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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终于开幕。  与七大开会的时间几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是反复了多次。 据资料介绍，中共中央最初考虑会议在陕北安塞县举行。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他们认为，那里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但有几点不尽如人意： 一是交通不便； 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 三是那里比较缺乏生活物资，供应难以跟上。 中央领导通过反复权衡利弊，最后放弃了这一方案。 后来，经多方权衡，中共中央最终将七大会址定在了延安杨家岭。 会址确定后，李富春便请建筑专家杨作材设计了建筑方案。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当年延安唯一一座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因为前六次党代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开的，所以，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选举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 经代表们充分酝酿和讨论，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王明等几位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投票结束后，毛泽东来到了工作现场。大家将已经计算出来的票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很关心地询问了洛甫（张闻天）与博古（秦邦宪）的得票情况，还特别问了王明得票多少。 在七大正式召开前，代表们就举行过一次初选。初选前，毛主席最担心的是犯了错误的王明和李立三不会被选中，因为王明和博古在不同时期都犯了错误，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不出所料，王明、博古、李立三位在初选中没有当选。毛主席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觉得必须说服代表们，因为毛主席认为把他们选入中央更有利于全党的团结。因此，在正式选举之前，毛主席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亲自说服代表们。 然后，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最后，王明和博古当选了中央委员。虽然是倒数两名，但看到这一幕，毛主席还是松了一口气。他高兴地说，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真正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会。 就在毛主席把重点放在王明等人身上的时候，另一位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王稼祥却出人意料地以不足204票的劣势落选。毛主席对此深感惊讶。后在毛主席的提议下，王稼祥被提名为中央候补委员。
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当时全党121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和彭真15人组成主席团；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中直、军直代表团的团长是中办主任李富春。 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的团团长是西北局书记高岗。 晋绥代表团的团长是八路军120师师长贺老总。 晋察冀代表团的团长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彭真。 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团长是大名鼎鼎的129师师长刘伯承。 山东代表团的团长，是115师师长和抗大校长林总。山东代表团的64位代表，有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还有李天佑、解方、韦祖珍、邓克明、苏进、张经武、陈光、杨永松、郭洪涛等名将。 华中代表团的团长是新四军代军长陈毅。 大后方代表团团长是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大后方的地域最广大，包括蒋管区、沦陷区的两广地区、两湖地区、闽粤边、云南、贵州、江西、四川、港岛等地。由于距离最远，所以到达陕北的历程也是最漫长、最艰苦和最危险的。代表团成员有84人，包括李涛、李克农、古大存、邓颖超、帅孟奇、周公、徐特立、董必武、何克全、危秀英、秦邦宪、吴玉章、蒋南翔等人。
 8月25日清晨，20位受命搭乘飞机赶赴前线的军人匆匆到达了延安东关机场。为防不测，中共中央对此事严格保密，要求20位军人谁也不许带随员和家属。 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进行安全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机人员都要带上降落伞。 9时许，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把人们的心一起带上变幻莫测的万里长空。延安的毛泽东和最高统帅部里同样充满着紧张和担忧的气氛。 谁都明白：万一这架飞机在飞越封锁线时被击落，或因其他什么原因而失事，那么若众多名将同机遇难，将对我党我军造成至关重要的损失。 经过一段惊心动魄的难熬等待，飞机终于平安降落山西第十八集团军总部。作战参谋第一时间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听后会心地笑了。 美军飞行员一次漫不经心的飞行，仅用几个小时，便使我党我军完成了本来需要艰难跋涉两个月左右时间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输送任务。 这是我党我军统帅部将帅第一次集体立体化行军转移。 乘坐这架飞机的20位军人是：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委薄一波、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军区所属二级军区司令员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 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军区所属二级军区司令员江华、聂鹤亭、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 东北军区司令员林彪、军区所属二级军区司令员萧劲光、邓华、李天佑； 冀察晋军区所属二级军区（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这些乘坐飞机的军人都是我党我军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高级将领。
1943年9月，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总结工作。回到延安后，彭德怀便一直待在延安继续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彭德怀也没有再度回到前线。 实际上，自1943年9月彭德怀回到延安，到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开始，彭德怀已有三年多的时间没有亲临一线战场了。 从当时敌后战场来看，经历了六年多的艰苦抗战，日军的精锐部队几乎消耗殆尽。尤其是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导致日军大本营不得不从中国战场上抽调精锐师团去补窟窿，这进一步削弱了侵华日军的总体战斗力。 经过多年的敌后抗战，八路军的总体战斗力大大提升，即使武器装备还是落后于日军，但打起仗来丝毫不落下风。 在经过了1942年贯彻到全军的整风运动之后。八路军部队改正了过去在战斗中所犯的一些军事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更加注重联系实际。 除此之外，彭德怀还率领全军开展了广泛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让八路军克服了财政困难，充实了物资储备，还巩固密切了军民关系，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扎实的物质基础。 彭老总在这一期间领导全军进行的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也到了该总结经验的时候，这是彭老总回到延安的客观原因之一。 回到延安后，彭老总一直待在了毛主席的身边，他一边参与进行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后总结工作，一边协助朱总司令指导八路军、新四军的全国抗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抗战胜利之后，八路军、新四军番号被国民政府先后取消，彭老总的八路军副总司令也不再被国民政府承认，在这之前，彭老总已于8月23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抗战结束之后，毛主席、周总理二人应蒋介石之邀前往重庆参与和平谈判。毛主席和周总理前往重庆之后，在接下来谈判的两个月里，来自中央军委传达给各个部队的文件基本都出自朱德、彭德怀之手。 在接受日军投降及日占区占领等具体事宜上，则一直是由彭德怀全权负责。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协议悍然发动了内战。为了速战速决，蒋介石决定进行全面进攻，派遣他的心腹爱将，接受了大量美式武器装备的胡宗南集团，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进攻。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以麾下两个兵团，一左一右共14万人成钳形攻势进攻延安。 3月16日，毛主席代表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兵团一号首长，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均要听从彭老总的指挥调动。 西北野战军虽然人数较少，装备落后。但在彭老总的指挥下，部队在一个月内先后组织发动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战役，四战四捷，共歼敌六个旅三万多人。 彭老总自从1943年9月回到延安之后，就一直负责总后方的协调和战略部署工作，已有三年的时间没有亲上战阵。而解放战争一开始，面对国民党精锐中的精锐胡宗南集团，彭老总却以三万人的兵力歼敌逾倍。更重要的是，由于彭老总的出色指挥，党中央毛主席这边终于安全地撤出了延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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