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金香泡沫事件与密西西比泡沫事件及南海泡沫事件并称欧洲早期的三大经济泡沫，泡沫经济一词源于南海泡沫事件。郁金香泡沫（Tulip Bubble）又称郁金香热潮、郁金香效应、荷兰郁金香狂热(Dutch Tulip Mania)作为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投机活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昭示了此后人类社会的一切投机活动，尤其是金融投机活动中的各种要素和环节：对财富的狂热追求、羊群效应、理性的完全丧失、泡沫的最终破灭和千百万人的倾家荡产。郁金香原产于小亚细亚，1593年，传入荷兰。17世纪前半期，由于郁金香被引种到欧洲的时间很短，数量非常有限，因此价格极其昂贵。在崇尚浮华和奢侈的法国，很多达官显贵家里都摆有郁金香，作为观赏品和奢侈品向外人炫耀。1608年，就有法国人用价值3万法郎的珠宝去换取一只郁金香球茎。不过与荷兰比起来，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根据文献记载，郁金香在16世纪中叶从土耳其传入奥地利，然后从这里逐步传向西欧。当时，荷兰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国，以其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荷兰很快就成了郁金香的主要栽培国之一。1630年前后，荷兰人培育出了一些新奇的郁金香品种，其颜色和花型都深受人们的欢迎。典雅高贵的郁金香新品种很快就风靡了欧洲上层社会。在礼服上别一枝郁金香成为最时髦的服饰。贵夫人在晚礼服上佩戴郁金香珍品成为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王室贵族以及达官富豪们纷纷趋之若鹜，争相购买最稀有的郁金香品种。特别是在法国盛行的奢侈之风把郁金香的价格逐渐抬高起来。在1635年秋季，名贵品种郁金香的价格节节上升。在巴黎一枝最好的郁金香花茎的价钱相当于110盎司的黄金。到1634年以后郁金香的市场需求量逐渐上升。在1636年10月之后，不仅珍贵品种的价格被抬高，几乎所有的郁金香的价格都飞涨不已。在下表中给出了在1637年1月2日和2月5日以及1639年荷兰市场上郁金香的价格。从表中的数据可见，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期间内，郁金香的价格被抬高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郁金香花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辉煌。好景不长，郁金香泡沫只维持了一个冬天，在开春之前，郁金香泡沫崩溃了。郁金香市场一片混乱，价格急剧下降。1639年的数据显示出，有些品种郁金香的价格狂跌到最高价位的0.005%。在西方流行的花卉品种很多，例如玫瑰、菊花等，为什么唯独郁金香会引起这样大的金融风暴呢？诚然，在17世纪欧洲市场上对郁金香的需求迅速上升，这是促成郁金香泡沫的必要条件之一。可是，许多商品在一段时间内都出现过供不应求的现象，却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泡沫经济。郁金香泡沫的形成必然有其特殊的理由。郁金香大致上分为普通品种和特殊品种两类。Switsers、Gheele Croonen、White Croonen等属于普通品种，而Semper Augustus、Gouda等属于名贵品种。普通品种以重量（磅）论价，名贵品种以头论价。从表中可见，普通品种与名贵品种之间的价格有时相差上千倍。郁金香有两种繁殖方法。一种是通过种子繁殖，另一种是通过郁金香的根茎繁殖。郁金香的根茎就像大蒜一样，栽到地里，每年四五月间就会开花，花期不过十天左右，到了9月，根部又会长出新的球茎。新的球茎的重量比原来种下去的球茎只能增加一倍左右。如果通过种子繁殖，要经过7～12年才能得到比较理想的球茎。郁金香市场上交易的不是花，而是球茎。园艺家们在郁金香的栽培过程中发现，利用一些自然开裂的球茎往往可以培育出特殊的新品种，开出非常鲜艳的花朵。这实际上是那些开裂的球茎受到某种花叶病毒的感染之后产生的异变。这种异变只能通过球茎繁殖来传承，而不能通过种子来传承。如果郁金香的球茎不能自然开裂，也就不一定能够保证受到这种病毒的感染。因为当时的科学技术很难控制球茎开裂的概率，再加上这种花叶病毒会把球茎的产量降低10%～15%，使得郁金香球茎难以在短期内增加供给，名贵品种的郁金香球茎更是十分难得。“物以稀为贵”，郁金香的稀缺使之身价百倍。出现郁金香泡沫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短时期内，郁金香球茎的供应量几乎是一个常数，它不会因为需求量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即使郁金香的价格上升，生产者也没有办法迅速增加供给。从供求关系上来看，郁金香供给曲线很陡。如果在商品市场上供不应求，难免会有投机者们囤积货物，抬高物价。例如，在棉花、铜、锡等商品市场上都曾经出现过程度不同的投机活动。可是，这些商品市场的波动都没有像郁金香泡沫那样大，其中原因之一是和郁金香市场的操作方式有关。在1634年以前，郁金香和其他花卉一样是由花农种植并直接经销的，价格波动的幅度并不大。在1634年底，荷兰的郁金香商人们组成了一种类似产业协会的组织（College），基本上控制了郁金香的交易市场。这个行会强行规定：任何郁金香买卖都必须要向行会缴纳费用。每达成一个荷兰盾的合同要交给行会1/40荷兰盾。对每一个合同来说，其费用最多不超过3盾。由于这些行会通常在小酒馆里进行郁金香交易，他们所收取的费用也就常常被称为“酒钱”(Wine money)。由于郁金香的需求上升，推动其价格上升，人们普遍看好郁金香的交易前景，纷纷投资购入郁金香合同。郁金香球茎的收获期是每年的9月。在1636年底，荷兰郁金香市场上不仅买卖已经收获的郁金香球茎，而且还提前买卖在1637年将要收获的球茎。郁金香的交易被相对集中起来之后，买卖双方的信息得以迅速流通，交易成本被大大降低。在这个期货市场上没有很明确的规则，对买卖双方都没有什么具体约束。郁金香合同很容易被买进再卖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几经易手。这就使得商人们有可能在期货市场上翻云覆雨，买空卖空。在多次转手过程中，郁金香价格也被节节拔高。在行会的控制和操纵之下，郁金香的价格被迅速抬了起来。买卖郁金香使得一些人获得了暴利。郁金香价格暴涨吸引了许多人从欧洲各地赶到荷兰，他们带来了大量资金。外国资本大量流入荷兰，给郁金香交易火上浇油。在1636年12月到1637年1月之间，所有品种的郁金香价格全线上升。以一种稀有品种Gouda为例，其价格在1634年底仅为每盎司1.5基尔德（荷兰盾），到1636年底也只不过上升到每盎司2基尔德。随着郁金香投机市场的形成，Gouda的价格大起大落。在1636年11月价格猛升到7基尔德，随后回跌到1.5基尔德，在12月12日其价格再度强烈反弹，直上11基尔德。过了新年之后，再猛跌到5.5基尔德。由于新投机者的加入，价格再次急剧上升，到1月29日已经突破了14基尔德大关。这三次大起大落，每一次的震荡幅度都超过400%。拿12月9日最低点（1.5基尔德）与12月12日的最高点（11基尔德）相比，3天之内价格上升将近10倍。超额利润招来了四面八方的投机客。也许有人早就怀疑到郁金香的价格已经完全背离了作为一种花卉的常规，但是倒买倒卖所获取的暴利使得许多投机客们丧失了理智。到了1637年1月连普通品种的郁金香价格也被抬高了25倍多。例如，Switsers的价格在1637年1月上旬尚且低于1基尔德，到月底就被炒到14基尔德，到2月5日上涨为30基尔德，在30天内涨幅超过了29倍。在这段时间内几乎每一个投机者都沉浸在突然发了一笔横财的美梦之中。1637年新年前后，郁金香的期货合同在荷兰小酒店中被炒得热火朝天。到了1637年2月，倒买倒卖的人逐渐意识到郁金香交货的时间就快要到了。一旦把郁金香的球茎种到地里，也就很难再转手买卖了。人们开始怀疑，花这么大的价钱买来的郁金香球茎就是开出花来到底能值多少钱？前不久还奇货可居的郁金香合同一下子就变成了烫手的山芋。持有郁金香合同的人宁可少要点价钱也要抛给别人。在人们信心动摇之后，郁金香价格立刻就开始下降。价格下降导致人们进一步丧失对郁金香市场的信心。持有郁金香合同的人迫不及待地要脱手，可是，在这个关头很难找到“傻瓜”。恶性循环的结果导致郁金香市场全线崩溃。郁金香泡沫的高峰期仅仅持续了一个多月。由于许多郁金香合同在短时间内已经多次转手买卖且尚未交割完毕，最后一个持有郁金香合同的人开始向前面一个卖主追讨货款。这个人又向前面的人索债。荷兰的郁金香市场从昔日的景气场面顿时间变成了凄风苦雨和逼债逃债的地狱。在1637年2月24日花商们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开会决定，在1636年12月以前签订的郁金香合同必须交货，而在此之后签订的合同，买主有权少付10%的货款。这个决定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郁金香市场的混乱。买主和卖主的关系纠缠不清。荷兰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拒绝批准这个提议。在1637年4月27日，荷兰政府决定终止所有的合同。一年之后，荷兰政府通过一项规定，允许郁金香的最终买主在支付合同价格的3.5%之后中止合同。按照这一规定，如果郁金香的最终持有者已经付清了货款，那么他的损失可能要超过当初投资数量的96.5%。如果还没有支付货款的话，他很侥幸，只需支付合同货款的3.5%，那么卖给他这个合同的人就要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失了。在这个打击之下，荷兰的郁金香投机市场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来。不过郁金香的一度辉煌刺激了花农们的积极性，他们不断改进郁金香的种植技术，增加产量，开发新品种。郁金香的栽培技术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掌握，产量大幅度增加，价格也稳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美丽的郁金香终于从充满铜臭味的投机市场又回到百花园内，并且成为荷兰的国花。密西西比泡沫事件(The Mississippi Bubble)密西西比泡沫事件是指法国在1719至1720年的密西西比公司股市泡沫破裂的金融事件。在荷兰郁金香泡沫迸裂80年后，在1719年又出现了著名的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这两个泡沫的相同之处是：法国股票市场的价格和当年郁金香价格一样在很短的时期内大起大落。从1719年5月开始，法国股票价格连续上升了13个月，股票价格从500里弗尔涨到一万多里弗尔，涨幅超过了20倍。法国股市从1720年5月开始崩溃，连续下跌13个月，跌幅为95%。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和郁金香泡沫的不同之处在于：荷兰郁金香泡沫基本上是民间的投机炒作，但是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却有着明显的官方背景。郁金香泡沫所炒作的只不过是一种商品，牵涉到的人数有限，而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却发生在股票和债券市场，把法国广大的中下阶层老百姓都卷了进去。从这一点来说，法国密西西比股市泡沫更具有现代特色。在18世纪初，由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连年发动战争，使得法国国民经济陷于极度困难之中，经济萧条，通货紧缩。当时法国的税制极不健全，不仅对法国王室贵族豁免税收，而且其他地方的漏洞也很多，尽管法国政府不断提高税率，穷征暴敛，依然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债台高筑，老百姓怨声载道，国家危机重重。就在这个关头，货币理论的一代怪杰约翰·劳(John Law)应运而生。约翰·劳出生于英国爱丁堡，青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年轻时的约翰·劳血气方刚，他在1694年一场决斗中杀了人而不得不逃亡他乡。约翰·劳在欧洲流浪时期仔细观察了各国的银行、金融和保险业，从而提出了他独特的金融理论。和许多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一样，他认为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可以在不提高物价水平的前提下增加就业机会并增加国民产出。一旦产出增加之后，对货币的需求也会相应跟上来。在实现了充分就业之后，货币扩张能够吸引外部资源，进一步增加产出。他认为纸币本位制要比贵金属本位制更好，纸币本位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给了发行货币的银行更多的运转空间和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参见Law，1760)。说白了，采用贵金属本位制，发行货币要看手上有多少金子银子。之所以被称为贵金属，是因为金银在世界上的储量有限，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增加金银的供给量。纸币本位制就没有这个限制。如果金融当局愿意的话，启动银行的印钞机，要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纸币本位制的这个特点使之像一把双刃剑，在增强了金融货币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导致通货膨胀的危险。约翰·劳认为拥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应当提供生产信贷和足够的通货来保证经济繁荣。他所说的货币供给中包括了政府法定货币、银行发行的纸币、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参见Michael Bordo，1994)。不难看出在约翰·劳的理论中已经蕴藏了当代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一些基本观点。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曾经高度赞扬说，约翰·劳的金融理论使他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跻身于第一流货币理论家的行列之中。1715年，法国摄政王奥莱昂公爵正在为法国的财政窘态犯愁。约翰·劳的理论好像是向他抛出了一个救生圈，似乎法国只要建立一个能够充分供给货币的银行就可以摆脱困境，解决国债的资金融通问题。对于手握大权的奥莱昂公爵来说，只要能够搞到钱，就是建立10个银行也不成问题。于是，在法国政府的特许下，1716年约翰·劳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私人银行—通用银行(Bangue Genarale)。通用银行(Bangue Genarale)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其货币可以用来兑换硬币和付税。通用银行建立后经营得非常成功，资产总额迅速增加。约翰·劳在1717年8月取得了在路易斯安那的贸易特许权和在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垄断权。当时，北美的路易斯安那是属于法国的领地。由于路易斯安那位于密西西比河流域，人们便把由约翰·劳一手导演的泡沫经济称为密西西比泡沫。随后，约翰·劳建立了西方公司(Companie dccident)。该公司在1718年取得了烟草专卖权。1718年11月成立了塞内加尔公司(Senegalese Company)负责对非洲贸易。1719年约翰·劳兼并了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改名为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垄断了法国所有的欧洲以外的贸易。约翰·劳所主持的垄断性的海外贸易为他的公司源源不断地带来超额利润。1718年12月4日，通用银行被国有化，更名为皇家银行(Banque Royale)，约翰·劳仍然担任该银行的主管。皇家银行在1719年开始发行以里弗尔为单位的纸币。约翰·劳在贸易和金融两条战线上同时出击，节节取胜，声望鹊起。约翰·劳希望能够通过货币发行来刺激经济，解除法国沉重的国债负担。1719年7月25日，约翰·劳向法国政府支付了5000万里弗尔，取得了皇家造币厂的承包权。为了取得铸造新币的权力，印度公司发行了5万股股票，每股面值1000里弗尔。约翰·劳的股票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股票价格很快就上升到1800里弗尔。1719年8月，约翰·劳取得农田间接税的征收权。约翰·劳认为法国的税收体制弊病很严重，征税成本太高，漏洞太多，直接影响到了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约翰·劳向政府建议，由他来承包法国的农田间接税，实行大包干，每年向政府支付5300万里弗尔。如果征的税赋收入多于这个数字，则归印度公司所有。由于这个数字大大高于法国政府的税收总额，奥莱昂公爵何乐而不为？在约翰·劳的主持之下，印度公司简化征税机构，降低征税成本，尽力扩大税基，取消了对皇室贵族的免税待遇。当然，为此约翰·劳得罪了不少贵族豪强。印度公司在法国声名大噪，促使其股票价格连连上涨。在1719年10月约翰·劳的印度公司又接管了法国的直接税征税事务，其股票价格突破了3000里弗尔。1719年约翰·劳决定通过印度公司发行股票来偿还15亿里弗尔的国债。为此印度公司连续三次大规模增发股票：在1719年9月12日增发10万股，每股面值5000里弗尔。股票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股票价格直线上升。1719年9月28日印度公司再增发10万股，每股面值也是5000里弗尔。1719年10月2日再增发10万股。股票价格一涨再涨，持续上升。印度公司的股票的面值在1719年4月间只不过为500里弗尔，在半年之内被炒作到18000里弗尔。1720年初，约翰·劳攀上了他一生的顶峰。1720年1月，约翰·劳被任命为法国的主计长和监督长。他一手掌管政府财政和皇家银行的货币发行，另一手控制法国海外贸易与殖民地发展。他和他的印度公司负责替法国征收税赋，持有大量的国债。随后，印度公司干脆接管皇家银行的经营权。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有如此好的机会来实践自己的理论。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猛涨不落，吸引了大量欧洲各国的资金流入法国。约翰·劳为了抬高印度公司股市行情，宣布其股票的红利与公司的真实前景无关。他这种深奥莫测的说法进一步鼓励了民间的投机活动。空前盛行的投机活动必然极大地促进了对货币的需求。于是，只要印度公司发行股票，皇家银行就跟着发行货币。每次增发股票都伴随着增发货币。约翰·劳坚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增发银行纸币→换成股票→最终可以抵消国债。1719年7月25日皇家银行发行了2.4亿里弗尔货币，用以支付印度公司以前发行的1.59亿里弗尔的股票。1719年9月和10月，皇家银行又发行了2.4亿里弗尔货币。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在大量增发货币之后，经过了一个很短的滞后期，通货膨胀终于光临法国。在1719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为4%，到1720年1月就上升为23%。如果说在1720年之前只是一些经济学者们对约翰·劳的政策表示怀疑，通货膨胀则直接给广大民众敲响了警钟。随着民众信心的动摇，在1720年1月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暴跌。为了维持印度公司股票价位，约翰·劳动用了手中所掌握的财经大权。他把股票价格强行固定在9000里弗尔，并且维持在这个价位上两个多月。约翰·劳的政策使得股票货币化，进而迅速推动了通货膨胀。1720年3月25日货币发行扩张3亿里弗尔，1720年4月5日扩张3.9亿里弗尔，1720年5月1日扩张4.38亿里弗尔。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倍。到了1720年5月，约翰·劳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发布了股票贬值令，计划分7个阶段将股票的价格从9000里弗尔降到5000里弗尔，同时也降低纸币的面值。约翰·劳和他的印度公司制造经济奇迹的神话突然破灭了。约翰·劳的指令马上就导致民众的恐慌，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资产，争先恐后地抛售股票。股价在1720年9月跌到2000里弗尔，到12月2日跌到1000里弗尔，1721年9月跌到500里弗尔，重新回到了1719年5月的水平。约翰·劳使出了全身解数希望能够恢复民众的信心，但是，他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民众的怒吼中。在股票崩盘中倾家荡产的法国人认定约翰·劳是头号骗子。1720年约翰·劳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四面楚歌中他重施当年逃亡故伎，连夜出走比利时。法国的支付方法又恢复到以硬币为基础的旧体制。密西西比泡沫的破产连累“银行”这个名词在法国被诅咒了一个世纪。9年之后，约翰·劳在无穷追悔之中客死他乡。尽管约翰·劳的大胆实践彻底失败了，但是，不能以人废言。约翰·劳的经济理论中包含着不少合理的因素，他在金融理论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约翰·劳的时代，他不可能对泡沫经济以及相关的理性预期学说有所了解。在他扩大货币供给的时候，没有料到会导致金融投机的热潮。他非但没有能够及时制止这种金融投机，反而在相当程度上推波助澜，终于使得大局败坏，以致不可收拾。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在法国，一谈起银行，人们脸上就不免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密西西比泡沫的破产导致银行在民众中失去信用，这一结果导致了法国银行业发展的放慢，减缓了工业的扩张，降低了经济恢复和增长的速度。约翰·劳(John Law)，或译为约翰·罗，法国人通常读作Jean Lass，在1671年4月21日生于苏格兰爱丁堡，1729年3月21日逝世于威尼斯。金属货币本位：约翰劳最早提出信用货币与纸币本位的概念并付诸实施。“国家信用的唯一基础是公众信心，只要公众具有信心，纸币与金属货币完全等价，功能相同。”“信用的本质就是动员资源的能力。”扩张信用不仅可以化解通货紧缩，更重要的是能促进经济增长与增加政府税收。约翰·劳对该设计的评价：“人类以往的金融体系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支付系统，我设计的金融体系却是一个环环相扣、相互支持的信用和财富创造机器，每一环节都源于牢不可破的基本原则。”“这里长眠着那个著名的苏格兰人，他的计算技巧无人匹敌，他用简单的代数规则，把法国变得一贫如洗。”亚当·斯密评价约翰·罗的计划时这样说：“这个不平凡的计划是以下列两个原则为基础的：国家的富裕在于货币；货币的价值可由人们的同意加以决定。按照这两个原则，他认为如果能够把货币的概念和纸结合在一起，他能够很容易促进国家的富裕，而且能够使政府实现货币所能产生的任何成就。约翰·劳的计划绝不是卑鄙龌龊的计划，他的确相信他的计划，他自己受自己的骗。”马克思认为，约翰·劳有一种“令人愉悦的特质，混合了骗子和先知的角色”。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则认为约翰·劳是一个“不顾后果、神经错乱的人，同时又是最具有魅惑力的天才”。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作品《经济分析史》中这样写道：“他以卓越的才华和深奥的知识体系，给出了他的经济学理解，这使他得以跻身一流货币理论家之列。”此外，作家席德·尼科尔森认为：“尽管事情以悲剧结局，但是约翰·劳仍不失为一个优秀的金融家；就像拿破仑曾大败于滑铁卢一样，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概述事件起因源于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南海公司在171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仍然进行时创立，它表面上是一间专营英国与南美洲等地贸易的特许公司，但实际上是一所协助政府融资的私人机构，分担政府因战争而欠下的债务。南海公司在夸大业务前景及进行舞弊的情况下被外界看好，到1720年，南海公司通过贿赂政府，向国会推出以南海股票换取国债的计划，促使南海公司股票大受追捧，股价由原本1720年年初约120英镑急升至同年7月的1000镑以上，全民疯狂炒股。然而，市场上随即出现不少“泡沫公司”混水摸鱼，试图趁南海股价上升的同时分一杯羹。为规管这些不法公司的出现，国会在6月通过《泡沫法案》，炒股热潮随之减退，并连带触发南海公司股价急挫，至9月暴跌回190镑以下的水平，不少人血本无归，连著名物理学家牛顿爵士也蚀本离场。南海泡沫事件使大众对政府诚信破产，多名托利党官员因事件下台或问罪；相反，辉格党政治家罗伯特·沃波尔在事件中成功收拾混乱，协助向股民作出赔偿，使经济恢复正常，从而在1721年取得政府实权，并被后世形容为英国历史上的首位首相，此后，辉格党取代托利党，长年主导了英国的政局。至于南海公司并没有因为泡沫而倒闭，但事实上，公司在1750年以后已中止对南美洲进行的贸易业务，它最终维持至1853年才正式结业。早在南海公司成立以前，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已曾与爱德华·哈利（1664年－1735年）讨论过一个构想，让国家向某些企业授予权力垄断某地区的贸易，然后再从那些公司获取部分利润，以便让政府偿还因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而欠下的大笔债务。这个构思很快就引起爱德华·哈利的兄长，即时任财务大臣（Lord High Treasurer）罗伯特·哈利（后为牛津伯爵）的兴趣。在他的倡议下，南海公司遂于1711年透过国会法案成立，并从政府获得权力垄断英国对南美洲及太平洋群岛地区的贸易，而这两个地区在当时被坊间视为商机无限，因此哈利对公司的期望很高，甚至夸耀地称之为“牛津伯爵的杰作”（The Earl of Oxford's Masterpiece）。除罗伯特·哈利外，南海公司主要由一些富有的商人组成。为了吸引这批商人加入公司，政府游说他们若购买为数达1000万英镑的国债，政府就会向他们提供六厘年利率，再额外每年提供8000英镑，以作回报。由于涉及开支庞大，政府当时更要求国会将酒、醋及烟草等货品的部分税收收益预留，以用于支付每年高达600,000英镑的利息。公司成立后，总部位于伦敦针线街的南海府（South Sea House），而主席则由约翰·布伦特爵士（Sir John Blunt，1665年－1733年）出任。在1713年，英、西签订《乌得勒支和约》，标志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步向终结。在和约中，西班牙准许英国垄断对西班牙美洲地区的奴隶贸易，而专营权很自然落在南海公司手上。奴隶贸易在当时被视为很赚钱的行业，南海公司的前景亦被看好。有关和约的签订被当时托利党政府视为一大胜利，因为南海公司成功为政府有效融资，并与由辉格党控制的英格兰银行抗衡。在1716年，南海公司进一步从奴隶贸易中取得优惠待遇，到1717年更向政府多买额外200万英镑的公债。但好景不常，西班牙在1718年与英国等国交恶，并爆发四国同盟战争，南海公司的前景一度暗淡下来。可是，公司却仍然强调前景明朗，并在1718年邀请英皇乔治一世加入董事局成为总裁。在1717年，密西西比公司推出股票换国债计划，为法国政府融资。虽然南海公司的董事很早就认定密西西比计划不会成功，但他们却对该计划的内容相当有兴趣，决定加以仿效，并相信会取得成功。结果在1719年尾，南海公司向英国政府提出一个名为“南海计划”（South Sea Scheme）的大型换股计划，以换取更大利益。在当时，英国政府总共发行了大约5,000万英镑的长期国债，国债的分布如下：英格兰银行持有国债340万英镑 东印度公司持有国债320万英镑 南海公司持有国债1,170万英镑
起初，南海公司打算买下所有国债，但由于考虑到买入英格兰银行及东印度公司所持之国债会引来较大阻力，因而放弃方案。到1720年1月21日，南海公司向财政部提供方案大纲，计划购入市场上总值3,160万英镑的可赎回政府债券及定期债券。在方案中，南海公司还愿意向政府无条件支付150万英镑，以及额外支付不多于160万英镑款项，但这笔款项要视乎公司最后取得多少债券而定，换言之，政府最多可从计划额外获得310万镑。在1月22日，下议院就方案展开讨论，但院内的辉格党议员建议英格兰银行也提供方案，好让议会能够作出比较及选择。英格兰银行随后于1月27日如期提供方案，英格兰银行表示，如果能够取得所有可赎回政府债券及定期债券，将额外向政府支付近560万英镑，条件明显比南海公司的310万镑更有吸引力。为了获取下院支持，南海公司在英格兰银行提出建议的同一日修订方案，同意将原本无条件支付的150万英镑上调至350万镑，再加上原先有条件地支付的160万镑，使政府最多可从南海方案中获得510万镑。此外，南海公司又愿意将国债利率在1727年夏天以后，由5%调低至4%，以进一步减少政府在利息上的庞大支出。由于两大机构提供的方案相当接近，下院要求两公司再度修订方案，并著方案在2月1日呈送下院。在2月1日的修订方案中，英格兰银行没有再提供其他优惠，但就列明愿意以每1,700镑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换取每100镑的较长期债券，而较短期债券的换购价则因应持有期而相应调整。至于南海公司方面，虽然修订方案拒绝透露换购价，但就表示将无条件支付的350万镑进一步上调至400万镑，而有条件支付的款项亦获得上调，使政府最终最多可额外获得760万英镑，比英格兰银行多出近200万镑。内阁掌权人巽得兰勋爵等人收受南海公司贿赂，继而大力支持南海计划。在事件中，南海公司向不少政府要员进行大举贿赂，其中内阁掌权人巽得兰勋爵及斯坦厄普勋爵更分别收受南海公司市值50,000镑的股票以及25万贿款，使他们大力声援方案，又令财政大臣约翰·艾思拉比负责推销有关计划，以求让方案获得广泛支持。再加上南海公司的方案比英格兰银行的吸引，最终使其方案在2月2日获下院通过，其后在4月7日获得御准生效。在方案获得通过前，辉格党的下院议员罗伯特·沃波尔曾经对此大力反对。他一方面担心方案会演变成不良的投机买卖，而且又警告南海公司透过方案人为地增加公司股票面值，本身的实力根本有限，因此方案将带来相当高的风险。尽管如此，但当时社会上下都对方案十分着迷，每当沃波尔在下院就方案陈词时，议事厅内的绝大部份议员甚而选择退席离场，对沃波尔的顾虑嗤之以鼻。不少人要到日后股灾爆发，方才如梦初醒。在南海公司与国会达成的最终方案中，南海公司愿意购入市场总值3,160万英镑的可赎回政府债券及定期债券，并以南海公司的股票作交换。而公司会无条件支付政府400万镑，再加上有条件地支付的360万镑，使政府最多可从方案获760万镑。购入债券后，政府只需向南海公司支付5%的利率，利率到1727年夏天后会降至4%，那时开始南海公司所持的所有国债都会变成可赎回政府债券。这个方案在当时被视为让政府与南海公司缔造双赢局面，原因是原本市场上的国债持有人享有高达7%至9%的利率，支付大笔的国债利息对政府构成沉重的财政包袱，现在经南海公司换取国债后，利率得以下调，使政府财政压力舒缓。另一方面，政府又可从南海公司最多取得760万镑的款项，成为一笔可观的进账。至于对南海公司而言，由于其股价在当时大受追捧，公司可趁机以远远高于面值的股票换取回报稳定的国债，变相赚取丰厚利润；此外，公司还可每年从政府赚取稳定的债息。南海公司虽然名为贸易公司，但实际上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在当时是协助政府融资的私人机构。事实上，南海公司本身的贸易业务平平，它虽在1711年成立，却要迟至1717年才开展远航贸易，至于在西班牙的规定下，南海公司一年其实只可派船三只前往南美贸易，而贸易本身到1718年更因英、西交恶而中断。南海公司股票之所以受公众追捧，是因为它与政府的密切合作关系，令大众对之放心，而另一方面，公司在推销南海方案时又向大众谎称，公司将会在南美贸易上赚取极丰厚的利润，将来股票持有人将会获得可观股息，使得大众深信不疑。虽然法国的密西西比公司计划在1720年以失败收场，但英国大众却依然对南海计划充满信心。公司的计划在取得御准后不出数星期，就已经成功向逾半国债持有人换取债券，使他们成为公司股东之一，而同时间，南海公司股价亦开始节节上扬。在1720年年初，原本只处于128英镑的南海公司股价，到3月上升至330镑。在4月的时候，南海公司的董事们已经以每股高达300镑的价钱售出225万股股票。到5月，南海股价上扬至500镑，6月升到890镑，7月的时候更上升到每股1,000英镑的价位。尽管每股逾千镑，但公司董事仍然在这个价位售出500万股股票。自南海公司开始股票换国债的行动后，社会上下全民疯狂追捧南海公司股份，有说“政治家忘记政治、律师放弃打官司、医生丢弃病人、店主关闭铺子、牧师离开圣坛，就连贵妇也放下了高傲和虚荣”。为了促销股票，南海公司又向有意购买股票的人士大举借贷，让他们有能力购买大手股票，然后再由他们分期摊还贷款。除此之外，市场上还出现热炽的投机活动，数以百计的股份公司随之涌现，当然少数好像皇家交易所保险公司（Royal Exchange Assurance Corporation）是从事正当生意，但大部份都是混水摸鱼，旨在骗取公众金钱。这些后来被称之为“泡沫公司”的股份公司，大多模仿南海公司的宣传手法，在市场上发布虚假消息，声称正进行大宗生意，从而吸引市民购买股票。其中一些公司更荒诞不经地声称正研发“可以永久转动的车轮”，有些则甚至只表示“正进行有潜力生意”，但市民仍然盲目地追捧，使这些公司的股价连同南海公司股价一同上涨。据悉，这些“泡沫公司”在市场上计划吸纳的资金，高达3亿英镑。为了规管市场乱局，以及保护南海公司免受“泡沫公司”打扰，国会在1720年6月9日通过了别称《泡沫法案》的《1719年皇家交易所及伦敦保险公司法案》，内容规定股份公司必须取得皇家特许状才能继续经营。到6月11日，乔治一世发表公告，警告“泡沫公司”属非法，可受检控；后来乔治一世离开英国渡假，南海公司遂游说负责摄政的上诉法院法官，促使法院在7月颁令86间“泡沫公司”为非法，予以取缔。自大量“泡沫公司”被取缔后，社会大众才如梦初醒，对股份公司怀有戒心，连带南海公司也受牵连。自7月以后，随着热潮减退，南海公司的股价由原本1,000镑以上的价位急速下滑，情况不受控制。南海公司的股价到8月25日已跌至900镑，这时不少知情的内幕人士及时脱身，免却了血本无归的下场，但普通大众却在9月损失惨重。在9月9日，南海公司股价已暴跌至540镑，为了挽救跌势，南海公司董事与英格兰银行董事在9月12日商讨解决方法。会后误传英格兰银行决定注资600万镑，一度令南海股价重上670镑，但到同日下午，市场证实消息乃子虚乌有，南海股价随即跌至580镑，翌日再下至570镑，收市时更急挫至400镑。此后，市场上人心虚怯，人人大举设法抛售南海股票，到9月28日的时候，南海股价已暴泻到190镑，至12月更跌剩124镑。而在同期间，英国其他股票也受到拖累，英格兰银行的股价亦由8月的263镑跌到12月的145镑，但情况要比南海公司好。南海公司的股价暴跌，使数以千计股民血本无归，当中不乏上流社会人士，另外部份人更因为欠债累累而出逃国外。自经济泡沫发生后，社会舆论随即强烈要求向有关官员及南海公司的董事展开调查，以追究事件责任。而由于事态严重，在内阁的请求下，乔治一世在11月提早结束休假，返回英国主持大局。在1720年12月8日，国会召开，并随即就南海泡沫事件展开调查，其中下院更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专责调查。为了阻止局势恶化，下院的罗伯特·沃波尔曾建议英格兰银行及东印度公司各购入900万镑的南海股票，虽然这个建议得到国会支持，但最后没有落实。到1721年1月，国会通过法案禁止南海公司董事离开英国，并着令要他们如实交代他们拥有的资产价值。下院的秘密委员会随后在1721年2月发表调查报告，指南海公司进行非常严重的诈骗及贪污活动，另外又伪造公司账目，此外部份董事又与官员私相授受，其中更有董事透过不法投机活动而赚取可观利润。在下院的报告中，受牵连的官员包括曾受贿的财政大臣约翰·艾思拉比、邮政总局局长老詹姆士·克拉格斯、南方大臣小詹姆士·克拉格斯、甚至乎是内阁掌权人斯坦厄普勋爵及巽得兰勋爵等等。当中，艾思拉比在1721年1月被迫辞任财相，其后更被起诉犯下“最声名狼藉、危险和罪大恶极的贪污罪”，至3月被下院裁定罪成，除了被逐出下院外，更被判监禁在伦敦塔内；至于克拉格斯父子两人在举国痛骂下分别在3月和2月去世。此外，在沃波尔的维护下，斯坦厄普勋爵、巽得兰勋爵及部分人士最终被判无罪，但值得注意的是，下院认为坦厄普勋爵无罪的票数仅仅比有罪的票数多三票。随后在国会通过法案下，南海公司董事们的财产被充公，总值2,014,123英镑，不过其中354,600镑退还予南海公司董事们，作为他们基本营生所用。以主席约翰·布伦特爵士为例，原本拥有18.3万身家的他充公后只剩下5,000镑；至于余款则用于救助南海泡沫事件中的受害人。经调查后，委员会得出南海公司的股本在1720年年尾时共值3,700万镑，其中只有2,400万镑股本分配予持股人，其余1,300万镑诈骗得来的股本仍由公司持有。在这笔款项中，最后有800万镑被用以瓜分为股息，每股派息作价33镑6仙令8便士，以作为对南海股票持有人的补偿。另一方面，南海公司曾经透过其股票利润借出贷款合共1,100万镑，借款人士来自社会各阶层，其中包括138位下院议员。在沃波尔协助下，这批曾向南海公司贷款的人士只要还清贷款的10%，便已算清还整笔贷款，而这个10%的限制在后来获进一步下调至5%。此外，南海公司原先承诺向政府额外缴付的最多760万镑，亦获豁免。至此，南海泡沫事件大致上获得解决。历经泡沫后，南海公司没有因此倒闭，而且还拥有为数4,000万镑的资产。不过，南海公司在此后也没有在南美贸易业务上发展起来，它主要仍然是一所协助政府处理债务的公司。在1750年，西班牙政府向公司提供10万镑以撤销公司在南美的部份贸易优惠，自此公司退出其贸易业务，但其享有的剩余贸易优惠则一直迟至1807年才告撤销。南海公司所剩余的股票于1853年获赎回或变换成国债，南海公司遂正式成为历史。南海泡沫事件与1720年的法国密西西比公司及1637年的荷兰郁金香狂热，是西方历史早期爆发的三大的泡沫经济事件。其中南海泡沫事件中的南海股价如泡沫快上快落的情况，更被后人发展出“泡沫经济”一词，用来形容经济过热而收缩的现象。南海泡沫事件对英国带来很大震荡，国人对股份公司留有阴影，而在事件中制定的《泡沫法案》一直到1825年才予废除，反映国民经过长时间才慢慢对股份公司重拾信心。著名物理学家牛顿爵士在南海泡沫事件中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在第一次进场买入南海股票时曾小赚7,000镑，但第二次买进时已是股价高峰，结果大蚀2万镑离场。牛顿曾因而叹谓：“我能算准天体的运行，却无法预测人类的疯狂。”（I can calculate the motions of heavenly bodies,but not the madness of people.）可见事件影响之大。在调查南海泡沫事件中，国会秘密委员会委任了查尔斯·斯奈尔（Charles Snell）为南海查账，这是国会历史上首次委托民间第三方独立会计师进行核数调查，结果成功查得南海公司犯下严重的诈骗及做假账等等的舞弊行为。委任第三方专业会计师的做法在后世被加以采纳，成功减低了企业舞弊的风险，在日后大大促进了特许会计师及核数行业的长足发展。在政治方面，南海泡沫事件使国民对托利党及乔治一世大失信心，政府诚信破产。相反，辉格党的罗伯特·沃波尔却因为在事件中成功收拾残局，使其声望日隆，继而成功于1721年起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首相（虽然当时未有首相一职，但沃波尔却有首相之实），主导政局。此后，辉格党政府持续主导政坛至1770年，期间只曾有托利党的标得伯爵在1762年至1763年短暂出任首相，其余时间尽由辉格党人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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