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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 | 他十分相信所号召的是人民,却打开了暴力的“魔盒”

 浮生偷闲 2024-04-28 发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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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全民阅读大会·2023年度中国好书》盛典上,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23年度“中国好书”正式揭晓,共有44种图书入选。其中,赵林教授的《古罗马帝国的辉煌》入围“中国好书”,我们选择摘取部分内容,以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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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古兄弟改革

出身豪门的平民改革家

文 | 赵林

摘自《古罗马帝国的辉煌》

格拉古兄弟中的哥哥名叫提必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公元前164年一公元前133年),弟弟名叫盖乌斯·格拉古(Gaius Gracchus,公元前155年一公元前121年),两人相差九岁。格拉古兄弟出生于罗马的豪门望族,他们的父亲提必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曾经两度出任罗马执政官(公元前177年和公元前163年),一次出任罗马监察官(公元前169年)。虽然格拉古家族不属于罗马的血统贵族,而是后来崛起的财富精英,但是该家族很早就已经跻身共和国的统治阶层,并且通过家族联姻与罗马传统贵族融为一体,格拉古兄弟的外公就是罗马最有权势的血统贵族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即打败汉尼拔的罗马名将大西庇阿)。

在公元前2世纪,罗马元老院的贵族们掌握着国家权力,但是贵族们在政治态度上分成两派:一派是保守派,他们对外推行严厉的帝国扩张政策,对内则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作风,保守派的重要领袖就是老伽图;另一派是温和派,他们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比较开放和宽容,而温和派的领袖就是大西庇阿。

大西庇阿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一劳永逸地打败了汉尼拔,但是他推崇高雅的希腊文化,对于被征服的迦太基和希腊等地采取较为宽厚的策略。在罗马共和国的政坛上,这两派之间长期存在着分歧和冲突。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的保守派势力越来越强大,大西庇阿在政治上受到指控和排挤,晚年不得不赋闲在家,直至与他的年长敌手汉尼拔同年而逝。虽然大西庇阿本人在政治上渐趋消沉,但是他所属的科尔内利乌斯家族却是罗马最具权势的豪门之一,也是出任罗马执政官人数最多的家族。大西庇阿的女儿名叫科尔内利娅・阿非利加娜 (Cornelia Africana),嫁给了老格拉古,生下了格拉古兄弟和其他子女。

科尔内利娅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罗马妇女,具有良好的教养,品性高洁,而且精通希腊文化。出身于名门的科尔内利娅与骑士阶层的老格拉古缔结秦晋之好,反映了罗马上流社会中盛行的血统贵族与财富贵族之间的政治联姻。当大西庇阿把女儿许配给老格拉古的时候,老格拉古比科尔内利娅要年长20多岁。婚后科尔内利娅一共为老格拉古生下了12个孩子,其中只有3个孩子长大成人,这就是格拉古兄弟和他们的姐姐森普罗莉亚,她后来嫁给了大西庇阿的养孙、第三次布匿战争的胜利者一一小西庇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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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格拉古兄弟和小西庇阿都是大西庇阿的孙辈,格拉古兄弟是大西庇阿的外孙,而小西庇阿则是大西庇阿的养孙,是大西庇阿的儿子所认的养子,后来又娶了格拉古兄弟的姐姐。尽管存在着亲密的姻亲关系,但是格拉古兄弟和小西庇阿的政治立场却不尽相同,甚至相互抵牾。此时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老伽图已经去世了,而小西庇阿由于彻底毁灭了迦太基而功勋卓著,成为罗马元老院中举足轻重的政治领袖,曾经在公元前147年和公元前134年两度出任罗马执政官,其间还出任过监察官(公元前142年)。随着地位的跃升,小西庇阿的政治立场也日趋保守。虽然他不同于老伽图那样的极端保守派而且与其养祖父大西庇阿一样热衷于希腊文化,但是他对于平民派的改革企图仍然持反对的态度。因此,当格拉古兄弟站在平民的立场上进行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时,小西庇阿是明显地倒向罗马权贵阶层一边的。

在格拉古兄弟的幼年时代,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抚养成人。一般来说,当时罗马豪门出身的妇女在丈夫去世以后,往往很快就会改嫁。因为罗马权贵阶层盛行政治联姻,待字之女或丧夫之妻都是重要的政治资源,必须尽快再结连理,重建姻亲联盟。然而科尔内利娅却恪守坚贞,拒绝再嫁,悉心照料和教育子女,成为罗马上流社会中传为美谈的妇德典范。

据说当时埃及托勒密王国的王位争夺者托勒密八世(Ptolemy VIII)非常仰慕科尔内利娅,曾经向她求婚并赠予她王后冠冕,却被科尔内利娅拒绝。科尔内利娅在丈夫去世后一直守寡,含辛茹苦地将几个孩子抚养长大,并且以他们为傲。

有一次她的贵媛闺密来家中做客,向她炫耀价值不菲的珠宝首饰,科尔内利娅却指着刚刚进来的两个儿子说道:“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珠宝!”

科尔内利娅虽然守身如玉,但是她在罗马权贵圈中却交往甚广,许多显贵名媛都是她的座上客,一些希腊的文人墨客也时常光临她的客厅,与她谈论学问,切磋文艺。格拉古兄弟从小就在这种温馨的家庭氛围中受到了良好的熏陶,既秉承了罗马传统美德的质朴精神,也濡染了希腊时尚文化的典雅气质,特别是养成了追求理想不惜杀身成仁的英雄情怀。正是早年的良好教养,使得他们日后在走向罗马政坛时,能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体察民间疾苦、缓解社会危机的改革事业中。

提必略・格拉古与土地改革

提必略・格拉古(即大格拉古)率先揭开了罗马社会改革的序幕,这与他敏锐地觉察到罗马共和国的现实弊端直接相关。大格拉古早年曾经参加过小西庇阿指挥的第三次布匿战争,出任军事保民官,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优秀,得到了将士们的高度赞扬。后来他又出任财务官,参加了西班牙的努曼提亚战争,在一次罗马军队陷入敌人包围圈的困境中,大格拉古凭借自己的睿智和声望,深入敌营与努曼提亚人签订了和平条约,拯救了数万名被围困的罗马士兵。但是罗马元老院却拒绝承认大格拉古与努曼提亚人缔结的和约,反而指责他丧失了罗马人应有的英勇气节;而广大民众却对他明智地解救了平民的性命感激不尽,并通过公民大会赦免了元老院拟对他实施的惩罚。这件事使大格拉古与元老院之间产生了最初的裂痕,使得他后来立场坚定地站在平民一边,矢志不移地为民请命。

据说有一次大格拉古在执行公务时,路过意大利北部的伊特鲁里亚(今托斯卡纳地区),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一农田里面进行耕作的人都是被贩来的奴隶,而不再是当地的罗马农民。以往罗马共和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都是建立在自耕农——他们也是服兵役的主体——经营的基础上,但是现在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现象却使得自耕农失去了土地,这无疑会对整个罗马社会结构造成严重的冲击。这种亲身感受令大格拉古终生难忘,后来他出任罗马保民官时,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发表了流传后世的经典名言:

在意大利漫游的每一头野兽都有它的栖避之所,然而为意大利而奋战的人却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什么也无权享受。他们没有住所,携妻带儿四处流浪。他们的统帅悠然自得地躺在床上,鼓动他们为保卫祖先的墓冢和庙堂而战,但是没有一个罗马士兵拥有世袭的祭坛或灵牌,他们是在为保卫他人的财富和奢侈而战死。他们名义上是世界的主人,实际上却没有一块立锥之地。”

提必略・格拉古体察民间疾苦,又出身于功勋世家,因此得到了广大平民的拥戴,公元前133年,他当选为罗马保民官。保民官作为罗马的平民领袖,其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的利益,与通常站在元老院和贵族立场上的执政官成为罗马政坛上相互制约的双雄。大格拉古在出任保民官之后,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土地改革。

随着罗马共和国在意大利的扩张,其地域面积也极大地得以拓展,这些新占地原本属于公有土地,却被一些有权势的土地贵族占用。这些大地主无限制地侵吞公地,然后贩用奴隶来进行农业耕作,挤压和兼并自给自足的小农田产。面对这种愈演愈烈的恶性后果,大格拉古推动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大地主占有土地的面积,帮助势单力薄和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获得应有的耕地。因此,这种土地改革是有利于广大自耕农和丧失土地的无产者的,但是它却触犯了大地主和贵族们的利益。

身为保民官的提必略・格拉古绕开元老院,直接召开公民大会(特里布斯大会)通过了《森普罗尼亚土地法》。该法案明确规定,每一个罗马公民占据的公有土地面积不得超过500尤格(约为130公顷),多出来的土地必须退还给国家,由国家重新分配绐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每个失地农民都可以分到一块30尤格(约为7.8公顷)的土地,这些土地是国家租给农民的,农民只需要支付一份小额的租金即可使用;租予的土地可以由子孙来继承,但不能用于自由买卖。同时,大格拉古为了落实这项土地法案,还成立了一个由他本人和弟弟盖鸟斯·格拉古以及岳父阿皮利乌斯·克劳狄乌斯共同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领导和落实土地改革方案。

提必略・格拉古在进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还想推进其他一些改革,比如司法改革和兵役改革等,这些改革后来分别被盖乌斯・格拉古和马略实行。提必略・格拉古在有生之年未能进行这些改革,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把土地改革方案真正地加以落实,因为罗马保民官和执政官的任期一样,只有一年的时间。

到了公元前133年末,提必略・格拉古意识到自己很快就要卸任了,而一旦失去了保民官的职位,他就没有权力来继续推进改革了。因此,大格拉古试图谋求连任,但是这样做显然是违反罗马惯例的。在罗马共和国,数百年来执政官和保民官的任期都是以一年为限,二者可以在卸任若干年后再次参加竞选,但是不可以连选连任。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改革措施的连续性和有效落实,大格拉古决心打破规矩,利用平民的支持来竞选下一年的保民官。大格拉古寻求连任的决定得到了广大平民,尤其是失去土地的城市无产者的大力支持,但是这种破坏规矩的做法却遭到了罗马元老院和另一位保民官马可・屋大维(MarcusOctavius,勿与百年后罗马“后三头同盟”的盖乌斯・屋大维相混淆)的强烈反对。虽然屋大维与大格拉古同为平民保民官,两人此前的私交也不错,但是屋大维却在罗马权势人士的利诱拉拢之下与大格拉古分道扬镰,运用保民官的否决权,坚决反对大格拉古破坏惯例寻求连任的做法。

大格拉古曾试图改变屋大维,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只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他在召开的公民大会上,利用人民的支持公开罢免了不肯妥协的屋大维的保民官职务,并将其强行赶出了会场。大格拉古的这种做法公然践踏了罗马的法律——在罗马共和国,保民官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一位保民官是无权对另一位保民官进行罢免的。

提必略・格拉古的违法举措给伺机寻衅的贵族们以把柄,激起了很多罗马元老的强烈愤慨。大格拉古不仅侵害了罗马的法律,还公然使用了暴力(将屋大维强行驱逐)。此前罗马平民与贵族之间虽然存在着利益之争,但是双方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博弈,很少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大格拉古首开强力罢免同僚之端,罗马的贵族们很快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暴力活动迅速升级,竟然将其发展成为对保民官人身安全的伤害。

踌躇满志的提必略・格拉古带领一批身藏武器的平民拥趸来到公民大会的会场,准备操纵群情激愤的平民以实现连任保民官的夙愿。与此同时,元老院则在卡庇托尔山上召开集会,聚集了一大批反对大格拉古的贵族及其门客,而且这些早有预谋的权贵人士还组织了一批武装随从和奴隶,在公民大会的会场四周布好了阵势。在元老派中为首的就是大格拉古的表兄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Cornelius Scipio Nasica),这位卸任的执政官代表着罗马权贵阶层的利益,而且与大格拉古本人曾有过利益龃龉。就在大格拉古向他的支持者们发表演讲之际,纳西卡带领着武装随从冲入会场,双方发生了拥挤互殴。由于大会现场一片嘈杂,大格拉古的演讲声音根本传不出去,于是他便指着自己的头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告诉站在远处的支持者们,自己的生命现在受到了威胁。但是纳西卡却马上向周围的人群大声宣称,大格拉古要求人民给他一顶王冠,他想成为罗马的国王。

罗马人自从公元前509年建立共和国以来,对国王一直深恶痛绝。第二任执政官瓦列里乌斯就曾经颁布了一条法律:“任何人自立为王,人人得而诛之。”这条法律在罗马共和国深入人心,牢不可撼,过去几百年间从来没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题而充当国王。后来罗马一代枭雄恺撒被元老们刺杀,也是因为他有僭窃王位之嫌。对于曾经通过革命推翻暴君的罗马贵族和普罗大众来说,共和国是绝对不能容忍国王的存在的。无论是什么人,创建了多么辉煌的功勋,只要胆敢妄自为王,必定招致杀身之祸。

因此,当提必略・格拉古指着头颅表示自己有生命危险的时候,纳西卡等贵族却以讹传讹,宣称他想要获取国王之冠。这样就激起了围观的贵族和群众的极大愤慨,整个会场迅即发生了剧烈的骚乱。纳西卡高喊着诛杀暴君的口号,率领一帮贵族和打手冲入会场。大格拉古见势不妙,转身而逃,结果被追上来的暴徒们乱棍打死,三百多名平民支持者也惨遭杀戮。

罗马政坛上暴力的“潘多拉魔匣”

这一暴行在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史上首开先河,从此以后,罗马政坛上的暴力冲突就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暴力之肇端首先是由于提必略・格拉古破坏规矩而致,他第一次非法强行罢免了另一位保民官,由此埋下了僭越法律之隐患。接着则是贵族们变本加厉,公然在公民大会上使用暴力,杀害了人身安全受到法律保护的平民保民官。更有甚者,这种在大庭广众之下不经审判而夺人生命的暴行践踏了罗马的一条根本大法。罗马共和国之初颁布的最重要的法律中,除了“任何人自立为王,人人得而诛之”以外,还有一条就是:任何罗马公民被处以死刑都享有上诉权。未经审判而剥夺一个公民一一更不用说是担任公职的保民官的生命,既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害,也是对法律原则的恶劣亵渎!然而在公元前133年,罗马的贵族们竟然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悍然杀害了保民官提必略・格拉古,使暴力行为公然肆行于罗马的政治舞台上。

早在公元前494年设立平民保民官时,共和国就制定了“保民官在任期间其人身安全神圣不受侵犯”的法律,以保障保民官可以无所顾忌地捍卫人民的权益。由于保民官总是站在平民一边,很容易得罪权贵,而保民官手中既没有军权,也不像执政官那样有“法西斯”随从护卫,加之他的宅院必须全天候向罗马人民开放,所以保民官的人身安全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提必略・格拉古却在担任保民官期间被一群贵族暴徒杀害,这种肆意侵凌法律的暴行从此便在罗马政坛上大行其道,竞相迸发了。

从格拉古兄弟开始,到稍后的马略和苏拉,再到恺撒、庞培、安东尼、屋大维等人,暴力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时尚的政治行为方式:最初是拳脚相向,然后是棍棒相加,最后则是兵戎相见,最终演变为血腥暴戾的罗马内战。

提必略・格拉古去世的时候才31岁,可谓英年早逝。他进行土地改革的初衷想解决罗马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为罗马共和国的一个生死攸关的社会症结,很多后续的改革家都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大量的农民在激烈的土地兼并过程中流离失所,难以为生,而他们又是罗马公民,担当着保家卫国的重任,一旦他们的生计面临困境,共和国的社会危机也就迫在眉睫了。面对这个紧迫问题,国家只有重新给他们分配土地,使他们在稼穑耕耘中安居乐业,才能解除社会危机。因此,大格拉古启动了最初的土地改革法案,试图以限制富人多占土地的方法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再置业问题;接下来他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小格拉古)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粮食改革,以改变城市无产者的生存困境。再往后,马略则通过兵役改革,吸收大量无产者成为职业军人,用国家发放军饷的方式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一系列循序渐进的社会改革,都是从提必略·格拉古这里发轫的。

提必略・格拉古的改革初衷是非常善良的,体现了一种高尚仁慈的悲悯胸怀,但是他所使用的手段一通过煽动民众、操纵公民大会来强行通过改革法案一一却是后患无穷的。尤其是他强行罢免另一位保民官的行为,更是直接践踏了罗马的法律,由此开启了诉诸暴力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恶习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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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87年,在平民不断地向贵族争取政治权利的情况下,罗马共和国通过了《霍腾西阿法》。《霍腾西阿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特里布斯大会的决议无须通过元老院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由于特里布斯大会已经日益取代了百人团大会的政治功能,并且逐渐演变为城市平民所控制的平民大会,因此这个法案就极大地加强了平民阶层的政治权重。以前特里布斯大会提出的决议必须经过元老院的批准才能成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掌握元老院权力的贵族阶层,但是《霍腾西阿法》的颁布却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使得具有浓郁平民色彩的特里布斯大会具有了独立的立法权力。

提必略・格拉古正是在《霍腾西阿法》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由城市平民主宰的公民大会来实现自己的改革理想,从而改善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虽然大格拉古的本意是善良的,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那些影响着公民大会情绪氛围和决议结果的城市无产者,具有强烈的怨恨心态和暴戾之气,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野心家操控,从而为集权统治的产生铺垫重要的民意基础。这种恶劣的政治后果,却是大格拉古在利用民众情绪来推行改革时所未曾意料到的。在提必略・格拉古首开先河之后,任何不安于现状的罗马政治家都可以打着保障人民权利的旗号,利用广大平民阶层的支持,通过充满激愤情绪的公民大会来推行各种社会变革,从而实现公共的政治理想或个人的权力野心。

蒙森在分析共和国后期公民大会滥用权力的弊端时指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罗马共和国未能从“城市制度”进展到“国家制度”,即未能从适合小国寡民状态的公民大会进展到近代英国式的议会制。前者是全民参与的直接民主,后者则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当罗马共和国已经从台伯河畔的七丘之城发展成一个地中海帝国时,那种全民参与的公民大会实际上已经日益蜕化为由极少数罗马人,尤其是城市平民所控制的极端团体,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拥有罗马共和国的立法权(通过所参与民众的集体表决),甚至可以凭恃所谓“民意”而凌驾于元老院之上。此时的罗马平民阶层,已经由于此前几个世纪的抗争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政治权力,同时又因大量失地农民的加入而充满了躁动暴戾的情绪,一旦受到某些富有胆略和魅力的政治人物的煽动,就会激发出狂暴的集群行为,从而为某些“人民领袖”的集权专制开辟道路。蒙森评论道:“表决大会的陈腐机构竞作为选举和立法之用,已甚有害。可是这种群众一一主要是表决大会,实际也是人民大会一一竞可以干涉行政,元老院借以防御这种干涉的器具又被夺去;所谓全体市民竟可以用法令由公帑里把土地及其附属品拨给自己;任何人只要乘着时势,利用个人在无产阶级的势力,控制街市数小时,便能在他的计划上加盖最高人民意志的法定印记:这样一来,罗马所处的地位已非人民自由的开端而是人民自由的末路,罗马所达到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君主政治。’至于提必略・格拉古本人,或许确是一位善良正直、高风亮节的政治家,但是他恤民爱国的初衷却事与愿违地开启了“潘多拉魔匣”。“他十分相信所号召的是人民,却唤起了一个嚣张的群众,他手攫王冠而不自知,以至于无情的事势以莫之能御的力量逼他走上奸雄、暴主的途径。”从此以后,罗马的政坛上就出现了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推动着那些胸怀大志的政客借重民意和军权而一步一步地走向权力的巅峰,用独裁的方式来取代元老院的权力,直到最终颠覆共和国。

兄终弟及,前赴后继

提必略・格拉古为人慷慨大度,勇于担当,平时沉默寡言,庄重稳健;他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却性格外向,锋芒毕露,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公元前133年,提必略・格拉古被贵族率领的暴民击杀而亡,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300多名支持者。事后,盖乌斯·格拉古要为兄长收尸,却遭到行凶贵族们的拒绝,他们将大格拉古等人的尸体全部丢进台伯河里。那时小格拉古才二十出头,在母亲的劝告下韬光养晦,绝迹于公共场所,表现出一副胸无大志、玩物丧志的样子;暗地里却在审时度势,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另外,虽然贵族们杀害了大格拉古这个可怕的政敌,但是他们的暴行却激起了罗马人民的强烈不满,平民们的复仇一触即发。为了安抚民众,元老院保留了大格拉古的土地法案,继续加以推行;杀害大格拉古的元凶纳西卡也遭到了罗马人民的检举和指控,不得不离开意大利,凄惶地客死于东方的帕加马。但是平民心头积压的愤慨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他们期盼着一位振臂高呼的领袖人物,带领他们继续完成大格拉古未竟的事业。

盖乌斯·格拉古早年也参加过军队,并在军中服役多年,担任过军事财务官等职务,在战斗中表现得和其兄一样勇敢出色。

但是,格拉古兄弟二人的性格却迥然相异,哥哥大格拉古比较沉稳理性,弟弟小格拉古却热情冲动。比如在演讲的时候,大格拉古总是喜欢站在一个地方纹丝不动,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充满了理性和逻辑的力量,于冷峻中显现出一股横扫千军的气概;而小格拉古却会在演讲过程中不停地走动,使用各种夸张的手势来配合极快的语速,口若悬河,雄辩滔滔,他的整个演讲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色彩,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形象地说,兄弟两人一人如兀立的山峰,嶙峋雄奇,显示了高山仰止之威;另一人如汹涌的大海,波澜壮阔,展现出雷霆万钩之力。

当大格拉古被杀以后,虽然他的母亲科尔内利娅非常悲痛,但是这位极富修养的上流社会妇女,在面对着当时平民中间喷涌的复仇火焰时,更多考虑的还是国家的安危。因此,她极力避免让小格拉古再次卷入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激流之中,阻止小格拉古在政坛上抛头露面,而让其在军队中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远离罗马的政治中心。若干年后,小格拉古在军中经历了磨炼,凭着出众的表现博取了军功,从而也得到了民众的敬仰,很多罗马平民都希望小格拉古能够继承其兄的未竟事业。大格拉古遇难之后,平民心中积压的仇恨越来越深,势力也不断加强,但是他们却缺少一位领袖人物,于是大家就极力推举小格拉古出任保民官。

据说有一天夜里小格拉古做了一个梦,梦见已故的哥哥对他说道:“盖乌斯,为什么你会迟疑不决?服务人民是我们的天职,是生是死都已命中注定,你根本无法逃避。”小格拉古为此深受感动,因此不顾母亲的阻拦,毅然决然地选择站在人民一方,重出江湖,开始竞选平民保民官。经过几次失败以后,小格拉古终于在公元前123年,即大格拉古去世十年后,成功地当选了罗马保民官。

小格拉古出任保民官之后,就掌握了召集和主导公民大会的重要权力,可以在大会上提出议案交由与会民众进行表决,议案一旦获得通过即成为法律(根据《霍腾西阿法》)。事实上,到了共和国后期,作为人民领袖的保民官在罗马政坛上的地位越来越高,公民大会已经完全成为保民官操控的政治工具,保民官可以利用民众的支持来制定各种法律,从而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正因为如此,共和国晚期的一些具有野心的执政官(马略、恺撒、屋大维等)都纷纷笼络保民官,以便通过后者来控制民众、赢得人心。

小格拉古在大格拉古去世十年后出任保民官,使罗马平民心中积压已久的复仇烈火终于找到了喷发的机会;再加上小格拉古本来就是性情激烈、爱憎分明之人,对兄长之死始终耿耿于怀。

因此他甫一上任,即在民众的热情支持下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其力度和广度都大大地超过了大格拉古当年的尝试,从根本上撼动了罗马传统的权贵政治。

盖乌斯・格拉古的系列改革

首先,小格拉古继续落实和推进哥哥开启的土地改革。虽然自大格拉古被杀以来的十年时间里,元老院并没有全盘否定大格拉古提出的土地法案,这是由于《森普罗尼亚土地法》切实地为失地的农民带来了好处,从而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元老们也不敢悍然废除这个法案,但是在大格拉古死后,土地法案的推行进度非常缓慢,也基本上还停留在起步阶段,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和推广。小格拉古担任保民官之后,与他的岳父穆齐阿努斯以及哥哥的岳父克劳狄乌斯组成了一个新的三人委员会,开始大力实施《森普罗尼亚土地法》,落实公有土地的改革和重新分配,把富人超额占有的公地分给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从而有效地改善了自耕农的再置业状况。

除此之外,盖乌斯・格拉古又开始进行粮食改革。虽然土地改革可以帮助自耕农重新获得土地,但是那些由于土地兼并而流离失所的城市无产者却亟待解决眼前的生活困难,他们一贫如洗,甚至连粮食也买不起。为了缓解这些弱势群体的燃眉之急,小格拉古制订了《粮食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由国家从北非和西西里岛收购粮食,然后以低价卖给城市平民,以此来减轻平民和无产者的生活压力。这个改革方案当然得到了平民们的大力支持,但是《粮食法》也埋下了某种隐患,那就是致使许多生活困难者都涌入城市,等待国家的救济和补贴。这样就养活了一批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他们经常聚集在公民大会或者罗马城的某些地方(如阿文庭山)滋事生非,对城市的社会稳定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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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改善失地农民和城市无产者的生活处境的一些改革措施之外,小格拉古还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骑士阶层的政治、经济权利的重要改革,以期建立骑士与平民的政治联盟,共同制约贵族阶层的权力。

随着罗马对外战争的不断推进,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骑士阶层在罗马共和国开始崛起。以往的罗马社会主要是由贵族和平民这两大阶级构成,后来一些平民由于经商致富或者掌握了土地资源,开始跻身贵族行列,成为新贵族,即所谓财富贵族,这就是“骑士”的最初含义。随着罗马版图的不断扩展,商业活动也与战争征服并驾齐驱,比如行军打仗需要筹办军备、修筑道路等,对于被征服的殖民地也需要收缴税款,而承办这些商业活动的人就是骑士,即商人阶层。他们依靠战争而发财构成了一个新兴的中间阶级或利益集团,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他们不像血统贵族那样依凭传统的土地资源,而是通过商业活动和各种新兴产业而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些人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之后,就开始要求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就会与长期控制共和国政权的血统贵族及元老院产生一定的矛盾。

虽然盖乌斯・格拉古已经有城市无产者和广大平民作为后盾,但是大格拉古的失败教训使他意识到,光靠乌合之众的平民阶层是不足以与势大权重的贵族集团相抗衡的,需要寻找新的同盟者来共同对抗贵族和元老院,于是他就把目光转向了日益强大的骑士阶层。小格拉古借以笼络骑士阶层的手法是,把司法权从元老们手中剥夺,将其转交给骑士阶层。罗马共和国并没有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司法职能主要由执政官的副手即法务官来执行。法务官作为执政官的副手,在战场上协同执政官带兵打仗,在法庭上则负责主持司法审判工作。在法务官的主持下,由若干元老组成的陪审团通过表决的方式对司法案件进行裁决,重大案件的判决结果可以通过上诉而提交公民大会进行复核。

小格拉古进行的司法改革就是让骑士阶层取代元老成为陪审团成员,将罗马共和国的司法权完全交给骑士阶层。其实此前大格拉古就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把陪审团成员调整为元老和骑士各占一半;而到了小格拉古担任保民官期间,他索性让骑士阶层彻底取代元老,包揽了全部的司法权。这样一来,一方面随着《霍腾西阿法》等法案的颁布,罗马公民大会本身具有了独立的立法权;另一方面司法权也从元老手中被转交给了骑士阶层,贵族阶层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样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一个骑士和平民的政治联盟,共同制衡元老院。

此外,盖乌斯·格拉古还把亚细亚行省的包税权交给了骑士阶层,这项措施使得骑士们或者说商人们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从而让小格拉古进一步争取到了骑士阶层的拥护。

公元前133年,也就是提必略・格拉古开始改革的那一年,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国家帕加马,其末代国王在去世之前立下遗嘱,将帕加马赠送给罗马,从此以后罗马人就在帕加马的土地上建立了亚细亚行省。当年大格拉古得知帕加马国王要将其国土交给罗马人,他就以保民官的身份提案立法,要把帕加马的土地分给失地的罗马农民。这项提案极大地激怒了罗马的贵族,他们甚至指控大格拉古收受了帕加马国王的贿赂,从而使得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造成了大格拉古的悲剧下场。大格拉古遇害以后,帕加马的土地自然也没有分配给失地的罗马农民,而是成了罗马共和国的海外行省。按照罗马共和国的法律规定,海外行省的人民不需要服兵役,但是必须向罗马缴纳一定的赋税。

为了收缴海外行省的赋税,罗马共和国会专门派人每年前往各行省进行此项工作,这些收税者被称为包税人,而包税人往往会从中得到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因此,小格拉古操纵公民大会通过法案,把亚细亚行省的包税权交给了骑士阶层,由罗马的商人作为包税人前往小亚细亚地区去搜刮行省人民的膏脂,他们将其中的一部分税收上交给国家,剩余的则中饱私囊。

小格拉古的这项改革措施极大地取悦了骑士阶层,从而获得了后者的大力支持。

与其兄的发轫相比,盖乌斯・格拉古的改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涉及罗马社会的许多方面。他继续推进的土地改革和新推出的粮食改革都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烈拥护,尽管触动了罗马权贵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忌于改革措施深入人心以及罗马平民的复仇情绪,未敢公然加以阻挠。至于小格拉古将司法权和包税权赋予骑士阶层,虽然也影响到了元老贵族们的权益,但是一来由于传统的旧贵族不愿得罪骑士阶层这一新兴势力,二来则是受制于罗马法律的严格规定一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元老们可以拥有土地资源,但不许经商,不许染指额外的钱财。因此,守旧的元老们眼看着小格拉古让骑士阶层在司法权和包税权问题上渔翁得利,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有些开明的元老贵族甚至还对这些改革法案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开发迦太基殖民地和赋予意大利人公民权

但是,盖乌斯・格拉古接下来进行的两项改革却激起了元老院贵族和一些罗马公民的强烈反对,那就是开发迦太基和赋予意大利人公民权。这两项改革主张致使贵族们胸中积压的怨恨终于爆发出来,而且使小格拉古失去了一批保守派平民的支持,最后小格拉古的改革事业落得和大格拉古一样的悲剧下场。

位于北非的迦太基长期以来一直是罗马的死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还差一点给罗马带来灭顶之灾。

公元前146年小西庇阿率领罗马军队攻占了迦太基城,在屠戮劫掠之后一把火将迦太基城焚为灰烬,并且发下重誓:“任何人若在此地重建城市,必遭天谴!”从此以后,富饶繁荣的迦太基就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人烟绝迹,狐兔横行。

盖乌斯・格拉古在推行土地法案和粮食法案的过程中,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罗马失地农民的再置业问题,于是就盯上了迦太基这块曾经肥沃的土地,想动员罗马无产者到北非去重建家园。因此,小格拉古在公元前122年再次当选为罗马保民官之后,就提出了在迦太基建立殖民地的议案。他计划把大量罗马民众迁到迦太基,开荒拓土,重建城市,并且拟用罗马人崇拜的女神朱诺一一朱庇特之妻一一的名字将新城命名为朱诺尼亚(Junonia)。为了落实这项大胆的改革方案,他本人亲自来到迦太基,负责督促实施移民重建计划。

小格拉古的迦太基殖民方案得到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罗马老兵和无产者的拥护,却极大地激怒了罗马的贵族,特别是元老院当中的一些保守派人士。罗马人是一个非常注重哲言的民族,他们对迦太基人怀有刻骨的仇恨,曾经在迦太基的废墟上发下了毒誓,罗马人世世代代都应该将其牢记于心。然而殷鉴不远,小格拉古就要试图重建迦太基,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罗马人当初的誓言,令罗马的保守主义者们一一一包括大多数贵族和相当一部分平民一一难以接受,所以他们坚决反对小格拉古的这项改革措施。

后来,随着小格拉古改革的失败,迦太基殖民方案也再度搁置,一直到近百年后的恺撒时代才得以重启,到屋大维时代罗马人才在迦太基的遗址上建立起一座新城。

如果说迦太基殖民方案触动了罗马保守派的神经,那么授予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更是令大多数罗马公民深感愤慨。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罗马共和国所面对的问题不仅有穷人与富人的矛盾,还有意大利各同盟国人民与罗马公民的矛盾。多年以来,与罗马人并肩战斗的意大利各族人民一直在锲而不舍地要求享受罗马公民权,否则就要脱离罗马同盟而自立。为了安抚和收买意大利人,小格拉古在第二任保民官届期将满之时提出了一个政治改革方案,主张把完全的罗马公民权赋予拉丁人,而把拉丁人的部分公民权赋予意大利人。这个改革方案的目的是试图将拉丁人吸收进罗马公民大会,从而巩固小格拉古的统治基础,同时笼络广大的意大利人成为罗马人的坚定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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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盖乌斯・格拉古的这项改革主张立即遭到了罗马权贵和众多平民的共同反对。罗马共和国内部虽然有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的矛盾,但是他们都享有一个共同的光荣称号一“罗马公民”。如果大量的拉丁人都涌入罗马公民大会和竞技场,罗马的公民们还能找到自己的席位吗?如果让那些坎帕尼亚人、翁布里亚人、萨莫奈人甚至高卢人都成为罗马公民,那么罗马人的优越感将何以体现呢?作为地中海世界主人的罗马公民一一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富人,还是一贫如洗的穷人一都决不愿意把参加公民大会、观赏斗兽活动和购买廉价谷物的权利与他人分享!

虽然盖乌斯・格拉古之前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得到了罗马平民、骑士以及一些开明贵族的支持,但是他后来提出的重建迦太基和赋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主张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以往的一些支持者也开始与他渐行渐远,分道扬镰。在这样的情况下,小格拉古和罗马权贵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白热化,哥哥提必略・格拉古的悲惨命运将再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悲剧重演,改革落败

公元前133年,提必略・格拉古由于寻求连任保民官而遭遇杀身之祸。但是十年之后,盖乌斯·格拉古却利用人民的支持顺利地实现了保民官的连任。由于他在担任第二任保民官期间试图开辟迦太基殖民地和赋予意大利人公民权,得罪了许多支持他的选民,因此他在谋求公元前121年花开三度的竞选活动中落败。

继任的保民官马可·弗尔维乌斯(Marcus Fulvius)比小格拉古更加激进,他利用广大群众的热情,挟小格拉古改革的余威,鼓动支持者搞街头政治,公开与元老院和贵族们相对抗。就在当年,罗马保守派贵族卢西乌斯·欧庇米乌斯(Lucius Opimius)当选为执政官,他一上台即下令废止小格拉古的几项改革法案,尤其要取缔迦太基殖民计划,这样就致使罗马平民与贵族的矛盾迅速激化。

小格拉古虽然竞选失败,但是他仍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而且与弗尔维乌斯关系密切、立场一致,因此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平民派一边。于是在公元前121年,罗马再次形成了两派势力尖锐对峙的局面。就像传说中罗慕路斯和雷慕斯各据山头的情形一样,以执政官欧庇米乌斯为首的贵族派势力控制了罗马七丘之中最高的卡庇托尔山,罗马最神圣的朱庇特神庙就在这座山上;而小格拉古和保民官弗尔维乌斯则带领平民聚集在阿文庭山上,该山原本就是平民的根据地。双方各自召集拥护者举行集会,群情激愤,暴力冲突一触即发。

盖乌斯·格拉古虽然性情刚烈,却鉴于其兄的惨痛教训,坚决反对使用暴力来解决政治分歧。然而此时的罗马情态已非他所能控制,对峙双方均已失去了理性。结果在一次群众集会活动中,执政官欧庇米乌斯手下一位担任祭司的门客因态度嚣张、出言不逊而激怒了聚集的平民们,遭群殴而亡。以欧庇米乌斯为首的贵族派以此为由,抬着被杀祭司的尸体在罗马广场和元老院门前示威,促使罗马元老院颁布了“元老院终极令”。该法令宣布小格拉古和弗尔维乌斯为共和国的“暴君”,并授权欧庇米乌斯运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

“元老院终极令”是罗马元老院颁布的最高法令,超越一切法律。每当罗马共和国处于毁灭的边缘,或者落入暴戾僭主的控制之下时,元老院就有权发布终极令,国家由此进入紧急状态,正常的法律程序失去效能。元老院授权的高级官员一一执政官、法务官、前执政官等一可以针对危急态势自行采取适当手段来进行干预,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

公元前121年针对小格拉古而发布“元老院终极令”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动用这种最高法令,它主要是针对那些滥用法律来干预政治秩序的野心家。自此之后,罗马元老院又在公元前100年、公元前63年和公元前49年三次颁布了终极令,分别针对策划平民暴动的保民官萨图宁、制造颠覆阴谋的喀提林和具有政治野心的恺撒。而小格拉古则成为“元老院终极令”的第一个牺牲品。

“元老院终极令”颁布后,得到授权的执政官欧庇米乌斯命令所有元老全副武装进入战斗状态,并召唤骑士阶层成员,各自带上武装奴隶,集结起来对阿文庭山上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围剿。由于终极令已经宣布小格拉古和弗尔维乌斯为“暴君”,可以对其格杀勿论,所以人心涣散的平民派很快就在贵族们的攻击之下四散逃亡。小格拉古本打算在阿文庭山的狄安娜神庙中自戕,但被他的朋友们和贴身奴隶劝阻,一行人向台伯河外逃跑。

结果他们在台伯河大桥上被敌人追上,小格拉古的朋友们浴血奋战,壮烈牺牲;小格拉古见大势已去,遂命其贴身奴隶将自己杀死,奴隶旋即也自杀而亡。

盖乌斯・格拉古身亡之后,他的头颅被追赶者砍下,作为邀赏的证据。在终极令颁发以后,执政官欧庇米乌斯发布了一个悬赏令:任何人只要取得盖乌斯・格拉古或者弗尔维乌斯的人头,将获得同等重量的黄金作为奖励。据说小格拉古的人头被砍下后一度遭到了争抢,甚至有人还在头颅中灌了铅,后来果然领到了同等重量的黄金。

在这次镇压活动中,三千多人(平民派领袖及其追随者)遭到了屠杀,尸体都被抛到台伯河中,鲜血染红了整个河面。遭到弹压的罗马平民再一次把对贵族的刻骨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等待着下一次机会来报仇雪恨。

大西庇阿孙辈们的命运

格拉古兄弟和小西庇阿同为大西庇阿的孙辈(外孙和养孙),但是双方的政治立场却截然不同。虽然小西庇阿属于元老院中的温和派,但是他也和保守派一样不赞成格拉古兄弟的那些有利于城市平民和无产者的改革措施,尤其不赞同大格拉古破坏法律、采用强制手段来进行改革的方式。所以在大格拉古被杀以后,当有人问起小西庇阿对于此事的态度时,他引用了古希腊诗人荷马的诗句:“每个人做这类的事,必得这样的死!”言中之意就是,如果大格拉古想当僭主,这就是罪有应得。小西庇阿虽然未曾参与迫害大格拉古的活动(当时他正带兵在西班牙努曼提亚打仗),但是他对于大格拉古之死的态度表明他是站在纳西卡等贵族派一边的。

虽然小西庇阿功勋卓著,令人敬仰,但是他在大格拉古被杀一事上的态度却激起了很多平民的愤慨,阶级对立和复仇情绪使得人们很快就把他的丰功伟绩遗忘殆尽。公元前129年,就在大、小格拉古的两次改革之间,年仅五十六岁的小西庇阿在准备翌日的元老院发言稿时突然去世,第二天早上人们才发现他死在了书房里边。他的尸体很快就被火化了,但是死因一直不明,有人说是大格拉古的追随者将他暗杀了,也有人说他死于中风等急症。

几年以后,小格拉古也因改革失败而身亡。在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21年的十来年间,罗马一代名将大西庇阿的三个孙辈都命归黄泉,而且均非寿终正寝。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但是最后都没有逃脱悲剧性的命运。大西庇阿这三个孙辈的悲惨结局或许昭示了罗马共和国之觞——小西庇阿之死标志着罗马共和国最后一批高风亮节的开明贵族黯然下场,而格拉古兄弟之死则呼唤着罗马政坛上野心勃勃的政治枭雄应运而生。

罗马革命与动乱之滥觞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却揭开了此后一系列社会改革和政治革命的序幕。他们先后控制了代表民意的罗马公民大会,试图通过一些改革措施来改善作为罗马共和国根基的自耕农的现实处境,从而解除共和国后期由于贫富分化而引发的严重社会危机。毫无疑问,格拉古兄弟,尤其是提必略・格拉古的改革动机是良好的,但是他们采取的措施却比较激进。提必略・格拉古率先破坏了法律的规范,盖乌斯·格拉古则直接采取了煽动城市平民尤其是无产者的激进手段。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都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情支持,提高了城市平民和骑士阶层的政治权重,但严重地侵害了罗马权贵的利益,从而使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激烈。更为严重的是,格拉古兄弟的一些改革措施为罗马共和国的覆灭埋下了隐患——土地法案开创了将新征服的土地视为国有的惯例,从而为后来帝制时期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治模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而粮食法案更是滋长和怂恿了一个日益壮大的城市无产者群体,这些成天待在公民大会和城市街区里游手好闲、寻衅滋事的狂热分子后来成为罗马革命的主要力量,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城市骚乱和暴力活动,直到某些野心勃勃的政治雄才(如恺撒)将其收抚为实现个人独裁的得力工具(另一个得力工具则是军队),从而导致从共和国向帝制的转化。

格拉古兄弟的一系列改革虽然旨在改善罗马平民的生活处境,限制贫富差距,但是从实质上看,这些改革的最重要意义就是提高公民大会一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平民大会一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全面削弱元老院的立法和司法权力。格拉古兄弟不仅充分利用《霍腾西阿法》的规定,使公民大会在立法方面与元老院分庭抗礼,还把司法权从元老们手里剥夺过来交给骑士,并通过包税权来笼络骑士,试图在平民与骑士之间建立起政治联盟。此外,他们还打破惯例谋求连任保民官,通过煽动民众的情绪来控制公民大会,以实现个人独裁的政治目的,用魅力型领袖的僭主统治来取代贵族阶层的寡头统治(在这一点上,盖乌斯·格拉古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此以后,罗马政坛上就开始出现两种统治形式交替更迭的情形:一种是由300名元老(苏拉以后增加为600名),特别是其中一些位高权重的豪门望族所代表的寡头政制,这些政治寡头长期以来牢牢地掌握着罗马共和国的大权;另一种则是由格拉古兄弟、马略、恺撒等人所开创和继承的僭主政制,这些魅力型领袖通过煽动民意和掌控军权等方式来对抗寡头统治,从而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

格拉古兄弟在进行改革时只是利用了民意,尚未借重于军队(这是因为当时罗马还没有职业军队),小格拉古试图建立的骑士和平民的政治联盟很快也随着改革的失败而瓦解。但是在他们之后,由于马略的军事改革而出现的职业军队很快就成为罗马政坛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新力量,传统的政治博弈和权力平衡由于这支新力量的加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以后,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拥有了可以与元老院相抗衡的政治砝码;如果他又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那就更可以公然将元老院踢到一边或者踩在脚下了。

此外,自从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之后,保民官们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可以用乌合之众的平民和无产者来造势,但是不可借以成事。因此,为了抗衡元老院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保民官们开始寻求与执政官的联盟;而一些具有政治野心的执政官——从马略、恺撒一直到屋大维——也需要得到保民官所操纵的广大民众的拥戴。于是,一种新的政治组合格局就在共和国晚期出现了,这就是挟民意的保民官与拥军权的执政官相互呼应,共同制约元老院的权力一一传统的贵族政治在执政官与保民官、军队与民众的联合阵线面前迅速地土崩瓦解了。

《西比尔预言书》(The Song of Sibyl)的魔咒在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前,暴力从来没有公然在罗马的政治舞台上出现过,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冲突虽然持续了数百年,但是双方基本上都能够在法律的框架内保持理性和克制的态度一平民们所能采取的最极端的做法不过就是脱离运动而已,而贵族们虽然对保民官充满了敌意,却从来不敢侵犯他的人身安全。然而,格拉古兄弟之死却从所罗门魔瓶中释放出了暴力的魔鬼,从此以后各种血腥残暴的行为就在罗马政坛上愈演愈烈,从最初的拳脚相加和棍棒相向,迅速演化为兵戎相见和全面内战。罗马人从屠戮外族走向了自相残杀,罗马共和国也不可挽救地走向了危亡。

公元2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在《罗马史》中写道:“在提必略・格拉古之前,暴力从未浸染至集会,亦未出现民众残杀事件,而这位保民官和法律的制定者首当其冲成为国内动乱的牺牲品;追随他聚集在卡庇托尔山神庙周围的其他人等也被杀害。骚乱并未随此恶劣行径而停止。各派别之间一再陷入公开冲突,时常刀剑相向。不时有保民官、大法官、执政官或者这些职位的候选人抑或其他方面的显赫人物在神庙、集会或广场上遭到杀害。......各种利益集团相继登台,各派领袖竞相追逐独裁统治,其中某些人拒绝解散国家赐予他们的军队,有些人甚至在没有公众授权的情况下自行组织武装来互相斗争。....他们像对待敌方都城一样攻城:随处所遇之人均遭无情屠杀,有些则因公敌宣告而死亡、放逐或抄没财产;甚至有些人要承受极端的酷刑。”

格拉古兄弟之死的“原罪”犹如阴霾一般笼罩在罗马共和国的上空,呼唤着各种暴力事件竞相登台。相比起争强斗狠的后来者们,格拉古兄弟算是最为温和的。盖乌斯·格拉古殒命仅十余年后,刚愎自用的马略就异军突起,对贵族派大开杀戒;而快意恩仇的苏拉则针锋相对,变本加厉地对平民派施以报复,双雄争锋直杀得罗马血流成河。再往后,“前三头同盟”和“后三头同盟”又接踵而至,持续不断的内战一次次让罗马人民饱受涂炭。

最后是屋大维以暴制暴,以大权独揽的方式结束了内战,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把共和国转变为帝国。那些具有雄才大略或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除了急流勇退的苏拉寿终正寝、权欲熏心的马略癫狂而殁之外,从格拉古兄弟到萨图宁、苏尔皮奇乌斯、秦纳、喀提林、庞培、恺撒、西塞罗、小伽图、布鲁图斯、安东尼等,最后的下场不是被杀身死就是自戕而亡。“凡动刀剑者,必死于刀剑之下。”用刀剑征服了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共和国,最终也沦亡于罗马人自己的刀剑之下。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卡庇托尔山的朱庇特神庙中就保存了一部从希腊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中抄写来的《西比尔预言书》。西比尔是希腊神话中具有预言能力的不死女巫,在德尔菲神庙中向人们发布阿波罗的神谕。罗马人将这部抄本视为宗教的珍宝,专门成立了一个祭司团来对其中的神谕进行诠释。《西比尔预言书》中有这样一段谶纬之言:

“意大利啊,伟大的国家!

强奸你的不是外来的入侵者

你的儿子们将要强奸你

没完没了地轮奸你,

残忍地惩罚你,

因为你堕落了!

你将匍匐在地,

倒在燃烧着的灰烬中

互相屠杀!

你不再是正直人的母亲,

你养了一群吃人的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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