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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推荐一本书：《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作者：[英] 瑞·蒙克，译者：王宇光。这本书被认为是关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最好的传记。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研究领域主要在逻辑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和数学哲学等方面。
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称其为“天才的典范”。他于1951年死于癌症。根据他的朋友Norman Malcolm的说法，他对周围的世界很不满意，但他最后的话竟然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那么他是如何过好这一生的？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一个奥地利的富裕家庭，他父亲卡尔是整个欧洲的钢铁大王，整个维特根斯坦家族的财富仅次于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这个家庭似乎有种遗传的忧郁气息（也受当时哲学思潮的影响，比如魏宁格的哲学），他有四个哥哥，其中两个（汉斯、鲁迪）在年轻时就自杀了，第三个哥哥库尔特曾是一名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他开枪自杀了。第四个哥哥保罗，是一个钢琴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右手，在战俘营度过了可怕的时光。 维特根斯坦自幼跟随兄姊在家里接受教育。直到兄长汉斯和鲁迪相继自杀身亡，父亲卡尔才减少了对子女的严厉要求，维特根斯坦也被送往学校学习。然而家庭教育无法使其达到文法学校的接纳标准，直到1903年在通过入学考试后前往林茨的一所以技术著称（卡尔希望维特根斯坦学习工程学继承家族产业）的实科中学学习。这是一所小型学校，只有大概300名学生，校友包括与维特根斯坦相差两级的希特勒。 1906年维特根斯坦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工程学，在这所学校上了三个学期的课后，他于1908年取得专业文凭。期间，他对航空学产生了兴趣，因此他带着航空计划于1908年前往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攻读博士。维特根斯坦在研究螺旋桨设计背后的数学原理时，阅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和弗雷格的《算数基本法则》，对基础数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他违背了父亲卡尔的意愿，从工程学转向哲学，在弗雷格的推荐下师从鼎鼎大名的剑桥大学教授——伯特兰·罗素。
初见维特根斯坦，罗素认为这个奥地利青年不是个天才就是个疯子，但是几个月后他确定了维特根斯坦是一个哲学天才。因为维特根斯坦本人也有自杀倾向，罗素不敢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让其一个人呆在屋子里面，经常陪他讨论哲学问题到深夜。后维特根斯坦在罗素等师友的引荐下加入了著名的“道德科学俱乐部”和“剑桥使徒”社团。 1913年维特根斯坦开始感到身处学院环境无法专注做哲学研究，因此他开始到挪威海边一个叫做舒根的村庄隐居。隐居这段时间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灵感爆发的高光时期，1914年，在他的要求下，摩尔教授（当时剑桥大学哲学系主任，而维特根斯坦只是一名本科生，后面维特根斯坦对这位教授的评价是“一个绝无才智的人能走多远”）不情愿地从剑桥来到挪威协助其逻辑研究工作。
在挪威期间，摩尔教授几乎完全充当了维特根斯坦的秘书，帮他记录笔记，并因不经意的错误受到怪罪。维特根斯坦完成了《逻辑学笔记》，此书是后续作品《逻辑哲学论》的基础。但这部作品因不符合规范，让维特根斯坦没有获得学士学位。维特根斯坦向摩尔表达了他的愤怒“如果我不值得你为我甚至在一些愚蠢的细节上破一次格，那我最好直接下地狱；如果我值得——凭着上帝之手——你最好去那里！”这让摩尔感到极度的身心不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本可免服兵役的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加入奥匈陆军。其参战的原因有人推测是为了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他去了最危险的观察哨所，而且表现得“异常无畏”。战争期间维特根斯坦继续写作《逻辑哲学论》（于1918年完成），并阅读了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从而表现出了“宗教的觉醒”。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从战场返回后像是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和苦行风格的人。
完成了《逻辑哲学论》后，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于是将他继承的遗产全部转给了他的几个姐姐，而他自己则期望通过“诚实的劳动”来养活自己。1920年夏天，维特根斯坦在一家修道院做园艺工，而后来到特拉滕巴赫（奥地利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担任小学教师。他最初的信件称此处十分美丽，但在1921年10月寄给罗素的信中，他说：“我还在特拉滕巴赫，周围都是些粗鄙可憎的人。虽然我知道，就平均而言我不能对人类抱有太大期望，但这里的人比其它地方的人更无用，更不负责任。”
后因无法忍受学生的“愚笨”而体罚学生，引起学校和家长的不满而辗转换了好几所学校，最终都几乎以失败告终。不过好消息是他的著作《逻辑哲学论》（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天才本科生拉姆齐翻译）终于在1922年出版了。罗素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不过维特根斯坦并不买账，认为其言语肤浅、哲学死板，并感到《逻辑哲学论》完全受到了曲解。 《逻辑哲学论》的目标是揭示出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逻辑结构为其所能表达的意义设下了限制，语言的限制也是哲学的限制。“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 而任何超出这个界限的东西——比如宗教、道德、美、神秘性——都是不可言说的或者说不清楚的。 《逻辑哲学论》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维也纳圈子把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解释为所有的自然都可以被简化为命题。“一个命题”，维特根斯坦写道，“是一幅现实的图画。一个命题是我们所认为的现实的模型。”维也纳学派对此的解释是，所有形而上学的陈述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废话，因为对他们来说，它们是非命题性的——如果任何主张都不能用可证实的术语来表达，那么这样的主张就毫无意义，应该被忽略。维也纳学派也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的起源归功于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当他得知他的书被用来证明一场唯物主义，甚至无神论的哲学运动时，他震惊了。他的观点是你不能表达一个概念，并不意味着这个概念本身是无意义的：它可能只是不可表达的。于是，他回归哲学了。在拉姆齐等人的催促下，他于1929年返回剑桥。凯恩斯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唔，上帝到了。我在5点15分的火车上接到了他。”
关于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取得博士学位的传闻是这样的：维特根斯坦以《逻辑哲学论》参加答辩，学位答辩由摩尔和罗素主持，罗素对摩尔说“您是答辩主席，问几个问题吧”，于是摩尔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答辩结束时，维特根斯坦拍了两位主考官的肩膀说，“别在意，我知道你们永远也不会懂的。”这样维特根斯坦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剑桥大学的一名讲师，并于1939年摩尔离任后接替了他的职位。 维特根斯坦周围有一种独特的神秘气氛，他的许多学生把他当作大师。回到剑桥后，他用余生探索语言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以及语言在表达思想方面的局限性，这些思考在他去世后被出版为《哲学研究》。 所有这些经历让维特根斯坦说“他度过了极好的一生”？基于他对现实的极度不满，人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是可能的。因为终其一生维特根斯坦都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不断对自己，对世界还是对哲学，他都保持着最严肃的忠诚。
维特根斯坦少年时期曾深受哲学家魏宁格的影响，尤其是“逻辑与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其实就是在践行自己的责任，自己对于逻辑与伦理的责任，对于哲学，对于自己，他从不妥协，坚持极致的清晰性和诚实性。“彻底清晰，或者死——没有中间道路。如果不能解决'全部逻辑的根本问题’，他无权——至少没有欲望活着，不妥协。” 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家的工作是将自己和他人从迷人的图式、扭曲的概念框架、不合理的或许是不正当的期望中解放出来。哲学的实践是对扰乱一个人的信仰和行为的一致性的困惑的补救。无论这种困惑是由外部世界引起的还是自己造成的，它都使得与世界保持联系和一致变得更加困难。最重要的是，哲学应该旨在澄清自己，凸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我们创造意义的方式。哲学，如果运用得当，是有用的。它能让我们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我是谁？我应该如何度过这一生？ 这就是哲学的用处。在一个混乱而艰难的世界里，哲学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维特根斯坦告诫我们“回归日常生活”，因为“当一切有意义的科学问题已被回答的时候，人生的诸多问题仍然没有触及到”，那些不能说的更加重要。尽管柏拉图确实呼吁哲学家统治，但另一位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称自己是一个劳动者，他在清理通往知识的道路上的一些垃圾。这不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却是必要的，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一位诚实的劳动者。 虽然维特根斯坦对这个世界极度不满，但他始终饱含忠诚。他做过园丁，当过小学教师，做过建筑师，也当过医院的护工，当然也是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不过他始终都是诚实的劳动者，忠于自己作为“天才的责任”。所以弥留之际他平静地说道“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这像极了哲学家康德的临终之言：“It’s fi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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