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最大的分校，无人回答胡宗南的提问

解放战争中的胡宗南部队，被视为国民党军的战略总预备队，不仅是因为所处位置是在大后方，也不仅仅是因为兵多将广，而是在国民党军队系统里，胡部军官队伍最整齐，黄埔军官最多。

黄埔军校的众多分校里，以胡宗南所控制的七分校规模最大，毕业生最多，从15期到21期。总计有将近3万人。现在有人写黄埔七分校校史，说这3万多人的毕业生有1万多人抗战中阵亡。,这就和国民党官方数字撞车了。

军政部长何应钦1944年公布的数字，从黄埔建校以后的20年中 “自第一期至第十八期，以及附属各班队，先后毕业同学达二十五万四千六百零九人，各战役阵亡，经呈报有案者，一万零四百六十二人，而负伤者，不计其数。”

如果七分校就阵亡了1万多人。成都中央军校本校岂不是没参加抗战。更别说其他分校了。这种杜撰显然是张口就来。如同抗战20万黄埔生战死19万一样，编段子的目的和技术太不般配。

西安王曲的中央军校七分校，毕业生主要分配到胡宗南军队系统。众所周知，胡宗南1938年以后就退到西北，基本没有和日军作过战，只有小规模的隔河炮击，胡军配属守河防的重炮，规定只有日军渡河时才能开炮，日军则重点封锁对岸铁路，所以陇海线潼关段的列车有闯关车之称。1944年规模有限的潼关防守战斗，胡部中央军主官或临阵脱逃或消极避战，靠着未随庞炳勋投敌的40军李振清部积极作战，才保住了阵地。老蒋一气枪毙、判刑了好几个师长团长。抗战期间的七分校毕业生，主要作用是充实了胡宗南集团的军官队伍。换句话说，胡宗南大办七分校，就是为了他的部队黄埔化。

国民党军官在胡宗南手下要想升迁，必须有“黄浙陆一”的背景，沾一条前路见光，沾两条晋升有望，条条沾边官程似锦。胡部掌军权者，清一色黄埔一期，师旅团长均为黄埔各期生，高级幕僚全部是陆军大学毕业，至于基层军官，如果没有七分校的学历，知趣点自己走人，好事永远轮不到头上。

黄埔军校除了正期生，还有军官训练队、战术训练班等各种训练组织，即何应钦所说的“附属各班队”，在其中受过训，也算是黄埔弟子，这是分化、拉拢、剥夺杂牌军军官军权的有效手段。胡宗南的七分校有一个军官教导总队，即由没有学历的行伍军官组成。对于这些行伍军官来说，不来报名入学，以后升迁永远没份，报名就要离开现职，位子马上被黄埔系干部代替，接下来，已经有了黄埔学历，是否重用就看你听不听话，听话就用，但要到别的部队去。于是，杂牌挨个被兼并，军官被收买，旧军头逐次离开老部队滚蛋，一箭八雕，玩儿人的本事岂一个高字。

胡宗南集团从抗战初的五万人扩军，到抗战胜利，遍布平津、晋南到陕甘宁青新，已经发展到五十六、七万之多，大办黄埔分校是重要原因。有了军官，抓来壮丁就可以成军，所以和胡宗南的部属损失后整补特别快。至于质量，白崇禧主持军训部的时候，曾经对七分校进行过甄别考试，结果合格者十不存一，只好分别毕业，大部分分下去当正副班长。黄埔是培养初级军官的，毕业就应该是少尉。

胡宗南在解放战争中受到的第一次重击，是在晋南。陈赓与他同为黄埔一期，丝毫没有给这位同学留情面，战役指挥上，用的是共产党军队都会、而黄埔军校好像从来不讲的围点打援，陈赓以一部兵力牵住整30师（西北军），集中主力，专打胡宗南的心头肉整编第一旅（胡的起家部队），全歼胡宗南的这个“一”字号嫡系，俘虏全部主官，这就是1946年8月的临浮战役。

陈赓战役总结中指出了蒋军的命门：敌人装备优良，兵力多，还有空军配合。但是不勇敢，不善于夜战。恐惧我军的手榴弹刺刀，缺乏肉搏勇气，又不能各自为战。

对以后作战也有了底：如果采取夜战近战，我军的长处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敌人的弱点也将充分暴露。每次战斗一打响就和敌人扭在一起，他们的飞机大炮都用不上。再强也没有用。夜战也是敌人最害怕的，夜间观察困难。敌人援兵不敢运动，害怕在野战中被我歼灭。

这个软肋被抓住，时间很早了，解放战争刚开始。

接下来，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兵力是23万，按照胡部整29军参谋长的详述，胡军进攻延安动用了15个旅，加上青宁二马的骑兵总共23万人，作战一年，被西北野战军全歼了十个旅。

胡宗南的陆军大学毕业的高级幕僚，后方坐镇西安的 “国军三大参谋长”之一的盛文，判断延安有贺龙指挥的八万“共军”。在洛川前进指挥所辅佐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是副参谋长薛敏泉，向称参谋业务出类拔萃。他们给胡军制定的作战指导是“走山不走川”，以庞大兵力结成方阵向前推进，以防被解放军袭击。有路放着不走，在陕北高谷深壑间爬山行军，看着很有军事素养，问题是，蒋军有这个行军力吗？这样走，当官的有吉普车坐，可弟兄们将被拖死。

不要说西野主力部队，保护中共中央的警卫部队，都知道胡军“行军不行”，因为昆仑纵队里“拄拐杖的多，驮螺多，还有很多女同志。”经常和尾随的胡军保持数公里的路，都能安然脱离。

彭大将军更是指挥主力兵团飘忽来去，用“以小牵大”连续吃掉一个又一个蒋军整编旅。青化砭之战，一个旅牵制胡军，五个旅歼灭一个旅部和一个团；再战羊马河，阻击胡军八个旅。全歼敌军一个整旅，蟠龙攻坚战，用一个团引诱敌军九个半旅北上，全歼敌一个旅。沙家店歼灭两个旅。宜瓦战役全歼五个旅。此后胡宗南直接弃守延安。而彭德怀指挥的西野，从2.6万人发展到7.5万人。

军队都是越打越强，黄埔系怎么是倒着来。国民党在西北能有几个“十个旅”？

胡军整29军参谋长文于一就对这两位参谋长极为不屑，说他们都是从没带兵实战过的书呆子，只会图上作业，把部队害苦了。而且这两人还有跳舞不接电话的毛病，下级的作战请示都火烧眉毛了，来个不答复。文参谋长也是陆大毕业的。

西北野战军的参谋长是张文舟，是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毕业的，“受过严格的军事教育”，带兵作战经验丰富，是彭德怀转战陕北的得力助手。这个学历，属于地方军校，在国民党里是不认的。抗美援朝时，在解方参加板门店谈判去以后，张文舟被彭总调任志愿军代参谋长，主持阵地战期间的司令部工作，参与组织指挥了上甘岭和金城反击战。

你要说彭总没学历也不对，人家是湖南讲武堂出身，不过，也是地方军校，在国民党军队里也是吃不开的，湘军也早就被兼并干净了。但在彭大将军的身上，更多的是“猛将拔于卒伍”的带兵用兵传统，万马千军面前“夏不挥扇，雨不撑伞”的领导作风。

其实保卫延安期间，胡宗南军队有一次最危险的战斗，是在延清战役后，胡军主力六个旅紧急南下退向延安。西野发起追击战，刘戡董钊两个整编军军长带着直属部队，被西野堵在山道中，双方混战，一部解放军穿插到了刘戡的指挥所近前，慌乱之中是身边的整17师一个团，和解放军拼刺刀拼手榴弹，才守住了阵地，整17师是陕军高桂滋部队，经过胡宗南的清洗分化，仍然保持着敢于近战的特点。胡军高级将领吴俊在病床上还说，岔口一战，共军若再坚持最后五分钟，我们就惨了。

西野没再打下去，因为根本不知道围住了大鱼，只感觉敌人越打越多，正好一场带冰雹的大雨袭来，就撤走了。

胡宗南从西野取得三战三捷后，就下力气研究解放军的战术战法，甚至模仿解放军的立功运动，在国民党基层官兵中，评起战斗英雄、战斗模范来了，只是这些英雄不是基层评的，是上级指定的，这就难免东施效颦，对于带动部队的战斗作风不起作用。胡经常讲：如果官兵都抱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决心，就是战至一兵一卒，也不会俯首就俘。

陕北战场有个特点，西野的歼灭战，每战必俘最高指挥官，要想让士兵打到底，先得要求带兵官，蟠龙之战，被围的是胡宗南起家部队整1师的另一支主力，整167旅。外围工事被解放军突破，旅长李昆岗的报话机说的是：援军再不来，就永别了。

胡宗南督促援军急进，可是攻击精神差，行军力更差的部下，创造不了奇迹，结果报话机传来最后一句话：冲进来了。就此挂断再无声息。胡宗南在167旅覆灭，李昆岗被俘后，方寸大乱，经常问僚属，这个仗该怎么打。

该怎么打，提拔的那些军官是该知道，还是不知道，只有问他们的校长去。

1949年，西北野战军中，解放战士占70%。至于俘虏的国民党军官，连级以上的，要兵不要官是总原则，全国各解放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