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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魏黑虎情 杨爱国
大姑父在重症监护室住院期间，小表弟跟我堂大哥打来电话，告知我们大姑父病重的消息。堂大哥在电话里安慰他：“我姑父恁大岁数啦，你们姊妹几个得有思想准备，做最坏打算……”哪知在堂哥们去医院看望回来没几天，大姑父就病危出院，没了呼吸。大姑父是我大爷家的大女婿。我的姑姑亲叔伯姐妹四个，我大爷家的大女儿年龄最大，大姑父最高寿，是我的四位姑父中最后一个辞世的。大姑父生于一九二八年，祖居陈村乡槐扒村后坑组。那里是深山区，地理位置偏僻，自然条件差，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听长辈们说，大姑父一生命运多舛，他两岁丧父，很快他母亲就遭逼抢，带着他改嫁外乡了。谁知继父家人容不下他，百般虐待，眼看无以为继，又被他二叔抱回抚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虽有叔父照料，可父亡母嫁，寄人篱下，在无父呵无娘护的孤苦凄凉之中，他饱尝辛酸，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十岁入私塾，英豪的孟老先生只让读书不叫习字，他闲时去忙时回地瞎读了一年多的之乎者也，也不认识几个字，就因地里活儿多，回家当劳力下地干活了。十四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十来里外的小煤窑挖煤拉筐，出苦力挣工钱帮衬家里了。十五岁不幸患上腿疮，无医无药，基本上没有看，几乎把命给丢了。适逢抗战末期，日军从山西渡河进入渑池地界，临河的槐朳各村首当其冲，横遭劫掠。据史料，山里有部分村民被日寇杀害。兵荒马乱中，大人们带着家当牲口“跑日本”躲进了深山，他因腿疮无法行动落在了村里听天由命。虽遭枪托毒打，赖老天眷顾，命大的他幸免于难，再次闯过了鬼门关。解放后，仰韶儿女迎来了艳阳天。一九五零年，在大姑父二叔的张罗下，经媒人撮合，我大姑妈嫁到了山里，他的生活才有了盼头。成家后，他二老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苦度生活。他们生养了五女三男，一大家十来口人都要张嘴吃饭，负担不是一般的重。可勤劳的大姑父垦荒种地，土里刨食，大姑妈贤惠能干，勤俭持家，他俩靠着微薄的收成养家糊口，支撑着一大家人的生活。尤其是从土改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文革”那段时间，大姑父和姑母靠自己的双手春种秋收，硬是让八个子女全都度过了饥荒，其艰辛程度超乎常人想象！在我的记忆里，大姑父是个瓷实人。他身材瘦小，脸小，呈黑红色。可他机动灵活，能挑能背，长期在山里打磨，砺练出了坚韧的性格。他挑一担百十来斤重的东西能走几十里山路，绝不拧腰趔胯，哼哼哈哈，喊苦叫累；麦收时背麦捆儿，他把一大捆麦子用鞠（音）绳一勒，能一口气从沟底背到麦场。听大奶奶说，有一年盖房子，大姑父一晌功夫就背了一百多根木椽杆儿，确实能出力受累。从我们元场到大姑父的家后坑村要翻过一座黑虎山，俗称后沟庙山。那里地处黄河南岸，峰连峰，沟接沟，沟沟壑壑都密布着野生的柏树。七十年代后期，大姑父利用这一自然资源，翻岭越沟，爬坡上山，四下找寻柏树身儿早已被砍掉遗留下来的树龄已达数百年的柏树疙瘩，刨根锯板，制作柏木档（棺材两端所用的厚木料，十分耐用，经久不腐）。这些优质的柏木档被客户收走，换来了为数不多的血汗钱补贴家用。山里硫磺矿石资源丰富，农闲时，大姑父就下硫磺窑挖硫磺石（俗称“硫磺子儿”），用箩头担到平地，挣来血汗钱为家里增添收入。大姑父和大姑妈都是极热情的人。1980年正月，三表姐出嫁，我们杨家族人集体出动，翻山越岭去行人情。亲人们有的添个床单，有的送个被面，有的送块布料，礼虽轻，亲情却很浓！大姑父和大姑妈倾己所有，把山里人家所有的“稀奇儿”全都拿出来招待我们。我记得那天大家吃了很多好吃的，有沙梨、花生、核桃、柿饼、烘柿（把青柿子放到柿棚上自然红熟如烘成，涩味尽去，其甘如蜜）等土特产。临走的时候，姑父和姑妈还让我们携兜带回了不少。那时候我年纪小，还没吃完酒席就哭着闹着要回家。大姑父就哄我，说山里有豹子、还有狼，要回也得等吃好了饭和大人们一起走。他的一番话着实把我吓住了，只好作罢。八十年代初，农村普遍还很落后，家具和盖房所用的构件等木工活儿都是自家现做的，而所有木工活儿的第一道工序就是用大锯解木板，俗称“解板儿”。“解板儿”时，得先把粗木头捆在大树或是木桩上，用绳子勒紧，把锛子或洋镐等丁字形状的工具插进绳套儿里后使劲扳倒，再用大石块压紧，使劲摇着木料也纹丝不动了，才能用大锯顺着墨斗线往下锯。要是木料比人的个子还高，就要在木料两侧各放置一块厚木板，把木板一端落地、一端吊起搭成斜坡样子的踏板供人站立，拉锯人的手才能够着锯、使上力。解木板时，两个拉锯的伙伴一左一右，默契配合，都得按节奏用力拉，谁也不能偷机取巧，才能把厚薄均匀的新木板解开。大姑父来元场时就经常帮各家亲戚“解板儿”。1981年，11岁的我就亲眼目睹了他帮忙解木板的全过程。当时，我站在旁边看，见他身体一仰一趋，胳膊一拉一送，显得轻松自在，好像并不费力，感觉很好玩，就跃跃欲试，也想上前拉一会儿锯。于是，趁他们休息时，逞能的我就高举双手，手握锯柄尝试着往下拉。大姑父看我不服气，就来做我的搭档。他把锯拉过去，轮到我拉时，我费尽了吃奶的力气也拉不动。这下傻眼了，才红着脸灰溜溜地跑了。那个年代，一到盖房子、过红白大事的时候，热心的大姑父和大姑妈总会提前几天过来帮忙。那时候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亲戚们传递消息的方式还很原始——捎信儿。可只要一接到信儿，大姑父和大姑妈提前几天一准会来，风雨无阻，绝无迟误！他俩一到就干活。大姑妈丢下这就是那，自不用提，忠实厚道、眼里有活儿的大姑父也是一刻也不闲着。盖房子时，他大小工都干，或者垒院墙，或者修复宅子出现破损的地方，或者打胡基[hú jī] （把半湿的土装到四块木板做成的模具里，用石夯猛打几十下做成的长方形土坯，用于砌墙），啥都干。遇到喜事，大姑妈忙着剪窗花、喜字，糊顶棚，洗碗，择菜，帮厨子切菜。大姑父就动手粉刷墙、绑顶棚。在过事的前一天，他拿起瓦刀盘行灶（待大客时所用的数个土灶连在一起用煤烧的大灶火），先和泥，后垒灶；行灶盘成后，再把火生着。这些前期工作做好了，厨子才能炒菜做饭。遇到丧事，大姑父就帮助木匠师傅做棺材，抽空还要去墓地查看邻居们打墓的情况。每逢人手少的时候，他就脱掉厚衣服跳到土坑里挥镐挖掘，按照尺寸标准把墓打好，让第二天棺材下葬时能顺利入土。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族盖新房时，大姑父经常过来帮忙的情形。他是“泥木两作”：缺大工了，他就拿起瓦刀垒墙；木工师傅缺人手，他就搭把手配合着作业。他能准确计算出大梁、檩条、椽杆、连沿等木料的长度，以及在哪里凿眼、哪里开榫。他挥动锛子、凿子能把木料加工到刚好合适的尺寸。需要刨木料了，他就拿起手工刨刨木料，能把木板刨得油光发亮，很是好看。干累了歇息时，他就给我们讲故事，讲神话传说，讲抗战故事，讲人情世故。可我记得他对我讲的最多的，还是嘱咐我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能有个好前程。那时候小钢磨刚流行，人们磨面大多还用石磨。记得有一次，大姑父把牛喂饱后牵到磨道窑（农村家家都有的土磨房），套上牲口，用布蒙住牛的双眼（怕牛偷吃），赶牛拉磨。牛走磨转，麦屑纷纷而下。大姑妈在不停地箩面，把箩里面的麸皮重新倒在磨盘上进行再加工；大姑父手也不闲，他拿着用糜子杆儿做成的毛笤帚不停地扫从磨牙儿上流到磨台儿上的碎粒儿，把这些未加工好的碎粒儿重新添到磨顶接着磨。如此反复几遍，把麦子磨成了又白又细可以食用的面粉才卸磨。黑虎山盛产荆梢，每年逢夏雨水多，荆条长势迅速，能长到一米五六那么高，深山区人不能到的地方甚至能长到两米多，比成年人的大拇指还粗，用镰刀都很难割断，很是喜人。改革开放后，豫西的小煤窑如雨后春笋，私人开采的煤矿和铝矿很多，义煤各大矿也收荆梢。那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还很落后，人们大都无活可干，无钱可挣，也不兴外出打工。每年的九月至年底，山前的人们就纷纷涌进山里杀梢子，用架子车运出山外送到矿上卖钱。黑虎山上，熙熙攘攘的“杀梢大军”一拨接一拨，络绎不绝。杀梢人就像割韭菜一样，把山上的梢子杀了一遍又一遍，整个山坡都被踩得明晃晃的，无数条新踩出的小路纵横交织，就像蜘蛛网一样布满沟梁山坡，就连那些成年累月人迹罕至的地方也被踩成了路。一个青壮年劳力只要肯出力，能吃苦受累，不畏严寒，干到年底基本上都能收入几百甚至上千元（那时候钱顶钱，物价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分之一）。这钱不仅可以买上一头耕牛，剩下的可供小孩上学等开支，年底还可以置办年货。此外，当时农村盖房子，房坡上普遍都要用荆笆，因此荆梢很抢手。大姑父每年都要带着孩子们一起上山杀荆梢卖钱。他还经常帮亲戚们杀梢子，我家盖房子编笆所用的原材料就是大姑父杀好给送来的。他还会编荆笆、箩头等农具，经常帮助乡亲们编，随叫随到。过了伏历天，他挑选又细又长的荆条割回家编荆笆和箩头，除了自己用、拿到集市上卖之外，还经常送给亲戚们用，我们家里用的箩头、牛笼嘴全是在大姑父家拿的。另外，我们家犁地用的木犁、木耙等用具也都是大姑父的“杰作”。大姑父穷则思变。他出了一辈子的力，行了一辈子的好，可随着儿子们的长大，肩上的担子却越来越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眼看着住在山里赶集上街路太远，生产生活很不方便，孩子们的婚事很成问题，爱和人说笑的大姑父眉头紧锁，愁得不能行。虽已年过六旬，可为孩子们的前途着想，大姑父跺跺脚，毅然决然地下定了决心：搬家！一九九二年，他费尽周折，举家搬迁到了山前的王嘴村。在新批的宅基地上，他拖着病体带领孩子们白手起家，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建起了一所东西六间的厦房小院。几年后，大儿子的上房也盖起来了。搬出来后，交通便利了，他家的生活条件得到了不小的改善。一九九三年，经历了十年寒窗苦，小表弟幸有“鲤鱼跃龙门”，考上了洛阳师专中文系。他毕业任教后，大姑父一家人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两年后，二表哥也成了家，大姑父和大姑妈心里的大石头才算放下。大姑父一生节俭。他衣着朴素，夏天总是一件深蓝色短袖衫，冬天老是黑棉袄，买的好几件蓝大衣都让孩子们穿了，我没见他舍得穿过。表姐表哥们结婚时，我看见他身上还是那件褪了色的深蓝色短袖衫，或是黑棉袄，脚上永远都是一双黑布鞋。勤劳，勤快，瓷实，坚韧，热情，热心，思变，节俭，命苦却又高寿，这就是大姑父的可贵风范！中年的我为生计四处奔波，和众位长辈见面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疫情三年，我们行动受限不能走亲戚，没能再和他老人家促膝长谈，甚感遗憾。七年前，大姑妈离开了我们，我伤心不已，写下了诗文怀念她老人家的深恩大德。如今，大姑父也走了，我的上辈亲人已凋零殆尽，所剩无几了，我心里真是空落得很。大姑父走了，可黑虎巍巍，其阿庞广，姑侄之情，荼蘼未央。我心之悲，莫可名状，几经提笔，却难以成文。情非不深也，思绪纷乱矣！迁延至今，才在这寒冬冷日里草就此文，略述他生前音容；又赋诗一首，聊表我追思之情：
杨爱国，笔名:桑林风，七零后，河南义马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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