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电视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一个日本武士在战败或受到侮辱后常会用“切腹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切腹自杀异常残忍恐怖，即在腹部上横竖各切一刀，挑出内脏而死。据说，要是过了很长时间还没死去，身边协助者（介错）会补刀，将自杀者的脑袋砍下以帮助他彻底完成自杀过程，一方面也是使他减少痛苦。 这种场景并不是艺术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一书中这样描述日本人的独特自杀行为： 据此分析，日本人之所以选择切腹而不是自刎，是因为腹部并不是要害部位，一刀下去并不会立即毙命。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尽量延长死亡时间，以证明自己忍受痛苦的能力。 一定程度上说，自杀者受的痛苦有多大，“污名”的清洗程度就有多高。而且事实也证明，选择切腹自杀的人经历了如此苦痛后，他的形象立即会在公众中由“失败者”“受辱者”变成“勇敢者”“高尚者”，从而得到人们尊重，并在日后得到美好传诵。 为一次不能忍受的失败或侮辱，连生命都可以放弃，日本人就是这样把声名看得高于一切。 那么小日本人面对生死考验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勇气？他们的勇气从何而来？ 答案是：从武士道精神而来。 那么武士道精神又从何而来？ 答案是：从伟大的中华文化而来。 我们知道，日本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其中对于“生”与“义”的选择就是这种文化的极致体现。 众所周知，日本人曾派大量“遣唐使”来中国学习文化，从此中华文化就在日本大地上生根开花，至今日本成了保存中华文化最好的国家。不但如此，他们的举凡忠诚、勇敢、义气、信用等等所有美好品质其实都可以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到相应起源。 中国虽从未听说过有“切腹自杀”行为，但《春秋左传》中记载的一次事件堪与之媲美。 公元前556年，齐国攻打鲁国，俘获鲁国勇将臧坚。齐灵公派宠臣——一个叫夙沙卫的太监去慰问臧坚，并让他带去口信，让臧坚不要因为兵败而自杀。（老树猜想齐灵公喜爱臧坚之勇，要招降他） 臧坚首先拜谢齐灵公的好意，然后愤怒地说： 意思是说：你齐君虽然派人慰问我并叫我不要自杀，但你派来的人竟然是个身体残缺的太监，这对于我这个把声名看得高于一切的“士”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说完这句话后，臧坚随手抄起身边一根带尖头的木桩（杙，音义），往自己的伤口中狠狠捅了进去，“以杙抉其伤而死”，活活把自己弄死了。 可以想见，当这根“杙”狠狠捅进伤口时，臧坚所受的痛苦会有多大！而且，捅进伤口除了增加痛苦，并不会马上死去，为了达到死亡目的，他就用木桩“抉”其伤口，抉者，挖也，剔也。也就是说，臧坚又将这根杙在伤口里挖了又挖搅了又搅，让自己受尽痛苦而死。 臧坚的“以杙抉伤”与日本武士的切腹自杀何其相似乃尔！ 由此可见，日本人的切腹自杀某种意义上来源于臧坚的“以杙抉伤”，两者同样都是痛苦而悲壮的死法。 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了，当连被杀的权力都被剥夺时，那就只能选择自我了结。 假如生命和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放在面前，让我们二选一时，我们该如何选择？战国时期的孟子有个很好的回答： 舍生取义，求仁得仁，义之大者，仁之大者。 只是，日本人对于“义”的理解却非常狭窄，相较中华士大夫们简直是判若云泥。《菊与刀》一书同时记载了下面这件事： 因为自己猜错，不但不从自身上找原因，反而怪罪于猜对的那个人，认为是他让他们蒙受了恶名带来了耻辱，所以穷其一生都要追杀他进行复仇。这就是日本人的义，何其狭隘，何其鄙陋！ 臧坚被俘并不屈辱，因为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被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以轻佻口吻进行慰问，这种侮辱却是不可忍受的，是致命的。不管齐灵公派太监慰问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行为都是对有身份有地位的“士”的极大冒犯。 作个假设，臧坚接受了齐灵公的好意没有自杀，而且成了齐灵公的臣子，最终将与他的宠臣，也就是太监夙沙卫共事，每天受太监的颐指气使，这难道不是侮辱？ 所以在当时情形下，消除侮辱的最好方式除了自杀别无善法。没有武器，那就只能随手抄起一根木桩，无法自刎，只好将木桩在伤口里不停搅动，受尽痛苦而死。 这就是中国士大夫的义，这就是舍生而取义者的义。 而如此充满悲壮色彩的“以杙抉伤”，在日本竟然演变成了残忍恐怖的“切腹自杀”，且他们还以此为荣，乐此不疲，实为可悲可叹： 为还不了债，切腹自杀； 为念错了字，切腹自杀； 为考试失利，切腹自杀； 为情场失意，切腹自杀…… 看似悲壮的行为，却只能博得个人一时之名，而并不能给他人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舍生取义不要也罢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