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2年,幽门螺杆菌(Hp)首次由澳大利亚科学家从人体胃黏膜标本中分离出来后,Hp便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1994年,Hp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人类胃癌的Ⅰ类致癌原[1]。而2021年,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发布的第5版致癌物报告中,更是将Hp慢性感染列为明确的致癌物[2]。此消息一出,Hp感染的问题再次引发了群众的关注。 胃内常“客”Hp的多宗罪 我国是Hp感染高发的地区之一,总体感染率约为55.8%[3],相当于每2个人中约有1人携带Hp,并且同时存在家庭聚集传播的现象。Hp是造成胃癌的最主要元凶之一,Correa教授提出的“肠型”胃癌(占胃癌极大多数)发生模式描述了胃癌的演进过程:正常胃黏膜→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化生→异型增生→胃癌。Helicobacter杂志于2001年发表的研究显示,与未感染者相比,Hp感染患者发生萎缩性胃炎的风险增加44.8倍(95%CI:34.7-57.8),发生肠化生的风险增加11.5倍(95%CI:8.5-15.5)[4]。 而除了胃癌外,Hp感染还会导致多种消化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疾病(表1)。 表1 Hp感染可能导致的疾病 《第六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非根除治疗部分)》明确指出,根除Hp可有效降低胃癌发生风险,且在胃黏膜萎缩和/或肠上皮化生发生前实施Hp根除治疗更有效[5]。因此,18岁以上的人群,无论有无症状,在检测出Hp阳性后,均应进行Hp根除治疗。 国内外指南和共识认为:铋剂四联方案是Hp根除的一线治疗方案。通常认为Hp根除方案的根除率至少需达到C级才可被接受(85%-89%),而我国Hp整体根除率多波动在70%-85%之间,并未达到理想的根除目标[6]。 Hp根除为什么会失败? Hp根除失败与诸多因素相关,包括抗生素耐药、抑酸效果存在个体差异、患者依从性等。 Hp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是全球普遍的现象,也是导致其根除率下降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Hp的耐药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抗菌药物之间,亦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我国Hp对克拉霉素、甲硝唑、左氧氟沙星原发耐药率较高,分别为28.9%、63.8%以及28%;对阿莫西林、四环素及呋喃唑酮原发耐药率较低,均小于5%[7]。 临床研究证实,仅用抗生素对Hp的根除效果一般,联合抑酸剂可显著提高根除效果,因此,抑酸剂成为Hp根除的必需药物。1997年欧洲Maastricht Ⅰ共识首次强调根除Hp需长期使用抑酸剂[8]。抑酸剂在Hp根除中的作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9]: 1. 增加Hp对抗生素的敏感性,胃内pH值升高可降低Hp的代谢活性,影响其在胃黏膜的定植。当胃内pH值为6-8时,Hp进入复制状态,增殖的Hp对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等抗生素敏感,容易被杀灭。 2. 增加抗生素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大多数抗生素不耐酸性环境,在胃内易降解。通过抑酸治疗,可提高酸敏感性抗生素的稳定性并增强其杀灭Hp的效果。研究显示提高胃内pH值可延长抗生素的半衰期,降低最小抑菌浓度(MIC),提高其生物利用度。 3. 增加抗生素在黏液层的浓度,Hp寄生在胃的上皮层和黏液层,在低pH环境中,抗生素的活性和穿透黏液层的能力降低。抑酸剂可通过提高胃内pH值,增加抗生素对黏液层的渗透性,从而提高Hp定植部位的抗生素浓度。 4. 提高胃内抗Hp免疫球蛋白A(IgA)浓度,抗Hp IgA是机体感染Hp后通过体液免疫产生的一种保护性抗体。研究显示,抑酸剂可通过提高胃内抗Hp IgA浓度促进Hp根除效果。 质子泵抑制剂(PPI)是全球应用广泛的抑酸药物,也是目前Hp根除治疗方案中推荐的抑酸药物。但PPI疗效存在个体差异,这主要与肝药酶基因多态性有关。 细胞色素P450(CYP)是一种重要的药物代谢酶,临床中多种药物的初级代谢受其影响,包括PPI、抗血小板药物等。PPI作为根除Hp的主要药物,经肝脏进行代谢,主要代谢酶是CYP2C19,后者的基因多态性一定程度影响着PPI对Hp的根除疗效。CYP2C19多态性根据药物代谢状态分为快代谢型、中间代谢型以及慢代谢型,一项meta分析显示,与中间或慢代谢型CYP2C19相比,快代谢型CYP2C19的根除失败率更高[10]。 复杂的治疗方案和药物的不良反应可能导致患者的依从性差,从而影响Hp根除率。多项研究发现,依从性良好的患者Hp根除率明显高于依从性差的患者[11,12]。 这些策略助力突破根除率瓶颈 小结 [1]陈沙沙,等.胃肠病学,2022,27(02):102-106. [2]Substances Listed in theFifteenth Report on Carcinogens. https://ntp.niehs./ntp/roc/content/listed_substances_508.pdf [3]Hooi JKY, et al. Gastroenterology. 2017,153:420-429. [4]AsakaM, et al. Helicobacter. 2001,6(4):294-9. [5]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幽门螺杆菌学组.中华消化杂志, 2022, 42(5) : 289-303. [6]张建中.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17,26(6):637-639. [7]KASAHUN G G,et al. Infect Drug Resist, 2020,13:1567-1573. [8]Malfertheiner P, et al.J Gastroenterol Hepatol. 1997,9: 1-2. [9]韩莹莹,等.中华消化杂志, 2022, 42(6) : 426-429. [10]TANG H L,et al. PLoS One, 2013, 8 (4): e62162. [11]KOTILEA K,et al. Helicobacter, 2017, 22 (4): 12383. [12]CAI W,et al. Helicobacter, 2009, 14 (5): 91-96. [13]国家消化系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等.中华消化杂志,2021,41(4):221-233. [14]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幽门螺杆菌学组. 中华消化杂志,2022,42(11):745-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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