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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编环绣工艺探析 高洁（北京服装学院 天津理工大学） 王亚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 中国古代编环绣文物梳理 （一）. 编环绣文物的界定 从已出土的纺织文物和发表的文献资料来看，有一类装饰组织兼具刺绣与针织的双重特征，因尚未从中外古文献中找到确切的名称记载，学界将之定名为编环绣、环编绣、勾编网纹叠花贴绣等。 将之定名为“编环绣”或者“环编绣”的主要依据是应用此类技法的文物组织特征：面料上绣缀线圈呈规律性串套形成装饰面。定名为“勾编网纹叠花贴绣”的依据是其组织形态表现出的网状肌理，推测采用勾编工艺制成，再将之钉缝在面料上。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其技术属性是刺绣还是编织，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 “编”字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如 在当代语境下，“绣”具有两种含义，一种为宏观角度的某一类刺绣实物，另一种为微观角度的某一种刺绣针法。本文为了便于说明，将宏观角度的刺绣装饰面称呼为“编环绣”，将微观角度的刺绣针法呼为“编环针”。 编环绣与环编织物在组织的单元结构上有相同之处，但是其制作过程中的步骤、材料、成品特征以及应用动机存在差别。编环绣和环编织物的本质区别是在制作时是否必须依附底衬材料并与之发生穿缀联结的关系。经过针法复制实验后可知，编环绣在制作时必须依附底衬材料，绣线与底衬材料发生穿缀联结的关系，制作完成后可以根据最初的设定保留或者去除底衬材料；而环编织物在制作时不需依附底衬材料，也不与底衬材料发生穿缀联结的关系，线圈串套后成为独立的面料。此为本文对编环绣文物进行界定的标准。 （二）. 编环绣文物的时空分布 本文在对编环绣文物进行梳理时的一个必要工作是对中国古代的时间与地域予以界定，以谭其骧先生在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所确定的标准即以“1840年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中国范围”。 目前应用环编绣工艺的最早的实证是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的2件北朝绣靴（图1、图27），这些绣靴虽然没有明确的墓葬出土信息，但从绣靴的形制和装饰纹样来看，应是西域地区的贵族所穿，其形制与西安西市遗址出土的刺绣软靴（图2）、青海都兰县热水墓出土的红地宝相花刺绣靴袜（图3）颇为相似，红地宝相花刺绣靴袜脚踝处两块面料拼缝处钉缝针织绦。此墓葬是公元8世纪中期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之墓。根据敦煌文书古藏文《赞普传记》记载，赤德祖赞时期，“民庶、黔首普遍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矣”。都兰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中转站，此墓葬出土的丝织品具有多源性，出土的350多件纺织品中，86%为中原汉地织造，丝绸制品有长期积累且被重复利用的现象，表明了唐制丝绸在青藏高原所受珍视的程度，也侧面反映出当地丝绸生产不及中原发达。据观察，此类靴履裁片缝合处都绣缝有条状饰物，有的采用编环针编绣，有的采用钉线针将不同捻向的丝线并排钉缝，还有的是钉缝编织好的绦带。据学者研究，此类缘饰与古人鞋履的礼制象征意义有关，编环绣在绣靴上出现是起到装饰作用。 浙江省台州市南宋赵伯澐墓出土了一双“编织鞋”（图4），学界对其所用工艺是针织还是环编绣也存有不同看法，但是此实证表明了至少在宋朝，通过挑孔来显花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这为元明时期编环绣发展成为以镂空显花为特色的主题图案装饰刺绣提供了技术基础。  出土于吐鲁番哈拉和卓古墓的织绣囊（图7）被认定为回鹘高昌时期，囊袋上分布有4条刺绣，采用编环针做出三角形二方连续和菱形（正方形）二方连续图案。 编环绣工艺在元朝开始走向兴盛，编环绣文物较之前无论从数量还是艺术性上都有所提高，并且呈现出北方和南方的形态差异：有确切出土信息的文物多集中出土于北方地区，例如河北隆化鸽子洞、河北沽源梳妆楼、内蒙古黑城子等地，纺织品文物上的编环绣多为二方连续式的边缘装饰（图8、图9、图10、图11、图12、图13、图14、图15、图16），目前已获知的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共17件。多件被认定为元代的编环绣因其为传世文物且几经流转，目前尚无法断定其产地，但是这些编环绣多为装饰意味浓厚的主题性图案，与明代可考据的编环绣文物的制作工艺显然是一脉相承。 明朝时期编环绣文物的出土与存世数量大幅增加，有确切出土信息的文物多集中出土于南方地区贵族墓葬，包括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下辖嘉兴府王店李家坟明墓（图17、图18）、湖州府邵南夫妇墓（图19），南直隶下辖常州府武进王洛家族墓（图20）、扬州府泰州森森庄明墓（图21），江西承宣布政使司下辖抚州府南城益宣王墓（图22、图23）、上饶白岭村明墓（图24），四川布政使司下辖成都府新都蛾蛾坟孺人杨母蒋氏墓（图25）等。此时的编环绣文物以繁复精美的主题图案呈现，装饰效果强烈，目前已发表的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物共53件。  编环绣在明末清初走向衰落，清朝的编环绣文物图案已经大为简化，已获知文物十三件，全为传世品，尚未见清代墓葬出土编环绣品，经过调研，故宫博物院藏的纺织文物中也未见此类装饰技艺。 从传世刺绣品以及非遗技艺的传承现状来看，民国时期编环绣已经完全消亡，只有杭州萧山花边的针法与编环针有相同之处，但是所用材料、图案风格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编环绣文物，据称萧山花边的技法是清末民初时期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且成品基本都出口到西方，故萧山花边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从目前已公布的实证资料来看，存世的编环绣文物不少于88件，表明编环绣制作工艺从北朝至清末，在中国至少应用了1500多年。    二. 编环绣的类型与制作工艺 （一）. 编环绣的类型 在对编环绣文物梳理后，运用类型学研究方法，将上百件文物进行归纳，总结出编环绣的形态表现为两大类：一类是几何形为基本元素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用色相对单一；另一类为主题性的单独纹样，用色丰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以上两类编环绣又表现出时代特征：北朝时期的编环绣就是单线圈串套的条状缘饰，颜色与绣品其他部位的刺绣用线颜色一致，存在呼应关系，例如黄地彩绣方格纹靴（图27、图28）；唐至元时期北方出土的二方连续式编环绣均以单色线绣制，以三角形、菱形、长方形这类几何形为基本元素构成二方连续图案，不同文物上表现出几何形细节上的差异，差异背后的原因目前尚不可知。这类编环绣下方不加金衬，多以边条的形式呈现。明代绣品上的编环绣若为二方连续图案，也多为边框或者图案分割线的形式呈现，但在针法细节上会有两类表现形式，一类是单位线圈为双环，加大单位线圈的沉降弧长度，串套后形成较大的孔眼露出下方金衬，绣线颜色为单色，例如中国丝绸博物馆藏圆形衬垫（图29、图30）；另一类是单位线圈为单环，线圈紧密串套不露底衬，多种颜色的绣线营造出渐变晕染的效果，例如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明万历红纱地洒线绣云水金龙纹方补的下底边缘即编环针制作三蓝绣（图31、图32）。明代大量的文物表明流行于中国南方地区的编环绣更喜欢用多样的针法、丰富的颜色来绣制主题性的单独纹样，并通过减针形成镂空花纹，下方衬金闪烁出点点金光。图案题材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吉祥纹样（图53、图55）或者宗教纹样（图56、图59、图60）。这一时期编环绣的精美程度与创意巧思令世人惊叹！清代的编环绣又回归到几何形二方连续形式，以三角形为主，其它几何形很少见。清代的编环绣似乎是元明两朝编环绣融合后的变体：绣线颜色相对单一，有单色和渐变三色两种情况；编环绣下方衬金；以边框形式出现，通常应用在荷包等小件饰品上（图40、图41)。 （二）. 编环绣的制作工艺 不同时代的编环绣，其外形特征不同，工艺步骤的繁简略有差异。本文选取了元、明、清三个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编环绣文物，对其进行显微观测，获得的数据如下： 依据获得的文物数据进行针法复制实验，推测古人的制作编环绣的工艺流程包括绘制刺绣图样、准备材料与工具、绣制并后期整理三大步骤： 1. 绘制刺绣图样 二方连续式编环绣需要根据边框长度和单位几何形的大小来推算出数量，其底图不用太详细甚至可以没有，制作者依据经验基本可以把握。若是复杂的主题图案，则需要详细的意匠图，图上最好表明刺绣顺序、针法类型、镂空孔眼的位置等，利于获得精美的效果。江西省博物馆藏益宣王墓出土的高底绣鞋的鞋面上残存有墨迹，推测其为毛笔勾绘的刺绣底图，依据此底图运用编环针在鞋面面料上进行刺绣。还有一种可能是在有意匠图的纸衬面料上进行编绣，待完成后将成品剪下，再移置钉缝到服饰品表面，王洛家族墓出土的“勾编网纹叠花贴绣素缎”应是采用此方法。 2. 准备材料与工具 根据设计方案准备相应的工具和材料，包括绣花针、绣绷、绣线、面料、衬料、饰金辅料、粘合剂等。 （1）绣线 已做显微观察的编环绣文物显示，编环绣所用绣线全部为蚕丝线。不同时代的绣线有较大差异：元代编环绣的绣线颜色单一，最常见的是白色，绣线较粗且捻度不均匀；明代主题图案编环绣的绣线颜色丰富，为合股加强捻蚕丝线，绣线爽滑有韧性，便于绣制且成品细腻不起毛，镂空孔眼清晰，利于下方金衬的显现。清代编环绣的绣线多为不加捻的单股丝线，颜色多为白色与三阶渐变色的组合，以三蓝色最为常见。 （2）绣花针 绣花针的孔眼大小、针体粗细要与丝线相匹配，目前在出土编环绣文物的墓葬中并无金属针出土，但《天工开物》“锤锻”卷“针”篇记载：“凡引线成衣与刺绣者，其质皆刚，惟马尾刺工为冠者则用柳条软针”，表明当时已经根据工艺用线的不同而生产不同性能的金属针，古人因用制宜地生产相应质地、规格的金属针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完全没有问题。推测制作编环绣的绣花针为针体较短且细的金属针，这种针更适应刺绣者手部编绣动作。明代主题图案编环绣用线比元代、清代的二方连续式编环绣用线要细，与之对应明代编环绣用针最细。 （3）绣绷 绣绷可将面料绷展，便于刺绣。北朝、唐代、元代的二方连续式编环绣是在成品面料上进行编绣，故不用绣绷；而元明时期流行的主题图案编环绣用线细且图案复杂，使用绣绷更利于制作。编环绣文物的尺寸普遍不大，且编环绣可以在完成后移置钉缝在另一面料上并重新组合，结合复制实验时绣工的身体姿态与手部动作，推测古人所用绣绷为尺寸较小的手绷。手绷便于编绣时根据图案所需将绣面调整到符合绣工手运行的合适角度。清代荷包上的圈形编环绣为了平展，应该也会使用手绷。 （4）饰金辅料 我国古代应用在纺织品上的饰金工艺包括贴金、织金和绣金。编环绣文物所用到的饰金辅料包括绸金、皮金、纸金，均为应用贴金工艺获得，只不过是底衬材料不同。明宋应星在他的《天工开物》一书中有关于贴金技艺的记述：“以之华物，先以熟漆布地，然后粘贴。秦中造皮金者，硝扩羊皮使最薄，贴金其上，以便剪裁服饰用，皆煌煌至色存焉。”金箔依附的底衬材料包括各种纺织面料、丝绵纸、麻松纸、羊皮、动物肠衣等。 主题图案编环绣文物多在编环绣镂空装饰面下方衬大面积的金箔，做法是按照图案形状将金箔面料剪好后贴在相应位置，再运用编环针编绣成装饰面将其覆盖，金属箔被夹在底衬面料和编环绣面中间。江西省南城县明代益宣王夫妇合葬墓中王妃孙氏棺椁出土的高底凤头女鞋鞋面装饰有编环绣，“透过环编平面上的孔眼，可以看见绣面下层衬有纸张，高倍相机拍摄的图片发现孔眼周围的丝线上散布许多金粉，所以，绣面下所衬纸张上原应粘有金箔，这也恰好符合大多数孔眼显花针配合金箔一起绣制的特征。”王洛家族墓出土的“勾编网纹叠花贴绣素缎”，经显微镜观察，编环针制作出的减针显花镂空装饰面下方衬有罗组织，极个别部分残留有金，推测是印金花罗。清代的白地道八宝三蓝绣荷包和红地双狮滚绣球三蓝绣荷包上的编环绣下方均衬皮金。 编环绣文物上的扁金线通常作为轮廓线用开口锁针固定在面料上，开口锁针同时也是编环绣的骨架。（图43）。捻金线则是用钉针固定在面料上，作为编环绣骨架（图44）。 编环绣所用饰金辅料的种类多样，但不是所有编环绣文物的饰金辅料都用高纯度黄金。经X射线荧光能谱仪检测后发现有些编环绣文物饰金部分铝的含量最高，推测使用的是铝箔。中国古代的金属箔包括了金箔、银箔、铜箔、铝箔、锡箔以及合金箔。古人在编环绣面下方衬垫金属箔追求的是金属光泽透过镂空花纹隐约闪现的效果，衬垫金属材料的具体成分要依据经济实力来决定。 （5）纸衬 从萧山花边制作工艺获得启发，结合复制实验，推测元明时期的主题性单独纹样编环绣在制作过程中极有可能使用到纸衬，且纸衬要具有较好的柔韧性以便于绣工在绣制时为变换刺绣角度而反复卷折绣面；纸衬还要具有一定的坚挺度，无形中支撑出一个小范围的操作平面，利于绣工在拉扯绣线时均匀给力，编环绣均匀平整。但目前尚未获得确切实物及文字资料来确定古人使用何种类型的纸张，研究还需深化，故本文对纸衬暂不做论述。 （6）面料 编环绣文物的面料有绫、缎、绢等多种丝织面料，多为较细密的丝绸面料，这也许与编环绣需要有一定耐拉扯力度以固定骨架线有关系，尚未见诸如罗等孔眼较大且轻薄的面料上直接应用编环针的文物。 3. 绣制 北朝、唐代、元代的二方连续式编环绣是在成品面料上进行编绣，元明时期的主题图案编环绣则需要将绘制好刺绣图样的面料、衬料固定好后再开始编绣。 编环针的第一针须将绣线线尾打结，针从绣面下方穿刺向上，此后所有的编环针基本都在面料上方运行，绣线成圈后逐个串套，一般不与面料发生穿刺关系（图45、图46）。刺绣者在绣制编环针时左手拇指扣拽绣线，右手持针，绣线长度一般不超过刺绣者前臂的长度（丝线太长容易打结），针尖与绣面约30度角入针串套线圈（具体角度绣工会依据个人习惯而有所变化），入圈后右手指压针尾造成针尖上翘，拉扯直线致线圈逐渐缩小，线圈缩小的同时左手大拇指放开扣拽的直线，待此线圈完成后大拇指再次扣线，如此循环往复。待图案绣制完成后，最后一针在骨架线上系结。 编环针具有方向性，其运行轨迹方向以绣工制作时手部动作顺畅为考量，同时还要结合图案造型，考虑刺绣顺序形成的“丝理”对装饰效果的影响。二方连续编环绣多考虑其运针方向如何顺畅衔接，形成一个合理的刺绣顺序；主题图案的编环针运行方向与“丝理”密切相关，要根据图案造型将各个部分分解，例如王洛墓出土的编环绣上的花卉，花朵的花瓣、花心存在叠压关系，刺绣时秉承“在下层的先绣，在上层的后绣”原则（图47）。 待所有刺绣完工后，会有后期整理的一个环节，让绣面光洁平整。至此编环绣制作过程完结，根据成品所需将绣片剪裁缝合即可。 三. 编环绣的针法与组织 （一）. 编环针的组织元分类 赵丰在“织物的类型及其组织元”一文中对组织元的概念做了诠释：“组织元是指构成纺织物的基本组织单元。由此出发并通过组织单元的扩展、移位、变序、重复、省略、插合及其它相应的变化。可以得出同类织物的其它组织结构。而各类组织元之间应是相互独立的，不能互为因果。”编环绣主体的组织结构是线圈串套，即线经过针的牵引形成线圈，线圈的两个圈足相交，形成如“又”字形的闭合线圈，丝线按纬向做单向成圈运动，每一根丝线形成的线圈都组成一个横向连接的行列，行列再排列形成面。编环绣的组织元即又字形线圈。作为组织元的线圈通过单位线圈数量变化、是否加引浮线等形成不同的编环针，由此形成的装饰面也不同。 以单位线圈数量为划分依据，编环针分为单环针与双环针。单环针（图48）即绣线一头扭绞形成一个又字形线圈。双环针（图49）则是绣线连续扭绞两次，即双线圈挂在上一皮单位线圈间相连的沉降弧上 出于提高工效和改良绣品性能的考量，有一类编环针增加辅助直线，即第一皮线圈完成后，绣线从第一皮的结尾点引拉一条浮线到第二皮的起始点，第二皮编环针编绕线圈使得圈弧同时挂在上一皮线圈的沉降弧和浮线上。可将这种编环针命名为浮线挂环针（图50）。 编环绣文物表明中国古人主要应用的编环针包括单环针、双环针和浮线挂环针这三种。 （二）. 编环针与组织肌理 编环针的所有线圈串套位置均为挂环类，即第二皮的线圈的圈弧挂在第一皮线圈的沉降弧上。这种下一皮线圈依附上一皮线圈的结构导致了编环针具有方向性，其中单环针和双环针的刺绣顺序呈纬向折返Z形：绣线扭绞形成沉降弧相交的又字形线圈，每隔一段距离重复一次该动作，重复多次，完成第一皮。绣线从第一皮的结尾垂直向下到第二皮起始点，继续扭绞并串套，此时编环针运行的方向与第一皮相反，线圈圈柱的叠压关系也与第一皮相反（图51）。 浮线挂环针的刺绣顺序呈纬向同向E形：绣线扭绞形成又字形线圈并重复多次后组成一个横向连接的行列，即第一皮编环针完成后，绣线从第一皮的结尾点引拉一根浮线到第一皮起始点的下方，此为第二皮的起始点，绣线同第一皮一样的方向开始运行编环针，第二皮线圈的圈弧同时挂在上一皮线圈沉降弧和浮线上。这种针法形成的每一皮线圈圈足叠压关系一致（图52）。 编环针的运行方向导致了又字形线圈的圈柱叠压关系不同,结尾圈柱在上，下压起始圈柱。不同向的圈柱叠压关系会使得绣面肌理呈现细微的差别，会起到隐形的视觉方向引导作用。线圈越小，单位面积内线圈的数量越多，这种肌理的方向感就越明显。古人常用浮线挂环针均匀排列来表现这种肌理感（图53）。相反，若线圈越大，主要是线圈的沉降弧越大，肌理的方向感就会弱化，镂空花纹感更强，古人喜好通过加大双环针沉降弧的长度来表现规律性镂空花纹（图54）。单环针更多地用于表现密实的线圈组成面，通过减针形成镂空图案（图55）。编环绣下方的金衬更凸显镂空图案，点点金光营造低调的奢华（图57）。这种组织肌理更具视觉冲击力，装饰效果更加强烈。 （三）. 编环针与装饰效果 在制作过程中，刺绣者会根据想要表现的装饰效果来运用不同针法，既有单一运用一种编环针的情况，也有运用多种编环针的情况，还有将编环针、钉针、锁针、打籽针、接针等综合运用的情况。例如北朝绣靴、元代出土的多件二方连续式编环绣服饰品、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明代圆形垫饰等文物都是应用一种编环绣针法的实证，这种单一针法形成的肌理装饰效果低调。 主题性图案编环绣则常常将编环针与钉针、锁针组合，例如王洛家族墓出土的勾边网纹叠花贴绣素缎上的花朵图案，先用钉针将捻金线固定在面料上盘出轮廓（图44），然后运用锁边针将捻金线更加牢固地扣缝在面料上，同时成为编环针依附的骨架。绣线通过单环针挂在骨架线圈上绣出第一皮；第一皮线圈又成为第二皮线圈依附的基础，第二皮线圈的圈弧挂在第一皮线圈的沉降弧上；第二皮编绣完成后绣线继续扭绞串套开始制作第三皮，以此类推直至填充装饰面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钉线针、锁针为编环针依附的骨架，编绣完成后不可去除。又如京都天授庵藏刺绣九条袈裟（图56）的如意云头纹（图57），用锁针勾勒出如意云头纹的各部分轮廓，共绣两皮，在锁绣骨架的基础上运用编环针填充内部形成彩色装饰面。金衬使得单环针减针形成的镂空盘肠图案更加明显。这件袈裟上的莲花花瓣应是用钉线针或者接针做出轮廓骨架线，再运用浮线挂环针编绣而成（图58）。因为文献记载花瓣下填充了衬垫材料使得绣面呈现犹如浮雕般的效果，说明骨架线十分牢固。 编环针与多种针法综合运用制作出的绣品具有极强的装饰性，且绣制者会根据图案合理地安排针法，古人的巧思巧手在此类绣品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编绣千佛袈裟（图59、图60）上的佛祖与莲花宝座是各种颜色的绣线应用编环针编绣出有镂空图案的绣面，在绣面上用平针勾勒出佛祖的五官以及莲花宝座的花瓣轮廓，用打籽针表现佛祖的眉间白毫相，佛祖的背光是运用开口锁绣针将扁金线固定在面料上。每尊佛像都有细小的区别，通过排列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的佛像营造出弘大的场面，可以想象穿着者身着此袈裟的绰约风度，远观华丽多彩，近观细致精妙。 结 论 编环绣是运用针引丝线在底衬上绣制边框骨架，依附骨架将丝线绕成又字形线圈呈方向性串套，而后形成浮于底衬上的装饰面。编环绣工艺是兼具编织和刺绣特征的复合型技法。中国古代编环绣技艺是在针织技术上发展演化而来。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编环绣文物的针法与工艺细节是不一样的。元明时期本土匠人将这种工艺发挥到极致，与其他针法综合运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装饰品，达到了技艺和艺术的双重巅峰。编环绣的技术源流目前尚不明确，其起源不晚于北朝，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默默无闻，相较于其他刺绣针法并没有被广泛使用，却在元代突然兴盛，在明代发展到巅峰，又在清代快速地走向衰落，直至民国时期在中国本土消失不见，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也值得研究探索。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3年冬之卷（总第28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编辑：朝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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