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从世界的一部分，到祖国的陌生人

许知远十五年的漫游，集结成了《意外的旅程》三册。与传统游记或典型的旅行文学不同，这些关于浪游的随笔让人感到难以准确归类：既有国内与世界的景色、亦有旅途中偶遇的人，但是与景色与人物的交织在一起的，是百年来被冷落、被遗忘的历史。

在游历中，许知远并不是旁观者，而是投身其中，充分调动个人智识与经验，热情、深入地与偶然相遇的人交会，在异乡、异邦的景色之中，寻觅那些塑造今日之我们的历史踪迹。在他的笔下，父一代与子一代的经验、此一代人与彼一代人的足迹遥相呼应。他既深刻地反思历史，也坦诚地面对自己在不断变化的当下的迷茫。

正是这些意外的旅程，成为许知远——以及阅读这些随笔的我们——观察世界、叩问历史的窗口。今天这篇文章，撷取书中一次雅安茶馆的聊天和一场在异国使用储蓄卡而生的感慨，是很能体现本书特色的篇章，细微处着墨，却有一篇宏大的画卷徐徐展开。

雨天的茶馆，一场聊天，父子两代

雅安在成都的西南，距离上一站的绵阳需要四个小时的车程。它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区，著名的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由马匹、茶叶交易筑就的商业古道，也同样传播了文化、政治、宗教与爱情。

李仲贤熟知这些历史，五十五岁的他是地方志的编纂者。旅行中，我最喜欢碰到他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充满热忱，熟知它的种种典故，而且愿意与人分享。他带着我去青衣江畔喝茶，叫来他的朋友，其中一位是本地作家廖念钥，在过去十年中，他写了八本小说，试图将雅安的历史命运串联起来。屋外的雨越来越大，青衣江水算得上奔腾向前，裹挟着山上黄得发红的泥沙，气势倒是让山西境内的黄河黯然失色。

《路边野餐》

茶馆内只有我们一桌客人，屋顶有点漏水，洗手间入口处一个水盆正滴滴答答地接着漏下的雨水，那个三十四寸的彩色电视机播放着一部香港枪战片。我倾听着这群本地知识精英的谈话，间或插入一两个问题。他们的四川口音浓重，我吃力地跟随着。

廖念钥的普通话好得多，他会有意识地照顾我，不过谈兴浓烈时，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本地话。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喜欢听他们说起民国年间的传奇，刘文辉、刘文彩和刘湘的故事，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却又彼此争斗。这些故事经常让我想起《死水微澜》的气氛，新旧军阀、袍哥、教会争夺权力，但这些刀光剑影、枪炮火光却又立刻被麻婆豆腐、甜甜的井水、女人的胭脂发髻、小孩子的啼哭声掩盖住了。成都平原太安逸了，暴力和愤怒都被溶解了。

《路边野餐》

“我的父亲那一代真的不同。”李仲贤说。他的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1948年时来到偏僻的西康省，成为一名法官，他拥有那一代中国人的温文尔雅。“他真是那种读书人，即使老百姓把唾液吐他们的脸上，他们也会保持风度。”当故事从民国转到当下时，气氛更加热烈了。像所有城市一样，雅安被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弄得不知所措。

廖念钥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他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幸运地考上了大学，为了能被分配回家乡不惜和不爱的人结婚。但当他们结婚生子，准备安于这一切时，更剧烈的变化发生了。没有机构再限制他们的自由，事实上，也没人再给予你安全保障，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重新获得一切。这变化来得太快，年轻时他们谈论诗歌、理想，而现在得面对现实。在这股财富重新分配的热潮中，那些曾被他们瞧不起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暴发户，而他们自己则苦苦挣扎。……

李伟是雅安的年轻一代，有着南方少年的瘦小，却很帅气，染烫过的黄发乱蓬蓬的，不大的眼睛很清亮。他才十八岁，却有着丰富的阅历，他当过理发师，成立过少年帮派，高峰时手下有一百多个小兄弟，他在西藏闯荡过， 却因为拒付黑社会的保护费被打了出来。“我最崇拜陈浩南，他够义气。”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价值观。香港电影经常占据遥远的内陆城市的主要精神生活，从1980年代的《英雄本色》到1990年代的《古惑仔》，激励着这些少年。

但真实的情况是，它几乎从未发生过。李伟厌倦了小帮派生活，因为“其实根本不讲义气”。暴力是没有目的的，经常是为了打发时间，甚至为了一块钱、一个挑衅的眼神而打起来。两个人的冲突，会迅速转化成团伙的对抗，接着双方开始叫来更多的人。“雅安那么小，经常两边叫来的是同样的人，然后可能就不打了，”他说，“两个月前，我被其中的人拿刀逼着去打架，但到了那里看到被打的人我认识”。他对此深感厌恶，一直没有动手。但那次的斗殴没以和平收尾，双方都失控了，其中一位被扎成了重伤，肇事人都逃到了乡下。“他们不会报案的，”李伟解释游戏规则，“你要自己报仇，而不是靠警察”。

他的生活开始得太早，也因此厌倦得早。他说十三岁时就有了性体验，到现在已对姑娘没什么兴趣。如今，他是江边一家砂锅店的服务生。砂锅店老板的女儿爱上了他的好朋友。这个男孩也是瘦瘦小小的，更内向忧伤，他们是在成都做保安时熟识的，真想不出他们两个站在大门 前，会有什么威慑力。

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时，是雨后的下午，李伟出神地望着远处山上的信号发射塔， 它看起来像是一棵千年老松树。“我一直想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很多无所事事的下午，他都这样发呆。在他一旁，那一对小恋人正在相互挖苦，或许两年后他们就会结婚，将自己的命运和青衣江边卖砂锅的餐馆紧紧相连。

从世界的一部分，到祖国的陌生人

我对自然缺乏感受。秋日的月色，内海之宁静，或是山下的竹林，令我舒适，却很少能激发起更深沉的感受。樱花开满门前小路时，我只觉得它们毛茸茸的，粉得不真实，它们被风吹散，飘落到水泥地面时， 我亦未生出特别的感触。

倒是这突然升温的天气，让人感到一丝喜悦。从旅行箱里，我翻出黑色的人字拖，我原本穿着它们在吉隆坡闲荡，没想到它们还能在东京派上用场。它们总令我感到自由，裸露地进入生活，忘记世俗规范。……

许知远在隅田川畔漫步，内文配图

或许，这只是我的个人感受。大部分时刻，我们并不在乎世界的真实模样，执着于自己的细微感受。很可能，只因为昨晚睡眠充足，今早竟然记住了五十音图的大概。艾略特的诗句也不可少，他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四月过去了。当然，气温同样重要，我总喜欢那种皮肤微微沁汗的时光，舒畅、自在，且有一种淡淡的黏稠感，那不正是期望的生活的感觉吗？

办一张储蓄卡，也是新生活节奏的一部分。你接受了现实，暂时停留，要变成新常态。储蓄卡暗示着，你与本地更直接地连接。相比之下，信用卡象征着一个自由流动、不断透支的世界，空间与时间失去意义，你在西雅图的劳动，可以在曼谷换成休闲，也可以用十年后的收入，来购买眼前的房屋与汽车。

我把这一切视作当然。出生于1970年代后期，我这一代的青春时光，是在一切皆更开放、更富裕中度过的。开始职业生涯时，恰逢中国崛起。两种力量塑造着我对世界的态度。西方的一整套价值，从巴黎的思想家、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到硅谷的创业精神，都是我追寻的一部分，它们让我兴奋，亦疲惫不堪；同时，我的中国意识也逐渐苏醒，清晰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感，过去几个世纪，我们对于智识世界的贡献是如此之少，甚至在谈论中国时，依赖的也是外来的理论与新闻报道。

《中国合伙人》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赢得新的关注。在我工作的新闻界，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迅速增加。我最喜欢的《经济学人》在2012年甚至增设了中国栏目，在它报道的全球事务中，只有美国、英国拥有独立的栏目，前者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后者是该杂志的母国。中国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故事，它先是成为世界工厂，又从一个商业游戏的追随者变成规则制定者。谁能想到，一个从杭州起家的黄页公司，不到二十年，完成了纽约交易所历史上最大的IPO；而一个深圳的聊天软件公司，在香港成为亚洲市值最大的公司。

这皆是在一代人中完成。即使到了21世纪，你定然不会相信马云、马化腾会比李嘉诚、郑裕彤更富有，更不会相信，他们会成为Fortune或Forbes的年度人物。中国公司则开始购买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西方企业， 甚至成为欧洲足球俱乐部的老板。

虽未加入过这股淘金热潮，我也以另一种方式分享到了这突然增加的财富与自由。2002年第一次出国时，我尚要去中国银行换取美元与支票， 在纽约与伦敦，我们要小心翼翼地计算酒店的价格，把书店里的几本书，拿起又放下。很快地，你就习惯在世界任何地区从ATM中取钱，又过了几年，你甚至可以用手机支付，微信与支付宝的标识四处可见。我可以订最舒适的酒店，只要背得动，还可以尽情买书。你也看到，自己的同胞如何涌向每一个角落。

我曾希望，知识分子也能从这股浪潮中分享到一些力量，这些突然积累的财富，也该转化为某种艺术与思想，中国应拥有世界级的大学、报刊、电视节目，知识分子不仅能在世界媒体发表对中国的分析，也同样能表达对人类普遍困境的看法。

这样的转变曾经上演过。20世纪初，尽管美国已跃升为第一等强国，在欧洲人心中，美国文化仍粗俗、边缘。美国人自己也这样认为，它最好的作家亨利· 詹姆斯移民英国，认定伦敦才代表着他认可的文学、审美趣味。比他年轻一代的作家们，则将巴黎视作圣地，他们参加过一战，以詹姆斯· 乔伊斯、埃兹拉· 庞德为师，被称作“迷惘的一代”。这迷惘的一代，却旋即成为革命性的一代，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帕索斯，三十岁上下时就名扬国际，且创造出一种独属于他们的风格。

半出于狂妄、半出于无知，我觉得自己这一代正应扮演相似的角色。20世 纪末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美国，不无相似，皆处在一个突变的时刻。某方面的确如此，在当代艺术、电影领域，一小部分中国艺术家脱颖而出，即使未能带来一种全新的思想，他们独特的中国经验也令人难忘。突然崛起的中国购买力，更令这些艺术家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关注，在任何时代，money always talks。

《华尔街之狼》

同样的规则，却未能进入思想、文学、媒体。在一个视觉时代，它们处在边缘，更重要的是，它们与自己的土壤也发生了断裂。它们要求分析、批评、反思、辩论，无法带来一目了然的兴奋与奇观。娱乐消费的冲动，令它们无法伸展自己的感受与思考，而倘若你不能充分、诚实地表达，就会加深与国际舆论场的隔阂。这多重压力，令它们尚未生长，就迅速凋零。

我逐渐感到，雄心勃勃消逝了，疏离感日渐浮现。伴随着中国的富强，评论它、分析它的空间并没有随之增多，而公众也对你缺乏兴趣，甚至不无厌恶，一切都如此欢快，你的那些怀疑显得过分刺耳、不合时宜，更缺乏娱乐价值。况且，你遵循的一整套人文价值，在这个技术、消费主导的时代，都显得陈旧落伍。

2002年，我写作《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八年后，我的书名则成了《祖国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