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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又称《老子五千文》或称《老子五千言》，撰写于我国春秋晚期。作者老聃（约公元前571年～约公元前471年）曾任东周王朝第十二代君王周景王的“守藏室之史”，是一位掌管文献典籍资料的廷前御史。由于守藏史在君王上朝时常侍立于殿柱之下，故又称柱下史。古代守藏室与现代图书馆的功能不尽相同。现代人将之比为图书馆馆长，其实不妥。现代图书馆只是单纯负责图文资料的收藏保管以供查阅，与朝政并无关联；而古代守藏室则不然，是朝廷专属机构，除了负责征集和保藏国家重要文献典籍等资料外，还专门为君王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属朝廷内务机要部门。其官职为御史，具有参政、议政的职能，扮演着朝廷智囊的角色。老聃同时还兼任学宫教席，担负着讲授传统文化知识、培育政务人才的重任。《老子》乃世界上首部有作者署名的科学专著，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以社会变革为背景、时代生活为题材，结合作者亲身参与社会变革实践的经验体会而撰写，用以宣讲《易经》道学理论的教科书。 周景王当政时期，群雄争霸，强势诸侯擅权，天子大权旁落，甚至财政拮据到必须向诸侯讨要使用器皿过日的地步。有一次，景王宴请晋国大臣知文子荀跞，指着鲁国送来的酒壶说：“各国都有器物送给王室，为何晋国没有？”荀跞答不出来，让副使籍谈答覆。籍谈说：“当初晋国受封时，未赐以礼器，现在晋国忙于对付戎狄，自然送不出礼物来。”周景王列数了王室赐给晋的土地、器物，讽刺其”数典而忘其祖”。这是成语”数典忘祖“的典故。此时周天子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为了扭转朝廷尴尬局面，周景王决意进行朝政变革，在老聃的同心协力辅佐下，自上而下采取措施：一是打破周王朝不理财政，仅靠诸侯贡献过日的惯例，于公元前524年下令“铸大钱”；二是打破《周礼》严格制定的封建礼乐等级制度，倡导亲民作风，于公元前522年“铸无射大钟”并把它运往“大林”安置，以示与民同乐；三是为了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打破王位“传嫡不传庶”的传统惯例，属意传位给有政治头脑，支持变法革新的庶长子姬朝。周景王有十几个儿子，公元前527年六月周景王的太子寿去世，八月穆后又相继去世，照理说其余王子皆为庶出，并无嫡庶之分，同样都有王位继承资格。王子朝居长，无论智力、体力皆优于其他王子，因此甚得景王喜欢，擬立为储君。可是景王后来又立了一位年轻王妃为新后，如此一来，其最年幼尚未成年的王子姬猛、姬匄兄弟俩，摇身一变成了嫡出。但周景王还是属意要传位给在德、智、体方面均已成熟的庶长子，故未立新太子。由于周景王的变革主张，屡屡遭到在朝廷擅政以单穆公、刘献公等为首“善抱者”（守旧派）强势诸侯王的强烈反对与诋毁，周景王又不顾反对坚持革新，由此更加深了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矛盾。守旧派尤其害怕的是，一旦让年轻有为坚持改革的王子姬朝继位，他们必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诬蔑周景王“多宠人”（“宠人”指“善建者”即革新派）密谋了一场以“嫡庶之争”为借口的宫廷政变。周景王变革在老子“以道佐人主”的全力辅佐下，取得了明显成效。针对这场史无前例旨在以民为本的变革维新，《老子》作出的评价是：“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绝。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以此。”由此可见，周景王变革是深得民心，但遇到的阻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否则就不可能出现这种以摆事实讲道理，用实践检验真理的办法来进行相互比较 进行“说理斗争”的场面。可是站在维护封建礼教立场代表儒家立场的史书上，有关“周景王变革”的记载，却是另一番景象：据《国语》载：“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夫备有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后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周固羸国也，天未厌祸焉，而又离民以佐灾，无乃不可乎？将民之与处而离之，将灾是备御而召之，则何以经国？国无经，何以出令？令之不从，上之患也，故圣人树德于民以除之。《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诗》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济济。恺悌君子，干禄恺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雕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汙也，其竭也无日矣。若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于灾备也，其所怠弃者多矣，而又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图之！”王弗听，卒铸大钱。很明显单穆公竭力反对的理由是“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故称其为“害金”，也就是加重百姓负担，引来“众口铄金”即民众怨声载道。其实这都是借口，实际上是害怕君王铸的大钱相对侯国小钱为重币，从而掌握财权，直接要损害侯王们的既得利益而不是“民失其资”。 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4年），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单穆公曰：“不可。作重币以绝民资，又铸大钟以鲜其继。若积聚既丧，又鲜其继，生何以殖？且夫钟不过以动声，若无射有林，耳弗及也。夫钟声以为耳也，耳所不及，非钟声也。犹目所不见，不可以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圣人慎之。今王作钟也，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无益于乐而鲜民财，将焉用之！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上得民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然则能乐。夫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贰，乐之至也。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名，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成生殖，乐之至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纷，动不顺时，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单穆公提出反对的理由不外：一是民资“鲜其继”。货币是商品交易的产物，起到衡量商品价值和交易媒介的作用，与消耗民资没有必然关联，所以这是借口；二是大钟“比之不度”。也就是超过了规制，会造成“不和”。说白了，这种大型高等级的钟不是平民百姓所能够享用的；这样做扰乱了森严的礼乐制度，会造成社会阶级关系混乱。所以这在维护不平等的封建制度。王弗听，问之伶州鸠。对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闻之，琴瑟尚宫，钟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逾宫，细不过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圣人保乐而爱财，财以备器，乐以殖财，故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丝尚宫，匏竹尚议，革木一声。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今细过其主妨于正，用物过度妨于财，正害财匮妨于乐。细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听声越远，非平也。妨正匮财，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若夫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非臣之所闻也。”说明周景王是懂得乐理也十分尊重专家意见的人。伶州鸠做为最权威的音乐家、音乐界的首领——乐正，显然他的回答很是奇妙：首先他有意避开乐理专业问题，以“守官弗及”也就是“不归我管”而不作正面回答；相反却从音乐效应角度讲了许多做为“乐正”的大道理，然后俨然以政治家的姿态与口吻指责说：“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所谓“无益于教”就是起不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反而会 “离民怒神”，就是说你想与民同乐，结果反会引发权臣怒火，造成臣民不和。说到底不是钟不和，而是冲破等级界限造成人不和。王不听，卒铸大钟。二十四年（公元前522年），钟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钟果和矣。”对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对曰：“上作器，民备乐之，则为和。今财亡民罢，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三年之中而害金再兴焉，惧一之废也。”其主要意思还是害怕侯王的既得利益受损。王曰：“尔老耄矣，何知？”由此可见周景王坚守“以民为本”决心变革的顽强意志。不可否定，尽管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扰与反对，在周景王的坚持下，“铸大钱”与“铸大钟”两大举措，都已成事实取得了圆满成功。由此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矛盾，也已经进入白热化程度。接下来就是在王位接班人问题上，要展开最后决斗了。遗憾的是，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周景王作为一代明君却被儒家的“仁义”思想冲昏头脑，过分看重日薄西山情势下君王权力的威慑作用，低估了强势诸侯支配社会导向的巨大能量。据《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载：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20年）王子朝、宾起有宠于景王，王与宾孟说之，欲立之。刘献公之庶子伯蚠事单穆公，恶宾孟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戊辰，刘子挚卒，无子，单子立刘蚠。五月庚辰，见王（悼王姬猛），遂攻宾起，杀之，盟群王子于单氏。显然，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以单穆公为首保守派发动的宫廷政变。守旧派是在出发赴北山狩猎前，就已得知周景王欲将王位传给长子姬朝，而且预先交代给大夫宾起作了安排。保守势力为此惊恐万分，怀疑景王“使公卿皆从”，可能是“将杀单子、刘子”。故有“刘献公之庶子伯蚠事单穆公，恶宾孟（大夫宾起）之为人也，愿杀之；又恶王子朝之言，以为乱，愿去之。”的密谋安排。言下之意，就是在周景王出狩的护卫队伍中，安插对大夫宾起与王子朝充满敌意的刘献公之庶子伯蚠，以作为谋杀景王的杀手。所谓“王有心疾”这话原出自两年前的伶州鸠之口，是指周景王执意铸大钟，而破坏礼乐制度是心理出了毛病。现在拿这句话做为周景王在生理上有心脏病可能“猝死”，目的是为谋杀事件制造假象做掩护。公元前520年四月，一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以“弑君”为行动目标的宫廷政变终于发生了，从而宣告景王因心疾“猝死”；而且还杀死了接受景王嘱托准备拥立王子期为储君的大夫宾起。《国语》与《左传》，是我国现存的史类文学作品。相传为左丘明（约公元前502年—约公元前422年）为解释孔子写的《春秋》而作。毫无疑问他是从维护《周礼》的角度，站在守旧派的立场说话的。关于这场斗争的性质，《左传》说是“庶孽之祸”的“王子朝之乱”，所以文中就出现有 “王有心疾” 和“将杀单子、刘子”等等这些准备为实施宫变做掩护的话语。而二百年后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韩非，则在其《韩非子·说疑》中却认为：是“单氏取周，……臣之弑其君者也。”究竟谁是谁非？毕竟韩非只是一家之言，不为正史所认可。要得出正确结论，还得以事实为根据，才能说得明白。老聃时任廷前御史，负有记录君王言行之重任，不离君王左右，当时亦在周景王出行的随扈之列，乃发生事件的亲历者与见证人。《老子》对此事件是这样描述的：“重为轻根，清为躁君。是以君子众日行，不离其辎重。唯有环官，燕处则昭若。若何万乘之王而以身轻于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这里的“君”指的就是出狩北山的周景王，“子众”是指同行的众王子与随扈。他们一队人马浩浩荡荡日行夜宿，向目的地挺进，中途经过荣国，在荣锜氏家中休憩时，周景王猝死。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老子把这一“失君”事件，作为两种行为孰重孰轻与决策头脑该清该躁的典型例子，写入著述，指出：周景王当时是把保卫自己的“环官”（护卫）派去守护“辎重”（装载珍贵文献典籍的密封车辆）了，自己“燕处”（休息场所）却“昭若”（暴露无遗），才导致“万乘之王”自身安全出了危险。因为随行辎车里的文献典籍，是珍贵的国宝，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要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周景王这种“以身轻于天下”的作风，从个人品行来讲是件好事，但由此酿成了杀身之祸，导致变法流产，对国家命运却带来无法挽回的灾难，应当是严重失策。因此是在“重为轻根，清为躁君”的问题上犯了原则性错误，而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失君”悲剧。老子撰文明白告诉事件的真相：周景王根本不是因“心疾”猝死，而是被谋杀致死。由于单穆公与刘献公二人，都是姬姓的远近族亲，而景王是被所谓的“仁义”之心冲昏头脑，而对近在身边的保守势力凶残本性认识不足，根本想不到他们会如此趁机起杀心下毒手，经密谋成功实施了宫廷政变。这是景王思想麻痹缺乏敌情观念，酿成的大祸。关于这一点，老子是辎车里文献典籍保管的责任人，人在现场身临其境，见证了事件发生的始末，因此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这场由周景王倡导，有老子“以道佐人主”，怀着“仁义”之心，本想以和平教育手段进行的变革维新的改良运动，顿时成了血雨腥风你死我活的夺权政变；包括周景王、王子期、宾起等等在内死了不少革新派的头面人物，导致已经卓有成效的社会变革中途流产，以失败告终。在景王出狩北山之前已被擬为储君，并奉命留守王城的庶长子姬期，得知景王遇害身亡，并且单穆公、刘献公不仅杀了护驾的大夫宾起，还在单家威逼众王子立盟拥立年幼嫡子姬猛为王（显然，如果景王生前已立嫡子姬猛为新太子，就不必多此一举）之宫廷政变消息后，亦在旧官、百工支持下，遵先王遗嘱，踞王城自立为王。以王长子姬期为首的革新派残部，开始与王城以东的成周由守旧派设立的朝廷，展开长达四年多的抗衡。姬期亦曾领兵出击，刘卷（刘文公）被打得措手不及，大败而逃。姬猛躲在单旗（单穆公）的家里不敢出来。姬朝的部下就趁夜潜入单家，劫持了姬猛。单旗突出重围逃走了。姬朝见刘卷和单旗都跑了，就带人追赶，结果刘、单已经联络了晋国，晋顷公派了当初曾经被周景王斥责过的荀跞和籍谈率兵搭救姬猛。姬朝所率的不过是原朝廷支持变革的旧官、百工，远不是强大晋军的对手，很快被被打败；姬猛也被晋军救走。身体虚弱的姬猛，受不了惊吓就不久病亡；在位不到一年，谥号周悼王。公元前519年，刘、单又拥立更年幼的姬猛胞弟姬匄为王；仅一年时间内，保守派以“立嫡”为名，相继拥立姬猛、姬匄兄弟俩为王。姬猛、姬匄的朝廷设在雒邑之东，故称“东王”，新都为成周。王子朝仍在旧都雒邑则王城，称为“西王”，从而形成东、西两个朝廷。公元前516年，姬匄在晋军的强力扶持下终于攻入王城。姬朝由于兵源不足无力对抗，见大势已去，于是携带王宫大量典籍奔往楚国流亡。公元前505年春，楚国被吴国击败，险些亡国，周敬王趁机派人在楚地杀死王子朝，儋翩率领王子朝支持者在次年起兵举事，敬王出逃，于公元前503年在晋国帮忙下才得以回都。一场由周景王领导的变革，就此烟消云散。老子属于朝廷旧官，又是负责保管王宫文献典籍，由于大量典籍已被姬朝带走，守藏室业已空空如也，同时他所擅长的道学理论已不适应后来统治集团既得利益者的需求，等于是丢掉了饭碗，因此老子也就被免职。回归故里后的老子，对过往任职期间的心境与社会变革的态度，在《老子》中进行了坦诚的表述：“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之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苛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故贵为身于为天下，若可以拓天下矣；爱以身为天下，汝可以寄天下。”意思是，得宠与受辱都要像受惊一样警觉，高度关注随时会有大的灾难降临。什么叫“宠辱若惊”？“宠”是上级给下级的特殊待遇，得到它时诚惶诚恐，失去它时也诚惶诚恐，这就叫“宠辱若惊”。什么叫“贵大梡(患)若身”？ 大梡(患)就是大的灾难，比喻成为供案上的牺牲品。我所以会有大的灾难，是由于我有身躯参与其中；如果我没有身躯参与，还会有什么灾难呢？所以说，关键在于能献身为天下做事，如果这样就可以尽力为天下拓展事业了；假若你爱惜自己的身躯而为天下，那么你就只好把具体责任寄托给别人去干为天下的事了。这是一段在讲学中回答学生诘问时讲的话，显露了老子虽被免职，但做为一名精通道学理论的教育工作者，对理想与信念坚定不移，依然矢志不渝忠于职守决心坚持以民为本，为社会变革奉献一生的高尚品格。值得思考的是，已经称王并与保守势力分庭抗礼五年左右的姬朝退出王城奔楚时，为什么执意要带走承载传统优秀文化的大量文献典籍？很明显，因为他深知珍藏在守藏室里的文献典籍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乃真正的传国之宝，失去了它就失去了国家正统的含义，要想立国兴邦那就如同失魂落魄一般，是绝对不行的。由此可见，周景王所以不顾自身安危，舍身也要保卫带在身边辎车里的文献典籍，已经称王的姬朝为了东山再起，宁死也要将王宫里大量文献典籍带走。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老祖宗留存下来，凝聚华夏民族灵魂的国之瑰宝。可见这批珍贵的国宝级文献典籍，是何等之贵重！然而从此在周王朝守藏室中却永远消失了，后来又去向何方？成了未解的历史谜案。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也为身在鲁国的孔子日后不仕退而修书，重新编修《周易》并“西藏书于周室”埋下了伏笔。据《左传·昭公二年》载：公元前540年（周景王五年，鲁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可见此类文献曾为鲁国所专藏，这是孔子成长为封建社会礼教制度卫道士的土壤，也为孔子“韦编三绝” 重新编修《周易》，将周公旦所制定的《周礼》，融入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在尤里城花了七年时间“演易”而成的《周易》，成为宣扬天命论迷信思想的工具，创造了条件。也就是由于始终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为维护少数封建官僚既得利益者权益的孔子对《周易》进行了煞费苦心的篡改，使得自“伏羲画卦” 启动至“文王演易”完善，代表着华夏民族创源文化凝聚唯物主义阴阳辩证学说结晶的《易经》，掉入唯心主义封建迷信色彩的泥淖，成了宣扬天命论的卜算工具。此后经孔子精心刻意篡改的伪《周易》，自周敬王开始得到了封建帝王的赏识，堂而皇之地取代由文王演易所确定的正本《周易》，成为配合《周礼》携手同行的一对孪生姐妹，在政坛上经久不衰成为成为封建帝王的护身符。此举因违背先贤遗训不注重民心所向，非但起不到保障江山永固的作用，反而更加速了周王朝的衰亡。生前矢志于克己复礼而一无所得的孔子，死后却荣获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们的青睐，频频受到至高无上的加封，成为统治者心目中推崇的“至圣先师”。应该说这是华夏民族文化进程史上的一大悲哀！《老子》一书是老聃被免职回归故里后，在自食其力维持生计之余，继续从事讲学活动，根据自己在职期间从包括《易经》在内的文献典籍中，汲取的丰富知识和辅佐周景王变革的实践经验，以及深入民间观察到的社会现状编写而成的教材。目的是用以培训人才提高民众觉悟，为实现变革，改造社会，彻底改变以侯王为代表的统治阶层违背“以人为本”精神的“不道”行为，向着“上德”社会目标前进尽一份道家“声人”（理论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如果没有老子撰写的《老子》这本书，今天就根本无法知晓周王朝所珍藏的包括《易经》在内的文献典籍，承载的华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传的本来面目也更无法还原“周景王变革”这段被历史烟尘和封建统治势力深深湮灭的真相以及道家代表人物老聃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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