而致使自身价值观异化。 （3）安全伦理 长期以来，出版承担着发挥意识形态价值的基本伦理功能，对维护以国家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作用。[25]9然而，不加规制地在出版活动中使用以ChatGPT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存在着输入西方意识形态、泄露国家安全信息、分化价值观念与阻碍社会共识凝聚的风险。首先，目前主流的数智技术应用并非由我国本土研制，受到国外算法开发人员观念与训练数据影响，更倾向于输出西方的主流意识观点，而出现对我国优秀文化的认知匮乏甚至错误。[25]9而当编辑人员缺乏对意识形态辨析的能力，使该内容进入出版物后，可能会带来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与公众文化自信的冲击，加剧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侵蚀，造成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其次，当不同的导向与观点通过数智技术进入策划、组稿、编审的过程，最终固定于出版产品中时，这类出版物的传播可能会引发读者的道德相对主义，即缺乏统一观点，以主观判断进行道德选择的现象。道德相对主义带来价值观的分化，为凝聚国家意识、社会共识增加障碍。最后，作为完全开放的技术，数智技术使得数据几乎不受空间限制，而是能够在不同区域自由流通，带来了重大、保密内容泄露的风险。具体来说，当编辑在数智媒介中上传重大项目信息、重要文化内容、国家保密数据时，则可能直接或间接流入他国数据库，造成国家文化安全受损。 2.编辑数智伦理风险规避 编辑是数智技术及其生成内容介入出版活动的重要渠道，因而防范公平性缺失、价值观异化与国家安全威胁等伦理风险，关键在于提升编辑对数智伦理风险识别辨析与把关控制的意识与能力，从而为出版业发挥意识形态引领、价值观塑造、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等功能提供强效支撑。 （1）数智伦理风险辨识 首先，在对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保持开放的同时，编辑人员更需意识到数智技术使用行为会为出版生产活动带来伦理风险，将风险意识作为劳动开展的前提。其次，编辑应认识到何种伦理风险将影响出版发展，如AIGC中的劳动偏见、学历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不公平内容，低俗、庸俗、媚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反智主义等价值观异化内容以及全盘西化、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否定我们党的理想信念等违背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大数据中的样本偏见、“脏数据”、数据误读、数据泄露等。[26]最后，编辑应认识到伦理风险隐藏于数智技术的方式，如通过数智媒介交互界面即时生成、通过链接引导至风险内容，以及看似“客观”的大数据中隐含的假象等。当编辑使用数智技术开展生产活动时，应自觉具备风险意识，敏锐地识别与辨析技术隐含的风险，避免伦理风险进入出版生产的环节当中。 （2）数值伦理风险把控 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与数智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编辑的“把关人”地位逐渐下降，出版对于知识生产的影响式微。然而，在信息纷杂的“后真相”时代，出版仍旧具有文本价值认证的功能，更需要编辑发挥把关作用，主动应对与抵抗数智伦理风险，让真实、正确的文本内容得以传播与保存。首先，编辑应在使用数智技术时主动对AIGC与大数据进行核查判断，继而将存在偏差、偏见和错误的“脏数据”“假文本”排除在出版全流程外，同时发挥在人机协作中的价值引领作用，主动引导人工智能生成良善价值观内容。[27]其次，编辑应增强数智知识与技能，深入了解数智技术的运作原理，对可能存在伦理风险的内容生产环节重点把关。最后，编辑应在组稿时要求作者遵守伦理规范，主动声明文本数据来源，并对AIGC与信源不可靠的数据进行重点伦理审查，对违规作者进行处罚。 （3）编辑数智伦理培育路径 培养编辑数智伦理素养是形成编辑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只有具备数智伦理素养，编辑才不会迷失在技术洪流中，才能在数智时代坚守知识生产“把关人”的角色，实现出版的价值引领功能。为此，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出版单位及传媒企业通力合作，协同构建编辑数智伦理素养培养体系，力争培养符合新质生产力需要的高素质编辑人才。 政府应当积极推进学科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体系的改革，为劳动者提供更多学习与发展机会，推动新质生产力下劳动者数智伦理素养的培养。[28]如在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中引入数智伦理相关考题，鼓励高校建立编辑数智伦理自主知识体系，通过供给型政策工具为培养数智编辑提供财政、技术支撑，通过环境型政策工具为数智编辑人才提供表彰激励，助推编辑数智伦理素养的形成。 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组织开展数智伦理相关研讨、讲座与展览活动，整理并公开展陈数智伦理相关学术研究、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资料，同时邀请数智技术开发者、设计者等专业人员解读伦理原则，以全面提升编辑人员的数智伦理意识、知识水平。高校、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应继续加强对数智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剖析技术异化的源流及其在数智时代的新变化，着重探究数智技术在融合出版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与相应解决方案，持续建立和完善数智伦理理论体系，并将研究成果实时纳入高校编辑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 出版单位、传媒公司等经营性文化机构首先应主动规范数智技术在融合出版中的使用行为，建立针对作者与编辑的数智伦理规范，完善数智伦理原则。如爱思唯尔（Elesvier）、国际机器学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英文缩写ICML）、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英文缩写JAMA）禁止文章的框架、观点、思路等由AI生成，仅允许AIGC工具用于语言编辑和润色，或仅当AIGC本身是研究过程中的一部分时方能适用。[29]其次，出版单位还应建立“以评代考”的评价体系，通过评估助推编辑数智伦理素养的提升。还可以通过组织编辑人员参加学习交流等培训，鼓励编辑人员交流、分享实践中遇到的数智伦理问题与解决方法、引入专职数智伦理把关人员等措施，不断提高整体编辑队伍的数智素养。 五、结语 在数智浪潮下，出版业面临由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的劳动者，编辑人才在催生出版业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起关键性、决定性作用。形成出版新质生产力是出版发展的目标和必然结果，其中，传统编辑人才如何实现数智化转化是首要问题，只有实现编辑的数智化发展，才能推动出版实践的数智化进程，才能驱动出版业向新阶段迈进。因而，唯有构建和完善包括数智思维、数智编辑力和数智伦理在内的编辑数智素养体系，培养具备数智素养的编辑，才能保证编辑人才的引领性与先进性，推动出版业实现“数智化”发展，并最终形成出版新质生产力。 参考文献 Title : The Connotation, Value, and Cultivation of Editors'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uthor : FANG Qing, LI Baijue Author Affiliation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value and cultivation of editors'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 literacy under the deep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editors'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is the core embodimen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editors'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is the way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value and cultivation path of the editors'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system composed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ink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editing power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ethics, in order to further enrich and exp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ditorial literac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editorial literacy. Keywords :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ditors' digital intelligence literacy; digital intelligence think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editing power; digital intelligence ethics 编辑：许彤彤 审核：靳琼 熊喆萍 期刊简介 《出版与印刷》于1990年创刊，是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主办，经国家出版主管部门批准的学术性期刊。本刊专注现代出版与印刷专业人才培养，服务出版与印刷产业转型发展，促进出版与印刷领域的产教研深度融合。读者对象主要为出版与印刷领域教育、科研及从业人员。主要栏目设有本期聚焦、研究与观察、出版实务、期刊研究、印刷与包装、出版融合、专业人才培养、出版史话等，内容注重学术性、专业性、实用性和可读性。 《出版与印刷》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年）》扩展期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全文收录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超星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引文数据库、龙源期刊网、钛学术文献服务平台等。2021年入选第七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