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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博士生培养”，原文：苅谷剛彦（takehiko kariya）.2018年.誰のための, 何のための研究評価か─文系研究の日本的特徴（研究评价为谁而做？为何而做？ ——日本文科研究的特征），伍宸（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摘译。 导读 本文探讨了日本大学文科领域所面临的研究评价问题。文章首先指出，大学教师在进行研究评价时，通常明确其评价的目的和受益者，但在日本，这一过程却变得复杂并引起争议。作者通过分析大学政策变化的背景，揭示了1991年“大学设置标准大纲化”后，大学改革如何受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以及这一变化如何对研究评价产生的影响。文章进一步讨论了理科与文科在研究评价上的不同，以及日本与欧美大学在文科研究上的差异。作者还提到，日本文科研究的价值在当前的评价体系下并未得到充分认可。  ◆ 理科众多领域主要用英语发表，国内外对其研究内容质量的评价没有（或很小）差异。这意味着其研究的原创性和前沿性可以对照国际标准更清楚地展现出来。相比之下，虽然做研究理所应当追求原创性，但人文学科的研究并不一定要比拼前沿性。其原创性更接近于（视角、方法、发现等的）独特性。 ◆ 日本文科领域的论文和著作中对先行研究的评述变得宽松。文献评述的这种宽松性，也与研究评价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有着相互强化的关系。这是日本研究生层次教育的特征。 ◆ 日本创造了这样的知识环境，即不用花费任何成本就能获得人文社会学科知识。日本社会的文化、教育、以及广泛意义上的知识丰富性，都是通过文科学问构建起来的。只是，这一贡献难以量化，也难以用金钱衡量。 ◆ 为了谁、为了什么进行研究评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能展示在用日语创造出能够接触到如此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知识的知识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且，为了将这样的恩惠留给下一代，只有脚踏实地地生产与之相符合的知识。 苅谷剛彦丨誰のための, 何のための研究評価か─文系研究の日本的特徴  序言： 大学的研究评价是一项日常活动。大学教师身为研究人员，每天都要重新审视、反复斟酌自己的研究。撰写论文时自不必说，发表论文时要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自我评价，提高论文或著作的质量。大学教师身为教师，研究评价是其日常工作。如果他们指导研究生，会在指导的同时对其研究进展进行评价。此外，大学教师作为组织成员，在每次人事任命时都会对其他研究人员进行评价。这是因为对候选人研究评价在人事决策中占有很大分量。除此以外，在所属大学之外，大学教师还有很多其他机会参与对他人的研究评价，例如学术期刊的审稿、科研经费的审查等等。 这些日常评价都有明确的理由说明“为了谁”“为了什么”进行。自我评价以确认自己的研究进展为目的，是为了自己（或为该领域的研究发展做出贡献）而做的。在评价所指导学生的研究时，为了谁、为了什么也是毋庸置疑的。为确保更好的人才而进行的研究评价也是如此。学术期刊论文审稿、科研经费等的审查，大多是以志愿者的身份进行的。因此，在为了谁，为了什么而评价这一点上，评价一方应该能够理解。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日常的研究评价却被赋予了明确的意义。 在本文开头写这些只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为了突出这样一个谜题：为何在当今，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以下有时略称为“文科”）领域，研究评价会成为一个问题？为了谁、为了什么而评价这一疑问，在日常的研究教育中并不是突出的问题。然而，在如今的日本大学中，特别是在文科领域中，研究评价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由于采用了不同于常规的评价，人们对研究评价产生了抵触情绪。这是为什么呢？其中隐藏着日本大学面临的哪些问题呢？本篇小论将回答这些问题。  《教育と平等 : 大衆教育社会はいかに生成したか》 作为背景的大学政策： 下面要论述的，想必很多读者已经知晓。即便如此，作为讨论的准备，本论还是想简单论述一下。以下论述围绕大学教育的政策变化这一背景而展开。 滨中义隆以“大学改革”为关键词简洁地总结了其基本知识，根据他的考察，大学改革的“转型期”在于1991年的“大学设置标准大纲化”。与从前的“通过政策性调控进行大学改革”的时代不同，“在将难以迅速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老式大学制度弹性化和灵活化的同时，通过尊重各大学的自主努力，促进整个大学制度变革的方案”是这一时期改革的突破性举措（滨中,2012:147）。并且“这一方向与市场主义放松管制的政策总体趋势一致”（滨中,2012:147）。因此，1991年的“大学设置标准大纲化”被定位为此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出发点。 随着设置标准的大纲化，各大学进一步推进教育课程的“多样化、个性化”。滨中指出“然而，多样化、个性化的过度发展，引发了关于大学'应有状态’的讨论。另外，由于少子化的影响，一些大学的入学选拔没有实质性作用，这也让人们担心大学的质量会下降”（滨中,2012:147）。“因此，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改革的焦点从大学制度的多样化、弹性化转向了'保证质量’。2004年度引进的'各机构认证评价制度’就是其象征。社会强烈要求各大学就大学教育内容和成果进行责任说明（问责制）”（滨中,2012:147）。 滨中这一简明扼要的记述，正因其简洁性，明确展现了大学改革与评价的关系。从中选出关键词，如下所示。 ・“难以迅速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老式大学制度” ・为了改变这一点，大学改革促进“弹性化、灵活化”、“多样化、个性化” ・“尊重各大学的自主努力”是其组织原理，“市场主义的规制缓和”是使之成为可能的背景。 ・“大学质量的低下”是其结果，“评价”制度是“质量保证”，以应对此问题。 自 2004 年引入“各机构认证评价制度”以来有了新的动向。现在有了引导评价的政策，即通过在申请表中加入一栏，说明各机构的研究评价实施情况，以获得竞争性资金。  《階層化日本と教育危機》 理科和文科，日本和欧美的差异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一种不同于日常研究评价的评价方式正在制度化。而且，这似乎成了文科大学教师所厌烦的对象（佐藤, 最近出版）。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在此，本论将对日本大学中理科和文科的差异，以及日本和欧美大学在文科方面的差异这两点进行探讨。 1）理科和文科 理科和文科的差异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因为大学改革中的评价问题是由倾向理科的框架构成的，文科大学教师对此未必认同。关于这一点的很多内容已经众所周知，因此本论简单提及一下。理科众多领域主要用英语发表，国内外对其研究内容质量的评价没有（或很小）差异。这意味着其研究的原创性和前沿性可以对照国际标准更清楚地展现出来。无论是研究本身还是其评价都可以更加客观。而且，医学和工学类等大学作为产业政策（经济再生）的一部分被寄予厚望，更容易体现出其研究的有用性。（在某些情况下巨额的）资金也被投入其中。 相比之下，虽然做研究理所应当追求原创性，但人文学科的研究并不一定要比拼前沿性。其原创性更接近于（视角、方法、发现等的）独特性。这是源于围绕人类和社会的现象（≈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多义性、多声性、多文化性的特征。而且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其历史和文化等要素本身可以广泛地进行解释。因此，其研究评价的主观性程度不可避免地高于理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人文学科中也存在事实认定准确性和方法论严谨性的研究、以及比拼前沿“发现”的领域。 2）日本的特质和教育 这种差异在日本的大学中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日本大学文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用日语写的。由于英文出版物数量极少，国外人文学科使用的citation index在日本国内几乎无法使用。即使是出版书籍，也没有像欧美主要大学出版社那样严格的审查。虽然也有很多研究不以日本为对象，但大多数研究还是以日本为对象，以日本研究人员和普通读者为目标受众，用日语撰写而成的。学会上的报告和讨论几乎都是用日语。因此，它们不符合评价研究质量和数量机制的世界标准。 此外日本还存在特征性文科领域的研究评价。这些评价发表在“论坛”上。不局限于学术界的“作品”评价机制，在各种各样“坛”的世界中进行。出版和新闻业的论坛奖和学艺奖等都与此类公共评价接近。另外，即便是年轻的研究人员比起过去也能更容易出版新书的媒体在西方学术界并不存在。由于这种评价场合的多样性，日本文科研究价值的认定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模糊。 日本大学的研究与教育之间的联系加快了这一进程。人文学科的本科教育以授课为中心，几乎不安排阅读任务。虽然有时会要求学生阅读教科书或几本其他书籍，但并不像欧美的大学那样每次都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的学术文献。欧美的主要大学通常以具有高度评价的期刊文章和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为标准，来决定学生阅读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已经通过严格审查进行了评价。换言之，通过教育进一步系统地加强研究评价的机制正在发挥作用。然而，在不遵循这种教育方法的日本大学中，在人文学科领域，要求学生读什么书的标准本身就很模糊或多种多样。说的极端一点，这取决于任课老师的专业和喜好。即使在教育这一知识再生产的场所，在研究评价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大学教育成为可能。当然，日本大学有时也会使用公认的 “教科书”，但其参考文献是否在该领域获得高度评价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在外在形式上无法明确地评价应该阅读的论文和著作。 受到这种教育的影响，日本文科领域的论文和著作中对先行研究的评述变得宽松。在审查中也不要求以世界水准进行文献评论。因为审稿人本身对此并不一定精通。其结果是，即使未必掌握世界“最前沿”的研究，也能写出日语论文。文献评述的这种宽松性，也与研究评价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有着相互强化的关系。这是日本研究生层次教育的特征。大学纪要之类的媒体也给研究生提供投稿机会，这是在欧美看不到的研究发表场所。这也与前述特征有关。大多停留在内部审查者（有时是指导老师）评价的这些大学纪要，看似附有审查，实际上却成为了日本式研究的再生产场所。  《理性多元思考法》 研究评价为何令人厌烦 在这样的环境下多年成长起来的日本文科大学教师，大多是靠着日本国内通用的研究成果获得现在的位置。其中也有取得国际成就的研究人员。有的研究者即使自己不用外语执笔，也会根据对日语研究的评价，将其翻译成外语。然而，这样的人并不多。大多数文科大学教师都是活跃在日本学术界的人。几乎没有跨境调动。此外，基于国内调动和晋升的评价是符合各学术领域通用风格的评价。对于在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教师来说，依据审查论文数量的评价是难以忍受的。现在许多文科学会仍然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即向学会杂志投稿论文是年轻研究人员的领域。他们更是将写英语的审查论文视为很遥远的事。这种感觉源于对于新的评价框架的抵触感。 但是，这种日本式结构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自有其正当理由。日本位于非西欧圈，日语与西方语言的语言系统完全不同。通过这一本地语言，日本在早期开创了大学教育。在世界范围中，有过殖民经历的国家，以及保持政治独立却未能以自己的语言建立制度化高等教育体系的国家占压倒性多数。日本文科学问的发展，可以说是高度教育和研究的本地化的成果（Kariya 2018）。 由此，日本创造了这样的知识环境，即不用花费任何成本就能获得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虽然被打趣是翻译学问，却能迅速地用母语阅读海外的研究成果和知识。自不必说这归功于日本文科大学教师。即使不是大学教师，若算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人数也是非常庞大的。可以说，日本社会的文化、教育、以及广泛意义上的知识丰富性，都是通过文科学问构建起来的。这样的贡献，甚至可以说是文科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社会需求”的结果。 只是，这一贡献难以量化，也难以用金钱衡量。诚然，我们很难看到花了很长时间，作为一个整体积累起来的文化和知识厚度——是如何通过各个研究成果形成的。个别研究的贡献度也存在模糊性。不，或许正是这种模糊性允许文化和知识生产的多样性（不一定是原创性），从而产生了不同于欧美的文化厚度，这正是日本文科学问的优势所在。这种模糊性与严密的论文审查形式不相适应。 这种贡献并没有得到正当的评价。近年来，文科学问的无用论、废除论、经济贡献度低等批评不绝于耳。在理科的框架下评价研究的最大原因是，急于求成的政治家和企业界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试图通过大学的研究教育来重振日本经济停滞。 推动其发展的，是社会对大学“无用”的传统认识，例如大学休闲地论等。“难以迅速应对社会需求变化的老式大学”这一印象主要在文科中根深蒂固。然而，文科大学教师感觉不到这些变化是从内部必然产生的变化 这种差异是文科大学教师对近来研究评价动向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之一。为了抵抗政策的动向，只有让社会站在自己一边。然而，日本的文科学问有着很难说是成功的历史。另一方面，日本长期的经济停滞和已被其他亚洲国家超越的感觉形成了一种社会压力，使得人们支持急功近利的大学改革论。财政困难也推动了这一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做什么才能让社会站在自己一边呢？答案并不明确。 为了谁、为了什么进行研究评价？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让社会满意的答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只能展示我们在用日语创造出能够接触到如此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知识的知识环境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且，为了将这样的恩惠留给下一代，我们只有脚踏实地地生产与之相符合的知识。我们要教育下一代不要消费文化和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避免其不能熟练使用过去的遗产。这也是为了防止人们的生活变得贫困的办法。我们将通过研究这一实例来说明这一点。对于每一个大学教师来说，能得出的答案还是要通过自己的研究。 苅谷剛彦，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著有《理性多元思考法》《階層化日本と教育危機》《教育と平等 : 大衆教育社会はいかに生成した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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