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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的农历三月，娇憨的双樱花盛放欲燃。那个与我相伴五十三年，聪慧，美丽如双樱的女子离开我了，在十九日的清晨。享年83岁。那天，薄云满天，太阳苍白了脸。 窗外巨大的水杉树，已经展开了它细密的羽状叶片，由稚嫩的浅绿渐渐厚重成深绿。 去年早秋的时候，它明显比旁边另一棵小一些的水杉树衰老了许多。枝丛间，有密集的变黄变黑的枝节、叶片，是孕育种实，让它面目憔悴。 昨夜，我翻看那些相隔半个世纪的老照片。我的目光久久地，为母亲的面庞停留。年轻时的母亲，在我眼前是那么的鲜活、美丽。她也曾经那样开心的大笑过，笑得丰满的下巴，有了圆鼓鼓的凸起。 大部分年轻时的照片中，她的眼里，都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倒是年龄大一些，白发开始侵入黑发领地后的那些照片里，母亲眼睛里开始有了深意。那是母亲开始真正为自己而活，去积极努力做自己喜欢的事以后。 母亲的前半生，一直都在为家庭劳作。 母亲的学历停留在高小。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六年级。当时，全县一共只招收两个初中班，每班三、四十个人。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母亲不在家。姥姥把它悄悄地藏起来了。这个秘密，一直到姥姥去世前，才告诉她。 母亲高小毕业后，在村里做民办教师。在胶南县职业中专为时一年半的集体培训中，母亲遇到了我的父亲。 父母共孕育一子三女。 父母的爱，被分割成四份，我是那个拼命想要更多一点爱的孩子。哭号是我常用的伎俩。抱腿的近身缠绕最是拿手。耍乖、卖惨、瞪眼说瞎话，不惜一切代价的去吸引、去争取，我从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可以。 回想过去的五十三年，在很多的记忆里，除了我竭尽全力地去博取母亲的关注，偶尔的，忤逆她意愿的事也做过几件的。 第一件，是我猜测的。全部是凭着感觉，或是处于嫉妒心理。——我，不是母亲希望的男孩。 回想我长年累月的可见头皮的短发，我的不爱穿裙子，除了有因为腿粗的原因，还有没有更希望自己像个男孩子的愿望？我还要在周末去县上收缝纫活的早出晚归中，担任母亲的保卫工作——假扮男子。 因为当地生活水平使然，做新衣服的人家少。母亲不得不去城里专门的市场上去收活。约好这周末收了，下周末来送。做条长裤大概是五元手工费，衣服大概要十元。总是要到傍晚的时候，来市场上逛的人比较多。逛得自己喜欢的布料，直接就找裁缝做。那时所有的裁缝都在布匹市场里晃荡，看见有人买布，立刻围上前去打听：做不做？想花多少钱？母亲不会说你这料子贵，或是布料滑溜，不好做，而提高价格。她不贪多，总是给出最基本的价格，所以母亲多半是最后被留下来量尺寸的那个人。我们收了活，就往火车站赶，去赶最后一班火车回家。 有一次，在车上碰见一个大姨，她也带着个半大的小子。大姨跟母亲聊起来。两人聊的热火朝天的时候，我们两个男人也默默地对视着，用眼睛交流。那个男人看着我，眼睛亮闪闪的，笑里怎么带着一点羞涩？我觉得，他似乎哪里有问题。果然，那个大姨突然一把抓起男人的帽子，男人伸手去护没护住，脸一下子红了。一根小辫子从帽子里掉出来。大姨说：你看，我们这也是个假小子！原来，她们谈得交心，早把秘密互相倾吐了。 我的小脑瓜逐渐可以分辨出来父亲更喜欢大姐，母亲更喜欢哥。我跟二姐在两不管中间游荡。而且，很巧的是，父亲去世时，在咽气那一刻守着父亲的是大姐。母亲去世时，看着她闭眼的是哥。有个俗话，说人走的时候，在他身边的都是他喜欢的。 在我知道爱好之后，就不再满足于只捡姐姐的旧衣服穿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晌午，母亲有客人，跟一个邻居大娘一边做针线活一边在小声地聊天。我吭吭唧唧的要新衣服。当时身上穿的是一件橙黄色外套，前胸有线条简单的刺绣花朵，后身的下摆是裙褶状的。母亲温柔地拒绝了我的无理要求。那件衣服姐姐们穿得很在意，虽然被洗得薄得快透亮了，但是管哪里都好好的，没有一处布丁。 我很不情愿地走进院子的阳光里。头顶的大太阳都不如新衣服让我焦虑。木栅栏上的一截探出头的铁丝，顶端的锐利让我有了主意。我把衣襟送到那铁丝尖上，它很轻松地就穿过那乏力的布料，刮住了我。我向后一步，刺啦，声音都不是很响地，一条寸半的口子，在衣襟上，很像一个大写的字母L。 我马上跑到母亲身边：你看看，你看看，现在它破了。 邻居大娘说：你这孩子，我眼瞅着你自己把衣服刮上的…… 母亲用手中的线，只几针，就把那个大口子连上了。我又陷入到了沮丧之中。那时完全不知道为自己的行为而羞愧。 知道羞愧是多年以后。 那年母亲回老家探亲。她少有的几件衣服都被岁月染旧了颜色。但这些根本难不倒她。她选了自己最喜欢的一件豆绿色立领中式外套，全部由缝线拆开，然后把里儿换作面儿，再缝起来，就摇身一变，变成一件八、九成新的外套了。这叫“打反儿”。特别是衬衣的领子，容易磨损，常用这个技术。 母亲话不多，都是用实际行动来教育孩子的。 在乡村工作的时候，经常看见地里务农的人们穿着校服。那是他们捡穿的孩子的衣服。这总让我想起母亲。我们如小树一样地长得跟母亲一样高了，母亲就开始捡我们的衣服穿了。这些也留在了影像里——在二姐的结婚照里，母亲穿的是二姐的旧衣服。 第三次忤逆母亲，是中专快要毕业的时候。母亲找我谈话，希望我能继续求学，学历再高一点，更有利于以后的发展。我拒绝了。 我的脑子我自己知道，数学那个必考的科目我是过不去的。学数学对我来说就是煎熬。 母亲没有勉强我，这个话题她以后再没提过。 我跟母亲，这生最大的过不去的一个坎，是关于信仰的问题。 母亲不知何时开始信仰上帝。她的口袋里总是装着皮面上印着十字架的小册子，走到哪里，发到哪里。甚至，今年正月住在医院里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她，还不忘嘱咐嫂子给她拿来一些，附近病床分一分。 身体好的时候，母亲每周都去参加聚会。她早年当过民办教师，会识谱。那些圣歌，母亲都能自己学唱。不聚会的日子，母亲也会在家里读那本厚厚的大书。因为反复阅读，有些句子，母亲能大段大段地背出来。在后期的半昏睡半清醒状态，母亲总是刚从一段睡眠中醒来，就脱口而出一串长长的祈祷词。那些话语都已紧紧地跟母亲成为一体了。 母亲跟着哥哥生活。我只是每月跟逢年过节去看看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去看她是，需要提前一天预约的。她跟她的志同道合的兄弟姊妹经常去各敬老院看样生病的老人。也不需要带什么贵重的礼物，三把鸡蛋，几斤水果就行。大家坐在一起，给病友唱歌，祝福，互相鼓励。 母亲生病期间，她的那些兄弟姊妹纷纷来看望她，有几位几乎每个周末都来跟她聊聊天，唱圣歌给她听。甚至，大家还在母亲的床前举办了一次聚会。那时，母亲已经不能自理了。家里到处堆的是换洗衣服，尿不湿，护理垫啥的，没处坐、没处下脚的样子。 得到母亲过世的消息后，她的那些兄弟姊妹也是第一时间都赶过来了。那些人我只认识不多的几个。我看着陌生的她们，为了母亲的离开而不停地涌落泪水的时候，看着那些发言的人，说着说着，声音哽咽的时候，我也真的为母亲欣慰，我清楚地认识到，母亲的后半生为自己而活得真挚而精彩的！ 我能明显感觉到，那个教会主持人在说到关键的地方时，身体总是微微地向我所在的方向侧转的。 母亲说过，她们把家里还没有信仰上帝的人的名字，都写在聚会地点的黑板上。尤其是那些顽固不化的。而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虽然来的这些人里，我大部分不认识，但我，她们是“认识”很久的。 母亲做了我十年的思想教育工作。从苦口婆心，关心备至，到愤而生气，苦苦相迫。 我从来都是尊重她的信仰的。也对母亲的上帝心存敬畏。但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已经不可能为了母亲，为了这世界上的任何人去做自己不喜欢的，违背心灵自由的事了。 很小的时候，母亲因我而气急，说过我康王的儿子。当初为了什么事而这样说我，我都不记得了。但是这句，我一直都没有忘记。 回想过去的53年，我真的很康王，起码，四十年前是那样的。 母亲没有说着的一点是，康王的儿子最后是听从了父亲的话的。在他父亲死后，他的确是按照父亲的心愿去做的。 而我没有。 嫂子说，母亲的头朝里，给她正过来的时候，母亲的眼睛是睁一只、闭一只的。 我赶去的时候，看见母亲白的透明的脸，看见母亲右眼的双眼皮很美，看见母亲一脸的慈祥和善。 我知道母亲会明白我的。我也从不曾觉得她就真的从我身边消失了。我们来于自然，归于自然，我们就是自然中的一个个现象，我们从不曾分开。不管我们有何种信仰，有无信仰，大道就在那里，静了心，去看，去听，都会发现。 我没有像小时候一样的裂开嘴巴嚎啕，也没有从头流到尾的泪。我只是偶尔随着肩膀的突然抽动，涌上来几颗泪，在眼睛里转了转，瞬间虚朦了视线。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 我知道，母亲的心离我更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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