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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1期 提要：1850年，马克思重新开始了《经济学》写作计划。这项计划始于1844年，后因1848—1849年革命而中断。马克思坚信自己很快就能完成《经济学》，于是开始寻找出版社。我们从马克思与他人的通信中了解到，存在一份马克思撰写的说明书，用于寻找出版社，内容涉及计划中的《经济学》一书的概述。这份说明书至今仍然下落不明，也几乎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文章第一部分再现了马克思写作《经济学》以及寻找出版社的过程，第二部分梳理了有关说明书的研究现状，第三部分讨论了说明书可能存放的地点和寻找方向，并介绍了作者本人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经济学》 说明书 MEGA2 作者：诺曼·雅各布 译者：孙晓迪 一、1850年代初《经济学》的前史 与重启——寻找出版社的故事
众所周知，马克思早在1844年年中就打算出版《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1845年2月，他甚至为此与出版商卡尔·列斯凯（Carl Leske）签订了合同。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直到1846年3月迫于外部压力最终解除合同——马克思都未能准备好交付稿。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以前学习的是法律、哲学和历史，他必须首先掌握经济科学知识，而且他的观念也在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变。到了1847—1848年，马克思已经能在概念上巩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1848—1849年革命的爆发将他完全束缚在政治事件中。革命被镇压后，马克思先是前往巴黎，最后流亡伦敦。一到那里，他就在1849年底至1850年初完成了自1847年底以来的第一个经济学摘录。 这首先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有关。《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伦敦创办的一份刊物，其中包含对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概述，尤其是对危机迹象的探寻。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认为革命很快会卷土重来，但在1850年中后期，他们认为经济状况已经趋于稳定，在1852年之前不会出现新的危机，革命也不会随之爆发。 这一认识似乎使马克思有时间再次全身心地转向经济学研究，以便撰写他的《经济学》。此外，他在内容方面也受到了新的启发。因为在1849—1850年的研究初期，马克思很快就接触到英国正在进行的关于货币理论的广泛讨论，而此前他并未进一步研究过这一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场讨论尤其具有爆炸性，因为它与关于危机的讨论相关，而危机被认为是错误的货币理论导致的结果。因此，在1850年夏天整理了以前的笔记并摘录了约翰·穆勒（John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当时刚刚出版了第二版）作为研究的开端后,马克思首先转向了货币理论研究。除了相关书籍，他还研读了《经济学家》，并在1851年1月得出了他认为在地租理论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这使得在1840年代就已经多次敦促马克思完成《经济学》的恩格斯再次坚持认为，要抓紧《经济学》的撰写。然而，马克思显然还没有完全接受货币理论。 这种情况不久之后发生了变化。1851年2月初，马克思向恩格斯阐述了他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新发现。1851年春，他制定了自1845年以来第一个具体明确的计划，以撰写他酝酿已久的《经济学》。1851年4月2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被广泛引用的信中说，他将于五个星期内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完成经济学研究，然后在家中全身心地撰写《经济学》。 这些研究记录在大量的摘录笔记本、小笔记本以及一本关于货币理论的摘录笔记《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中，是马克思1851年春进一步写作的基础，其中总结了他对各种货币理论的分析。此外，在同一时期，但可能是在写作《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之后，马克思撰写了一篇内容丰富的题为《反思》的笔记，其中首次更为详细地讨论了再生产和流通问题，还提出了对货币的看法。 为了准备计划起草的《经济学》，马克思（最迟于1851年4月初）开始再次研究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他认为这些著作是对作者们所处时代的经济状况的系统考察：斯图亚特代表重商主义，斯密代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李嘉图代表发达资本主义。可以说，它们构成了马克思撰写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最终背景。 马克思预计自己很快就能完成相关研究，于是开始为其经济学著作寻找出版社。为此，他求助于科隆的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后者又与同样居住在科隆的马克思的朋友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 Freiligrath）商量了此事。遗憾的是，由于马克思写给丹尼尔斯的信以及1850年6月至1851年4月与弗莱里格拉特的通信都没有留存下来，因此无法进一步弄清相关情况。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著名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可能适合为他的出版计划牵线搭桥，因为此人从1838年起就在著名出版商约翰·冯·科塔(Johann von Cotta)那里出版作品，并为恩格斯物色过出版社，而且正如马克思猜测的那样，弗莱里格拉特在路易·海尔贝格（Louis Heilberg）——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与他相识——的事情上也给科塔写过推荐信。 这些都体现在马克思努力寻找出版社的第一份证明中，即1851年4月12—13日丹尼尔斯给马克思的信： 我还与弗莱里格拉特谈过由科塔出版您的国民经济学。他给我看了两份科塔对弗莱里格拉特的推荐的否定答复，这位老男爵在答复中大叫前景黯淡。海尔贝格的提议不是通过弗莱里格拉特而是通过科塔的一位代理人提出的，您必须记下他的地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海尔曼·埃布讷。 弗莱里格拉特已经给他写了信，介绍这部著作。他只请求您直接写信给埃布讷，并向他说明整个计划，[但……]要以书面形式，以便阅读。(我[试着]用放大镜辨认出[您信中的]一些段落。） 随后，埃布讷本人在1851年5月5日给科塔的信中说，他与对方取得了联系，但未提及姓名。信中写道： 根据从伦敦收到的一份小册子，我不久将有幸向尊敬的科塔书店介绍一部非常有趣的著作。这是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对不同的国民经济体系进行的独立的批判性研究，为此他花费数年时间在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的图书馆进行了大量研究。这部著作得到了高度称赞，我期待马克思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通过丹尼尔斯的信可以推断，无法确定埃布讷所说的“小册子”是否真的来自弗莱里格拉特。因为弗莱里格拉特直到5月、甚至可能是5月13日才到伦敦，而根据丹尼尔斯的说法，给埃布讷的信最迟在4月12日寄出。因此，弗莱里格拉特不可能是寄信人。也许埃布讷弄错了，或者暗指马克思的工作地点在伦敦。然而这些都是推测，因为这封给埃布讷的信未保存下来，信中介绍了马克思的计划。 遗憾的是，除了埃布讷提到的这封马克思的信外，马克思可能在给埃布讷的其他信件中也提到了有关该计划的情况，但至今尚未找到这些信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对马克思的研究很少关注这一点——马克思在1851年拟定了计划中的《经济学》提纲应包括的内容和结构大纲。这些信息可能不是插入信中的笔记，而是一份单独的“说明书”，这份说明书描述了他的写作计划（可能很详细）。马克思在1851年7月3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寄给了出版商科塔一份： 至于同法兰克福的埃布讷谈判的事，他来信说，科塔可能接受我的经济学——我已将该书的计划寄去，——如果不成，他会找到另外的书商。 然而，与科塔的谈判似乎并不成功，因为从进一步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埃布讷不久后又在为马克思寻找另一家出版社，他很快就说自己找到了约瑟夫·吕滕（Joseph Rütten）和察哈里亚斯·勒文塔尔（Zacharias Löwenthal）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创办的出版社。这当然不是一个随意的选择。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已于1845年由这家出版社出版。在寻找出版社的同时，马克思还在继续《经济学》的写作工作。但是，他在4月份提出的能在5周内完成研究的愿望没有实现。1851年6月27日，他向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抱怨道：“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头绪繁多，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6—8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总有一天必须强行结束。”“'不管这一切的一切’，工作要赶紧结束。”但是，正如马克思在1851年7月31日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家庭争吵让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流亡生活筋疲力尽，他抱怨道，如果不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如果家里更安静些，他“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 不过，工作还在继续。在1851年8月下半月撰写的一份报告中，马克思用第三人称写道：“不过，马克思已经多年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两个月后的10月13日，他向恩格斯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为此，恩格斯最终以马克思的名义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一整年的文章（该报曾于1851年8月邀请马克思为其撰写文章）。因为,马克思在8月已经说过他“忙于经济学”，“现在正从事经济学的研究”。 在此期间，马克思了解到在德国寻找出版社的进展。1851年9月7日弗莱里格拉特给马克思的信引用了埃布讷在前一天的信中所写的如下内容： 我[即埃布讷]就马克思的国民经济学著作与出版公司创始人和合伙人吕滕（勒文塔尔在奥斯坦德）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虽然现在该公司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会自相冲突，因为它已经出版了一本内容上略微相似的布鲁诺·希尔德布兰特的书，并对此很满意，但出版公司没有断然拒绝我的申请，并要求我提供说明书。我把它复制后寄给了吕滕。毫无疑问，吕滕立即把它寄给了勒文塔尔，并与他讨论了该计划，因为吕滕告诉我，没有勒文塔尔，他什么也做不了。因此，我们只能静观其变。该出版公司很有进取心，但有些吝啬。为了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快此事的进度，我告诉吕滕，应该写信给勒文塔尔，勒文塔尔应在奥斯坦德就此事与马克思本人交谈。希望能实现。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埃布讷有一份现在被称为“说明书”的小册子，他复制（如前所述，这份说明书可能比较长，否则埃布讷可以自己抄写）后寄给了吕滕。不过，勒文塔尔退回了这份他在1851年9月8日的一封信中称为“马克思著作目录”的说明书，而且很可能寄给了埃布讷。 从1851年10月2日弗莱里格拉特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勒文塔尔也拒绝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在此期间，正如弗莱里格拉特所说，埃布讷“不屈不挠”：尽管科塔和勒文塔尔都拒绝了，埃布讷仍希望这不是两位出版商的最终决定；此外，他还想敲开其他出版商的门，并将莱比锡和德绍的两家出版社列为考虑对象。马克思于10月13日向恩格斯报告了这一情况： 虽然康培先生拒绝接受我关于出版反对蒲鲁东的小册子的提议，科塔先生以及后来的勒文塔尔（由法兰克福的埃布讷介绍的）拒绝接受我关于出版经济学的提议，但是看来对于后者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但是，正如1851年11月18日埃布讷向马克思报告的那样，在德绍和莱比锡找到出版社的希望破灭了。威廉·皮佩尔（Wilhelm Pieper）在德国逗留期间也曾为马克思与出版商谈判，他在11月17日就已经告诉马克思，出版商们“在目前的情况下……都没有勇气出版让人讨厌的作者的作品”。出版商缺乏勇气与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开始的反动阶段有关，而始于1851年5月的抓捕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浪潮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当时正在准备对他们进行审判。尽管人们对马克思的作品兴趣浓厚，但出版商们却非常不安，他们要求获得关于写作方向的信息和安全保证。正如皮佩尔所言，他们显然也担心“新的联邦新闻法，其倾向性尚不为人所知”。皮佩尔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情绪，德绍和莱比锡的两位出版商最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复。 但是，新的希望又出现了。皮佩尔和埃布讷（当时两人都在法兰克福，出版社也设在那里）一直在出版商勒文塔尔耳边“喋喋不休，直到他终于上钩”。因此，1851年11月17日，皮佩尔请马克思给勒文塔尔寄一份“完整的说明书”。不过，目前还不清楚马克思是否满足了这一请求。 无论如何，勒文塔尔现在似乎终于愿意出版该书了。不过，根据11月18日埃布讷写给马克思的信，勒文塔尔有两个条件：他只打算试着出版一卷，而且稿酬很低。此前，马克思已经从皮佩尔那里得知（在11月17日的信中），这一卷指的是“经济学史”。皮佩尔在信中写道：“那些家伙都想从您那里得到'经济学史’，他们对它寄予了极大的期望，但又不想接受另一部'批判’，由于无法强迫他们，所以您必须决定把经济学史作为第1卷出版。” 然而，马克思对这一建议并不积极。1851年11月24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样就会把我的整个计划推翻。”只有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马克思才会接受埃布讷说的低报酬。恩格斯在11月27日的复信中肯定了原来的计划，即一卷是批判，一卷是经济学史。他建议马克思拒绝从“经济学史开始”的要求，认为不必推翻整个计划，因为马克思“已经开始研究批判了”。如果勒文塔尔不让步，他至少应该答应“经济学史”必须“出版两卷”：“一则是为了作初步的批判，再则也是为了在最终决不会按伦敦的成本价计算稿酬的情况下使你多少有些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原计划为三卷的著作最终将变成了四卷。 从恩格斯的进一步解释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部著作最初计划出三卷，恩格斯与皮佩尔的意见一致，认为第一卷应是《批判》——恩格斯补充说，也许就四卷本计划而言还包括“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第二卷可能是经济学史，“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写于1851年5月12日的一封信也证明了最初的计划是三卷本。 由于在此期间受到法兰克福当局将其驱逐出境的威胁，勒文塔尔表现得摇摆不定。他最终于1852年1月被驱逐出法兰克福，并打算在1852年秋重新考虑这个提议。 与此同时，拉萨尔于1851年12月又提出了一个新想法，即《经济学》可以通过股份公司自行出版。但是，这似乎并未说服马克思。他拒绝了该建议，因为他不相信股份可以出售，而且他害怕“丢面子”。除了1851年5月以来共产党人在德国遭受迫害的压力不断增加以及法国的波拿巴政变之外，《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不顺利的境遇也起了作用，它获得的支持太少，不得不在1850年底停刊。 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出版社的努力最终告一段落，虽然埃布讷仍未放弃，但之后还是没有成功。马克思本人在1852年1月询问能否在美国为他的《经济学》找到出版社，但在3月收到了魏德迈的回绝。但是，这似乎并没有阻止马克思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恩格斯在3月谈到，马克思一完成“经济学的准备工作”，就会与家人一起前往曼彻斯特住上六个月。 为了生计而始于1852年8月的新闻报道工作占据了马克思大量时间，他显然没有继续推进出版工作——1851年5月以来在德国抓捕共产党人和1852年10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也进一步阻碍了他的工作，这大概也是导致1852年秋季与勒文塔尔的进一步谈判失败的原因。恩格斯在1853年3月提出了一个计划，即马克思应该“写完”他的《经济学》，也许，当他们两人重新拥有了自己的报纸，就可以“把它每星期刊登一篇”。马克思似乎并未采纳该计划。1853年9月，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他说：“我总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到来以前我能隐居几个月，搞我的经济学。”然而，危机并没有出现。在1854年与1855年之交，马克思再次通读了他的摘录，并完成了一个摘录汇编和一份概述，他想通过“掌握材料，为进一步加工做好准备”。直到很久以后，即1857年，面对猛烈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才真正开始撰写他的《经济学》，此前，在对一本关于银行和货币改革的蒲鲁东主义著作进行批判性评论时，他找到了在内容方面可以进行更广泛拓展的连接点。不过，那时他的知识水平可能有所不同，说明书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问题。 二、《经济学》说明书 的研究情况
关于上述1851年的说明书，在对马克思的研究中没有任何其他资料。这份说明书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直到1857年，关于马克思计划中的《经济学》的构想还没有富有信息量的表述。这不仅关系到马克思撰写他的第一部重要的系统性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之前在多大程度上对《经济学》的结构有了明确的设想，还关系到马克思究竟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形成其著作的框架，还是在1851年就已经勾勒出了“后来的”结构。关于这一点，目前已知的书信和摘录均没有提供任何有意义的线索。因此，找到这份说明书迫在眉睫。 说明书可能是在1851年5月5日至7月间寄给科塔的。科塔出版社的遗产保存在德国马尔巴赫文献档案馆。因此，最幸运的情况是，在那里也许可以找到说明书，或者至少是埃布讷写给科塔的其他信件，这些通信可以提供马克思计划中的著作的信息。 此外，埃布讷本人似乎也拥有这份说明书，不过其遗产是否留存下来不得而知。但重要的是，埃布讷是哈布斯堡王室的情报人员，因此说明书或其他资料的副本可能会转寄到维也纳。另外，马克思可能给勒文塔尔寄去了拟好的说明书，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在有关马克思的研究中，尚无报告或笔记集中研究这份说明书和这部著作的计划。达维德·梁赞诺夫（David Rjazanov）可能是第一个提到该说明书的人。在1929年以俄文首次发表、随后被译成德文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70年》中，梁赞诺夫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在1850年代的研究，称这份说明书是马克思计划中的工作的“提纲”，但是“很遗憾，没有保存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作为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不仅承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的编辑工作，而且还为此在欧洲广泛搜集档案资料，他是否专门让通讯员寻找过这份“提纲”，即说明书，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梁赞诺夫的文章说明了一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这份手稿的蛛丝马迹。我们已经说过，在出版商的信中提到的'提纲’即未来著作的章节目录，也暂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寻找说明书的工作最迟在1931年之后，即梁赞诺夫被捕、研究院大幅改组之后，就逐渐停止。但是，至少在1934年研究院出版的《马克思年谱》中仍提到了这份说明书，并称其为“计划”。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于1929年1月（直到1931年3月）受聘于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维也纳担任通讯员。研究院委托他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执行一些具体的搜寻任务，这些任务通过来自莫斯科的信传达给他，这些通信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GASPI）。下面我们将简要追溯其中是否提到过埃布讷或“提纲”。 通信显示，罗斯多尔斯基想要查阅奥地利国家档案馆中的“情报员报告”，恩斯特·佐拜尔（Ernst Czóbel）在1929年2月27日的信中向他传达了这一任务。在哈布斯堡王室的情报人员中，埃布讷尤为引人关注，但这封信中给出的理由只是他自1849年起就开始参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以及他与马克思的个人交往。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不久后，埃布讷的这些报告受到特殊重视。10月22日，有人向罗斯多尔斯基建议“按时间顺序逐年研究”克兰恩·冯·恩格斯霍芬（Clannern von Engelshofen）（另一位情报人员）和埃布讷的报告。莫斯科方面推测：“恩格斯霍芬和埃布讷的报告将为我们提供大量重要资料。”对埃布讷的重点关注主要集中在1930年初。2月1日，罗斯多尔斯基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得到指示，要特别关注埃布讷1850年至1852年的活动，因为马克思在1850年与埃布讷取得了联系，后者“答应为他的经济学著作寻找出版社”。埃布讷可能将马克思的信件直接转寄到维也纳，因此在那里也许能找到这些信件。罗斯多尔斯基特别关注了这一点。他起初只是翻阅档案的“索引”，然后汇报说他已经查阅了1852年的所有A级和BM级档案。随后，莫斯科方面开始关注1851年，这一年“恰恰对埃布讷和皮佩尔与马克思的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他应该“特别冷静彻底地……调查这一年的档案”。事实上，罗斯多尔斯基在A级档案中发现了几份仅署名法兰克福的报告，他怀疑埃布讷是作者，并将报告摘录寄往莫斯科。这是最后一封提到埃布讷的往来信件。1931年初，梁赞诺夫遭传唤，不久后被捕。研究院进行了重组。罗斯多尔斯基也于1931年4月被解职，但直到1934年5月，他仍偶尔为研究院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罗斯多尔斯基被指示重点关注埃布讷（有一次甚至提到了计划中的《经济学》），但显然没有接到寻找说明书或“提纲”的具体任务，尽管梁赞诺夫已经知道它的存在。除了这里所述，目前尚不清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或其他方面是否在维也纳对“提纲”进行了进一步搜寻。 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进行的搜寻至少促成罗斯多尔斯基在1937年公开发表了一篇关于匈牙利警方情报人员约翰·班迪亚（Johann Bangya）的文章。马克思在1850年代初与他保持着联系，并在1850年4月或5月第一次拜访了他。罗斯多尔斯基的文章并没有谈到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学研究。 但是，在主要于1950年代初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罗斯多尔斯基潜心研究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该研究于1968年作为其遗作以《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史》为题出版。在第一章中，他以前述梁赞诺夫的文章为依据，详细讨论了马克思在1850年代的研究。他显然接受了梁赞诺夫关于“提纲”或说明书的说法，但在强调确实存在“提纲”的同时，却没有进行更详细的介绍或提到他自己的相关研究。因此，罗斯多尔斯基似乎不太可能在1920年代或1930年代专门寻找过说明书，或者在后来主动进行过寻找。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尽管罗斯多尔斯基（二战后居住在美国）曾于1956年和1958—1959年因其他项目再次来到维也纳，并为此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工作。 总之，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史》一书中，罗斯多尔斯基提到了马克思关于他很快就能完成《经济学》的预测，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尽管他也提到了“提纲”的撰写，但他考察的重点是设想中的《经济学》手稿，该手稿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因此，说明书依然不见天日。没有迹象表明它受到过特别关注，或者在此后被人寻找过。 对1850年代有关马克思或其周围人的档案资料的寻找大多是出于偶然，或者是非常笼统地搜索。如果不涉及其他项目的具体研究，除了班迪亚和情报人员的报告（罗斯多尔斯基），只有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件值得一提。 不过，一个涉及埃布讷书信的项目与说明书密切相关，在此之前或之后，埃布讷基本上未成为研究的焦点。由卡尔·奥伯曼（Karl Obermann）和库尔特·科斯齐克（Kurt Koszyk）于1975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代人。1844—1852年书信集》收录了科塔出版社档案中部分埃布讷的书信，该书的出版旨在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背景。书信集收录的最后一封埃布讷的信是前面引用的1851年5月5日的信，埃布讷在信中提前告知科塔，自己不久将告诉他更多关于马克思的一部著作的情况，他也是刚刚从伦敦得知这部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两位编者在这一点上并未作出解释性说明，也没有收录埃布讷的后续信件，尽管所收信件的时间跨度一直到1852年2月6日。因此，我们不清楚埃布讷是否还有其他关于为《经济学》寻找出版社的信件。 恩斯特·哈尼施（Ernst Hanisch）在出版于1976年的《卡尔·马克思与奥地利秘密警察的报告》中专门研究了埃布讷的情报活动以及他在三月革命前后向维也纳提交的报告。哈尼施的研究一方面涉及情报人员向奥地利提交的关于马克思及其周围人的报告，另一方面也非常详细地提出了对马克思本人可能是奥地利秘密警察情报人员的怀疑。他的依据是档案记录和前文引述的马克思于1851年8月下半月撰写的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埃布讷送至维也纳。随后，哈尼施探讨了马克思与埃布讷是如何建立联系的，并谈到了有关《经济学》的计划。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身为奥地利历史学家的哈尼施对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馆藏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哈尼施多次提及埃布讷就《经济学》与马克思的接触，但并不清楚他是否专门寻找过作为目录或计划的说明书。 在哈尼施出版这部著作的前一年，即197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第1卷出版。他人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信件以及他们两人在本研究所涉时期的通信被收入到1984年出版的第III/4卷中，第IV/7卷（1983年）和第IV/8卷（1986年）则收录了马克思的摘录。然而，其中显然没有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计划甚至说明书的更深入研究，前言和资料卷都没有这方面的任何信息，而且在MEGA的随附专刊中也找不到任何讨论。 MEGA2资料卷中对相应书信的解释说明只是粗浅地涉及了计划中的《经济学》。埃布讷给科塔的信也没有收录在第III/4卷中，虽然正文卷的第二部分“有关马克思通信信息的不同人士的信件摘录”本应有篇幅和机会收录这封信。总之，这表明人们对《经济学》的说明书和出版意图缺乏关注。 尽管第IV/7—8卷与马克思计划中的《经济学》有关，但它们既没有将上述说明书、也没有将计划本身——例如书信中呈现的具体计划——作为主题突出出来。因此，计划中的《经济学》在MEGA中的曝光率不足，这一点在后来出版的第IV/9卷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该卷包含马克思1851年7—9月的摘录，即《经济学》写作高峰阶段的摘录笔记，却对计划中的《经济学》只字未提。从低曝光率到直接忽略，目前关于1850年代的研究文献也是如此。 首先要提到的是哈勒的MEGA工作组，该工作组开展了各种研究，也包括针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并编辑了MEGA2第IV/7—9卷。虽然在工作组的前期工作中，工作组成员海因茨·阿本德（Heinz Abend）在1972年明确提到了梁赞诺夫所说的“提纲”，但整个项目根本没有被讨论。在哈勒工作组的其他论文中，《经济学》也只是被简要提及。 迄今为止，只有一篇博士论文真正研究了马克思的1851年计划，即弗雷德·E. 施拉德尔（Fred E. Schrader）于1980年发表的博士论文。该论文首次对马克思1850年代的摘录笔记进行了研究，并对1851年计划中的著作进行了评述。不过，施拉德显然只知道马克思4月写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信中宣布《经济学》的写作即将完成。他就此写道：“马克思在信中没有说明《经济学》的内容。”随后，他还自信满满地表示：“这一点可以借助留存下来的手稿进行补充。”这里，施拉德尔指的是马克思的摘录，以及笔记《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尤其是内容更为丰富的笔记《反思》。施拉德尔最后甚至将《反思》看作“计划中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一个提纲”。然而，从《反思》的内容来看，我认为这是荒谬的，需要单独讨论，在此无法展开。 尽管1851年马克思计划中的《经济学》在相关研究中偶尔（也很少）被讨论，但当时马克思不仅认为他即将完成研究，而且确实写了计划中的《经济学》的说明书，这些显然没有得到重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这份说明书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三、有关档案
(一)马尔巴赫的文献档案 科塔出版社的档案和往来书信保存在马尔巴赫。在1850年12月1日至1853年6月20日这段与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的时期，共有11封埃布讷给科塔的信件保存下来。1851年的信有三封：一封信的日期为3月15日；然后是5月5日的相关信件，信中提到了这部著作；最后一封信的日期为5月20日，没有提到马克思。附件也没有记录。 由于马克思最迟在7月底或8月初就把计划给了科塔，而且很可能是由埃布讷转交的，因此现存的往来信件中显然存在缺失。埃布纳在1851年10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还没有放弃对科塔的希望，这表明他之前可能与科塔就马克思的计划保持着联系。 科塔的影印本包含出版社往来信件的副本，其中包括一封1851年1月15日写给埃布讷的信和一封1851年7月21日有关费用说明的信。这不禁让人怀疑，情报人员埃布讷可能根本没有就出书计划向科塔求助。与此矛盾的是，如果埃布讷没有转交这本书的计划（毕竟马克思的朋友弗莱里格拉特与科塔有联系），他就会冒着巨大的暴露风险，而且埃布讷的情报活动可能不是为了阻止《经济学》的出版——因为它有可能很快被没收。他的目的是与马克思建立信任关系，以便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有关政治移民的信息。此外，埃布讷以及勒文塔尔确实在为马克思的项目奔走。 在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寻找出版社的过程中，埃布讷与马克思有了更密切的联系，最终与马克思建立了信任关系，并从他那里获得相关信息。因此，埃布讷极有可能为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出版而与科塔进行过认真接触。然而，即使经过有针对性的搜寻，在科塔出版社的档案中仍未发现该说明书。 （二）埃布讷的线索：奥地利国家档案馆 埃布讷是为马克思的著作寻找出版社的核心中间人。然而遗憾的是，其个人遗产的下落无从知晓。自1840年以来，埃布讷一直是美因茨情报局的情报人员，1848—1849年革命后也为哈布斯堡王室提供情报。因此，埃布讷在1920年代首次进入了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视线。据文献记载，埃布讷的部分信件和文件存放在维也纳，而且他把马克思的资料也传到了维也纳，这一点尤为重要。即使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搜寻行动后，搜寻也未覆盖到所有与马克思有关的资料的保存地，特别是——如前所述——显然并未有针对性地搜寻“提纲”（或者说“计划”）。这一点可以从另一个例子看出：1958年奥地利联邦总理尤利乌斯·拉布（Julius Raab）访问莫斯科时，将马克思于1851年12月2日给埃布讷的信的原件作为礼物赠送给赫鲁晓夫，这封信是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发现的。因此，那里也许还有更多的资料。 还有一个案例或许给了我们更多的希望。1852年10月，埃布讷主动提出帮恩格斯寻找出版社。恩格斯曾顺便告诉埃布讷，他正在策划一本关于匈牙利和意大利战争的小册子。埃布讷请求得到小册子的说明书，以便用于广告宣传。哈尼施推测，埃布讷的请求“与其说是为了出版社，不如说是为了奥地利的秘密警察”。有关档案被存放在维也纳。 路德维希·布吕格尔（Ludwig Brügel）、罗斯多尔斯基，或许还有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kolaevsky）和奥托·梅兴-黑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以及二战后的鲁道夫·内克（Rudolf Neck），可能还包括沃尔夫冈·蒙克（Wolfgang Mönke）和哈尼施，都曾研究过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资料，目前哈尼施是最后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是，他还对馆藏情况进行了评估。哈尼施认为，“埃布讷极有可能将其他迄今未知的信息从马克思那里传到了维也纳”，然而“由于资料上的空白……，这一点尚无法证实”。由于部分档案缺失，哈尼施经常被迫查阅会议记录簿而不是报告，在会议记录簿中至少列出了报告的标题。 这就大大降低了人们对找到说明书的期望，但不能停止寻找，不断搜寻至少可以发现更多的信息。奥地利国家档案馆有关内政部警察局的A级档案和最高警察署/警察部（1849—1867年）的BM级档案可供具体检索。 除了与马克思的直接联系，以下联系对具体检索也很重要，即埃布讷与出版商的通信，包括：（1）科塔；（2）勒文塔尔/吕滕；（3）莱比锡和德绍的两个迄今未知姓名的出版商。此外，还应注意有关弗莱里格拉特和皮佩尔的条目和内容，他们两人作为中间人参与了寻找出版社的工作，埃布讷也可能向维也纳报告过他们的情况。弗莱里格拉特因为是知名人士而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埃布讷显然与皮佩尔有过接触，而且罗斯多尔斯基已经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注意到这一点，不过他显然一无所获。因此，无论如何，皮佩尔都值得关注，他不仅在1851年秋逗留德国期间与埃布讷谈论过马克思著作的出版事宜，而且还以马克思的名义给埃布讷写过至少一封信。 然而，在维也纳的档案中的寻找至今无果，既没有找到说明书，也没有其他线索。 （三）丹尼尔斯、弗莱里格拉特以及其他通信者 如前所述，并非只有埃布讷参与了寻找出版社。马克思最初求助于丹尼尔斯，而丹尼尔斯与弗莱里格拉特讨论了此事。后者随后也积极参与寻找出版社。前面提到的皮佩尔也是如此。马克思还向他的一些通信者简要介绍了有关《经济学》的最初情况，这些通信者包括约翰奈斯·米凯尔（Johannes Miquel）、魏德迈和拉萨尔，不过拉萨尔更多是从其他人——也许是弗莱里格拉特——那里了解到马克思《经济学》的详细情况的。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写给丹尼尔斯的信全部遗失。就《经济学》来说，马克思对丹尼尔斯1851年2月8日的来信的回复尤其值得关注，后者在信中询问马克思是否正在撰写“国民经济学”。在1851年6月1日的信中，丹尼尔斯再次询问了该著作的进展情况。可以预料的是，《经济学》也是写给丹尼尔斯的其他信件的主题。马克思写给丹尼尔斯的信很可能在1851年6月丹尼尔斯被捕时被没收，目的是对这些信进行分析，以便用于已经开始的对共产党人的抓捕以及一年后对科隆共产党人的审判（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丹尼尔斯是主要被告之一。这些信件可能在审判后与其他资料一起被销毁。 在弗莱里格拉特的往来信件中，至少可以从他写给第三方的信中找到有关马克思《经济学》的简短信息，例如，1851年5月12日之前给拉萨尔的信，或是12月1日之前的那封信。但是，这些信可能只涉及马克思著作的资金问题，但不涉及内容。可见，弗莱里格拉特似乎也掌握了马克思的计划。勒文塔尔的一封信保存了下来，信的抬头只有“亲爱的朋友！”，他把这封信连同马克思的“目录”一起退回。不过，如前所述，这个“亲爱的朋友”可能指的是埃布讷，而非弗莱里格拉特。 1998年至2000年间，福尔克尔·吉尔（Volker Giel）整理了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件，还建立了一个互联网站，将其全部通信汇集于此。由于迄今只找到弗莱里格拉特一半左右的信件，而且每年都有新的信件出现，因此在这里可能会有所发现。到目前为止，除一封给皮佩尔的推荐信外，没有相关时期与埃布讷的往来信件；此外，也没有尚未在MEGA上刊载的写给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新信件。 除了弗莱里格拉特和丹尼尔斯，马克思在1850年代初还与其他人谈论过有关《经济学》的计划及其现状，包括米凯尔、魏德迈和拉萨尔。还有一些人作为中间人参与其中，尤其是同样住在伦敦的皮佩尔，他是马克思的朋友，与马克思交往甚密。在他们写给第三方的信中，可能谈及马克思的情况，或许也能从中找到线索，然而尚无具体证据。 （四）其他出版社 在寻找出版社的过程中，马克思——更确切的说是埃布讷——不仅与科塔有接触，有证据表明，他们至少还联系过其他四家出版社。 其中一家是吕滕—勒宁出版公司。勒文塔尔收到了说明书，但根据来往信件，他又将其退回。在出版社的档案中或许能找到一些有关这一经过的资料。然而，出版社1945年以前的档案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在已知的资料中没有任何有关马克思的原始资料。 其次，还有目前只知道地点是莱比锡和德绍的两家出版社，不过没有其他信息。此外，希尔德堡豪森的出版社也值得一提，即卡尔·约瑟夫·迈耶尔（Carl Joseph Meyer）的“文献学研究所”，该出版社的档案保存在莱比锡国家档案馆。然而，在档案馆查询后发现，相关时期的数据库中既没有19世纪作者的往来信件，也没有“埃布讷”这个名字。 顺便提一下，皮佩尔在德国期间对其他出版社的询问可能只是口头上的。因此，出版社的档案中记录这些情况的希望很渺茫，尤其是这些询问显然立即得到了否定的答复。 四、结 语
从马克思的往来信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851年，马克思预计自己很快会完成经济学研究，于是开始寻找出版社，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关于计划中的《经济学》著作的说明书。这份说明书寄给了科塔，也寄给了勒文塔尔（后者又寄了回来），埃布讷也有一份。由于埃布讷让抄写员抄写了该计划，说明该说明书很详细。这份说明书对于了解马克思1851年的理论研究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但至今未找到。 如果想要有针对性地寻找这份说明书，可以考虑四个搜索范围。（1）马尔巴赫文献档案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该馆藏有科塔出版社的档案，不过迄今为止的搜寻一无所获。（2）奥地利国家档案馆也在考虑之列，虽然埃布讷的个人遗产下落不明，但他曾是哈布斯堡王室的情报人员，可以推测他可能将马克思的说明书直接转交给维也纳，然而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发现。（3）在马克思与丹尼尔斯和弗莱里格拉特（可能还有皮佩尔、米凯尔、魏德迈和拉萨尔）的通信中，可以找到有关《经济学》的进一步线索和信息，但很可能不是说明书本身。然而，马克思给丹尼尔斯的信可能已经遗失，至于弗莱里格拉特，既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收到过说明书，也无法为他的那些缺失的信件提供具体的寻找地点。（4）就出版马克思的《经济学》而被询问过的其他出版社而言，首先应提到吕滕—勒宁出版公司，勒文塔尔本人经证实收到过说明书，但后来又将其退回。至于马克思被建议撰写的可能的第二份计划，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他已经完成，不过关于出版马克思《经济学》的谈判记录可能保存在出版社的档案中，然而相关档案并不完整，目前也没有进一步的信息。而埃布讷曾询问过的另外两家出版社，情况尤其不明，只知道它们的地点。此外还有第三家出版社，即迈耶尔的“文献学研究所”，其遗产保存在莱比锡国家档案馆，不过没有找到与埃布讷的通信。 这里至少指明了寻找对象（说明书）和四个可能的搜索范围。希望在未来几年能够找到这份迄今尚未出现的说明书，无论如何，它是更好地理解马克思1850年代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作者：诺曼·雅各布（Norman Jakob），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孙晓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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