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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盛开，而安启元老书记家门口的一棵柏树竟毫无征兆的凋萎了。4月23日傍晚，九十一岁的启元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刚出电梯就看到工作人员正推着启元同志的遗体从病房出来，我搭手将尚有余温且柔软的遗体抬上灵车。望着离去的灵车，往事一幕幕在眼底闪现。
启元同志出生在临潼与渭南交界的零口塬上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家祖祖辈辈没有读书人，腿有残疾的老父亲断气前留下话： “把两台地（塬坡地两层台阶）卖了，让老三读完中学”。 靠着倾家荡产，启元同志上了临潼最好的学校华清中学。初中毕业恰逢新中国成立，他靠着政府助学金，读完了高中，又考上了西北大学地质系。 启元同志曾向我讲述过求学的艰难，每个礼拜回家背一次馍，去学校时，花三毛一坐上慢车上县，回家时就步行，省三毛一。 五十年代中期，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在西北大学地质系学了不到两年，他们作为新中国第一届地质专业毕业生就提前毕业了。各地石油地质勘探单位纷纷抢人 “我为祖国找石油，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们喊出的口号，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时势造英雄，他的同学中，有一对情侣，就是杨虎城的小女儿杨拯陆和谢宏，他们自愿到新疆工作，参加石油会战。1958年9月25日，杨拯陆带队在新疆三塘湖盆地野外进行石油地质勘探时，为保卫勘探成果，不幸牺牲，成为那个时代的青年英雄。七、八十年代，在全国14个油田中有13个油田的局长或总地质师均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学系。宋汉良从地质工程师一直干到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 启元同志五十年代末，从西安地质所报名参加了大庆石油会战。在黑龙江萨尔图荒原上，大庆人以“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创造条件四个字是周总理加上的）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住地窝子、干打垒，吃干炒面就雪水。启元同志回忆当时的艰苦时说， “饥饿还能忍，冷的人受不了。当时流传一句话'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回家种大葱’，多少人受不了饥寒都回家种地了。” 在会战中，他曾担任会战指挥部秘书科长，服务总指挥独臂将军余秋里，领略了老革命家与大家同甘共苦艰苦创业的精神。后来又到一线井下作业处任处长，与铁人王进喜睡在一个炕上，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在动乱年代，他与王铁人并肩战斗也并肩挨斗，在热气腾腾的屋里批斗完又拉到冰天雪地游街，刚被汗水浸湿的棉袄立刻冻成冰壳子，后来就落下了气管炎的病根。
七十年代初，启元同志被国家选派，到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友好国家阿尔巴尼亚担任专家组长和石油勘探大队长，两年的国外生活，津补贴相当一部分花在了生活困难的工友和农村亲戚身上，回国时只买了一支国产的“红双喜”球拍，送给爱打乒乓球的儿子。九十年代初，我陪启元同志在大雁塔接待刚刚退出领导岗位的耿飚同志。当年的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一见到启元同志，就连称老战友。 回国后他担任石油部物探局长，那是石油系统最大也最有钱的单位。在当时再造十来个大庆的氛围下，他率团出访全球釆购装备，虽然手握巨额外汇，他锱铢必较，花好每一笔外汇园满完成了采购任务。 1977年唐山地震后，经李先念、方毅同志点将，他临危受命担任国家地震局主要领导，出色的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988年，中央派他到陕西工作，先后任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1991年初我调到省委做启元同志秘书。 启元同志工作要求严，生活上要求更严。刚到省委工作，有天下班，办公室过道放了两箱苹果，启元同志说，谁送的给谁送回去。我也不知道谁送的。他让我查查会客记录，和我一块分析谁可能性大，我挨个打电话问，才找到了是苹果新产区的领导为了宣传推广送来的，好不容易才说服人家把苹果拿走。
启元同志在大庆养成了在大澡塘洗澡的习惯，和工人互相搓背。到陕西没这个条件，有时到宾馆开会，他让我和他互相搓背，他还说，我口面大，你口面小，你吃亏了。 有天省委西院有急事，司机不在，他让我骑车送他去。院子有人看见了，说我是唯一自行车专车司机。 党的“十四大”后，启元同志担任中纪委常委，我也临时到中纪委工作一段时间。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我算是客人，安排在小灶 。所谓小灶，就是在大灶侧面再开一个窗口，不用排队，吃的都一样。一个大园桌，中纪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加上我七八个人。伙食很一般，素炒豆芽、肉烧豆角之类，菜肴寡淡，米饭粗糙。当时中纪委主要领导闷头吃饭，大家也不说话。下午三四点我就饿了。启元同志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拿出老伴做的石子馍，和我一人一块儿，原来他也没吃饱。 中纪委是很讲规矩的地方，正部级副部级领导跟地方大不相同，就是机关干部。上下班和工作外出有车接送，下班后节假日用车得提前预定。启元同志妹妹在盘锦做手术，他和爱人前去探望，两口子硬是坐了一夜硬座慢车。 1994年11月，他又回到陕西，担任省委书记。来陕前，他把我召到北京，在京西宾馆向我传达中央主要领导的指示，交代我起草回陕就职讲话，强调团结，强调发展。 后来这个讲话以省委文件下发。
启元同志特别重视水利工作，我曾多次陪他到咸阳渭南参加水患抢险救灾，也曾走遍黄河渭南段，对山陕两省黄河纠纷做过调研。作为在渭河边长大的孩子，他对三门峡工程建设后渭河倒灌的危害与当地农民、移民感同身受。退出一线领导岗位后，启元同志把渭河治理作为自己的使命，不辞辛劳，耐得颇烦，倾听民间疾苦，上至庙堂陈情，在陕西上下共同努力下，中央下拨数百亿巨款，历时十年，渭河治理得以在我们这一代大功告成。 我在启元同志身边只工作了短短的两年，分别时，他告诫我： “别人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我这儿是大树底下苗不长。你到我这儿是正处级，回去还按正处级安排，以后要靠自己，好好工作” 。从秘书岗位退下，虽然当时职务没有提升，但我从启元同志那里学到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方法也让我受益终生，启元同志对我如师如父的情谊也伴随了之后的岁月。
律己严格，待人宽厚，秦岭巍峨存浩气； 大庆风雪，震区泥泞，渭水安澜系民情。 谨此怀念安启元同志 2024.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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