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完美改变：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调整成员国权力分配  作者：Zangl, Bernhard，德黑兰大学政治科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全球治理与公共政策；Heußner, Frederick, 德黑兰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政治经济学; Kruck, Andreas, 德黑兰大学政治科学学院高级讲师，主要研究重点是国际机构和全球政治中的个体行为者; Lanzendörfer, Xenia，德黑兰大学政治科学学院。 来源：Zangl, B., Heußner, F., Kruck, A., & Lanzendörfer, X. Imperfect adaptation: How the WTO and the IMF adjust to shifting power distributions among their member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1, No. 2, 2016, pp.171-196. 导读 在当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不断崛起与美国、英国等老牌守成国影响力相对衰落的国际格局中，权力转移理论一般认为，新兴大国会要求国际秩序以及其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机构适应权力转移的现实，而老牌大国则倾向保持长久以来建立的国际秩序不受影响，伴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围绕着国际秩序调整的冲突难以避免。本文结合理性制度主义的变体——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和分配主义对制度变迁和机制的见解，提出了一种制度性权力转移理论（Institutionalist Power Shift Theory, IPST），该理论认为国际制度调整的成败取决于新兴大国是否能够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机构，并使这种威胁的影响变得可信。该理论弥合了乐观或悲观权力转移理论之间的差距，对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金融贸易领域国际组织的制度改革的动力和条件作出界定与解释。为验证制度性权力转移理论的变量因果推断，本文采用了过程追踪法和案例分析方法，选取了WTO核心谈判小组与IMF公平监督的案例，证明了理论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当制度有效性危机发生后，新兴大国的议价能力通过谈判方式、谈判联盟体现，使得老牌大国害怕于威胁付诸实践或制度公信力大幅下降，从而不得不基于其需求做出相应制度改革，但改革仍遵循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制度调整并未实现从老牌大国到新兴大国的根本再分配，所以国际制度改革可视为非彻底的不完美改变。 问题的提出 权力转移理论（PTTs）认为，国际格局中守成国与崛起国实力的相对变化是引发国际秩序，其中包括国际机构与国际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力。在当今国际格局中，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不断崛起，美国、英国等老牌守成国影响力相对衰落，两股力量围绕着国际秩序调整的摩擦和接触难以避免。悲观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倾向于将国际制度的调整视作守成国与崛起国零和博弈的结果，新兴大国扮演着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和破坏者(spoilers)的角色，改革过程会伴随着制度僵局(institutional stalemate)和两股力量的不合作；乐观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则认为制度调整更多的是国家之间合作和渐进式制度调整(incremental adaptations)的结果，新兴国家不寻求推翻现有制度，而是对相对温和地对国际制度提出建议，以微调的方式适应现存国际制度，守成国很可能乐意接受必要的制度调整，以便让新兴国家参与国际事务中来，维持全球秩序的稳定。 两种权力转移理论的变体都指出了国际秩序改革的动力源于国际格局中权力的转移，但两者都面临着几乎相同的实证难题(empirical puzzle)：一些国际机构陷入了制度改革僵局，而另一些国际机构又出现了制度适应，并没有出现悲观或乐观主义权力转移理论所预期的冲突或合作的普遍性，例如二十国集团完成了源于G7/8的升级，适应了新兴大国的崛起，但部分崛起国调整联合国安理会构成的尝试到目前仍未成功；世界贸易组织（WTO）核心谈判小组（Quad）根据国家实力的变化进行了构成调整，但印度对《核不扩散条约》（NPT）国家责任分配更加公平的要求也并未得到实现。所以，权力转移理论无法解释守成国因何条件同意让崛起国依照权力对比变化调整制度优势，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 理论框架：制度性权力转移理论 本文整合了理性制度主义的变体——功能主义、历史主义和分配主义的理论视角，提出了一种制度性权力转移理论(institutionalist power shift theory)。该理论弥合了权利转移理论的解释力不足问题，具体解释了新兴大国获得老牌大国同意进行制国际制度改革的条件和机制，使得制度适应国际权力分配的变化。 在制度性权力转移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制度有效性危机的发生作为理论前提，制度的权力适应性变化被视为因变量，自变量则是制度现状的挑战者和守成者的相对议价能力，相对议价能力被定义为挑战者威胁退出的可信度以及其破坏机构乃至某问题领域国际秩序有效运作的能力。如果制度现状较好地服务于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的利益或是新兴大国受益于当前国际制度，那么新兴大国就无法令人信服地破坏现有制度运行或退出现有制度安排。除此之外，新兴大国还需要有能力破坏一个现有大国希望维持的国际制度，除了“发声”以批评现有制度外，还有三种手段可以达到破坏现有制度的结果，即阻止决策、脱离参与、采用对冲策略（hedging strategies）创建竞争性组织。国家议价能力具体反映在双方谈判过程中，变量的测量指标则与谈判方式与谈判联盟的形成紧密关联。制度性权利转移理论的中间过程即为制度是否适应总体权力的分配取决于制度现状的挑战者和守成者的相对议价能力。 功能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以及国际机构反映了各国合作解决自身无法解决的国际问题的共同利益，即使在容易发生冲突的权力转移过程中，新兴大国和老牌大国也可能会就制度调整达成一致，因此国际制度及机构的创建与改革遵循着功能效用的逻辑。分配制度主义并不否认国际机构的创建在于满足其成员的共同利益，它强调国家制度和机构更多地反映实力较强国家的利益，反映成员国议价能力的参差。历史制度主义假定国际制度的改变较为困难，国际制度的变化将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发生，不会充分完全反映当前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这三种相互兼容的理论整合起来形成了制度性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内容。 理论验证：WTO和IMF的案例 为验证制度性权利转移理论的变量间因果关系，本文采用了过程追踪法和案例分析方法，选取了世界贸易组织核心谈判小组与国际货币基金会公平监督的两个案例进行追踪和阐述。 世界贸易组织案例中，核心谈判小组——由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主导决策WTO过程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与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脱轨，1999年部长级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巴西和印度的领导下提交提案的半数以上被现有大国忽视，美国、欧盟等伙伴四国继续在其核心谈判小组内进行谈判与决策，引发发展中国家不满，部长级会议首次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制度有效性危机爆发，从而引发了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核心谈判小组成员的制度改革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以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使用了含蓄或明确的威胁和精明的讨价还价，多次威慑破坏WTO决策和正在进行的多哈回合谈判，并组成了强有力的支持联盟。在发展中国家作出一系列具有威慑力的声明或举措后，美国和欧盟接受了必要的机构改革，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亚取代了加拿大和日本，它们与美国、欧盟共同组成了新的核心谈判小组。 在国际基金组织案例中，2008年金融危机中IMF监督的失效使成员国，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受损，他们声称IMF过于关注汇率问题，而忽视了发达国家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风险。在金融危机后，中国有意推迟宣布美国所期望的财政刺激政策，并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并依靠二十四国集团在谈判过程中的坚定支持，采取对冲策略(hedging strategies)向IMF和发达国家施加压力。鉴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全球金融稳定性的巨大贡献，美国等发达国家最终认真对待中国对IMF公平监管的改革诉求，IMF采取综合监督的方式，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视为全球金融不稳定的潜在对象。 如制度性权力转移理论预测，WTO和IMF的制度改革仍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发生，美国和欧盟仍在WTO核心谈判小组中保持了以往的特权地位，IMF监督制度改革由于机构本身缺乏执行力，因而对发达国家影响有限，改革也并没有完全适应权力分配。 结论 WTO和IMF的制度调整高度符合本文提出的制度性权利转移理论逻辑及其核心因果推断，这也证明了该理论的合理性。相比之下，悲观或乐观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提供的替代性解释并未充分捕捉WTO和IMF案例中制度改革的表现形式，与悲观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预测相反，案例表明权力转移不一定会导致制度僵局或彻底崩溃，新兴大国和老牌大国仍能就必要的改革通过磋商达成一致。案例也削弱了乐观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可信度，WTO和IMF制度的改革都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制度有效性危机产生后，制度改革并不是立即发生，只有当制度性权力转移理论所论证的关键变量，即新兴大国能够破坏老牌大国所重视的制度，并使这种威胁的影响变得可信的时候，国际制度才会进行调整。同时，与乐观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预测相反，WTO和IMF的制度调整遵循了路径依赖的方式，WTO核心谈判进程改革未能使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突破，IMF组织的新监督机制仍被普遍视为功能失调。 词汇积累 Institutionalist Power Shift Theory (IPST) 制度性权力转移理论 Power Transition Theories (PTT) 权力转移理论 incremental adaptations 渐进式调整 institutional stalemate 制度僵局 path-dependent manner 路径依赖方式 译者：谈诗琪，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外交学专业。 校对 | 戴璐璟 于依言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张嘉益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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