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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共和国最受委屈的一代人。生于1950年代的他们，在该长身体、受教育的时候，正撞上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革、上山下乡。他们出生就饿肚子，读书就闹革命，长大就下乡，结婚就撞上计划生育，参加工作就下岗，每次变革带来的痛楚，都切实发生在这一代人生命旅程最关键之时。 难忘！你们还好吗？共和国的老三届 我们老三届已经过了耳顺之年，凡事都能入耳入心；已能看清人间诸事，也能看清自己了。这个时候聊聊我们这一辈人，看看我们老三届一路走过的风尘雨迹，那应是非常清楚的。 对老三届的议论看的太多了，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  老三届：我们是知青的同名词 1966、1967、1968年三届中学毕业生，包括初中和高中的毕业生，不管出生年月，只要是这三届的中学毕业生，就是老三届了。 这三届的中学生，较多都走上了知青道路。所以老三届也几乎是知青的同名词，广义上涵盖了之后的所有知青。 我们上过山下过乡，吃过苦受过累，但历史的担当让我们都扛起来了，走过来了。  老三届：为国担当是事实 我们老三届这辈人，承担了历史的使命，承担了国家的困难，走过了坎坷的人生。 我们是与祖国一起成长的，因为我们是新中国诞生前后时期几年内出生的一代。 我们大都与共和国同岁，即使不同岁，也与祖国一起成长。 我们的情感与祖国共呼吸，我们的脉搏与祖国同跳动，我们的荣辱与祖国共命运。 这是每一个老三届的亲身经历，我们爱国的情怀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  老三届：我们感慨但不遗憾 都说时间去哪儿了，听着这首《时间去哪了》的歌，我们都很感慨，为逝去的岁月而感慨。 回首往事，六十年对天地来说很短，但对于人生却只有一次，我们感叹这六十多年来的百味。 但是，我们对过去的岁月没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付出，我们有光辉的岁月，我们已经过来了，我们对得起儿辈，对得起祖国。  老三届：我们已经是幸运的 六十多年的风雨，我们深知，不经历过沧桑，哪来变革发展；不经历过阵痛，哪来新生？ 我们深知，我们老三届这辈人的岁月尽管有这么多的坎坷，但是比起我们的父母老一辈人那还是多么的幸运，比起从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走过来的先烈们那更不值得一提。 但是我们还是要对儿辈们说，告知最简单的道理，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  老三届：我们到了人生新阶段 六十多年了，沧桑巨变，老三届已经开始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我们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因为我们要带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了。 六十甲子，一个轮回，人生螺旋般地上升到了又一代，历史又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已经能淡然地面对过去，拿得起，也能放得下，而且已经愉快泰然地放下了，一笑抿之，一杯而过，一话而别。 都说六十岁又是一个新开始。我们老三届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好好把握住当下的日子，把六十年之前做过的、尝试过的、享受过的事物都是做一遍、尝试一遍、享受一遍！如此，才不枉活一回！  难忘啊，共和国的老三届！你们都还好吗？ 广西贵县（已升格为贵港市）原是南疆历史悠久的小县城，与全国各地一样，曾掀起过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尽管一切已渐行渐远，但对一些知青问题的回忆探索，还没有了结。 通常，“老三届”特指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但在贵港市近年的知青活动中，“老三届”的提法频繁出现，指的是1964、1965、1966年上山下乡务农知青（时称“好青年”）。这种提法有意义吗？  1964年12月18日，贵县有116名首批下乡知青，分别插队到附城公社东北大队（60名），石卡公社陆村大队（56名）。  1964年插青林文清 1965年9月24日，第二批204名“好青年到农村去”。其中续到东北大队42名，陆村大队62名，还有包括笔者在内的100人，插队到石卡公社西山大队（单批次人数最多！）。  1965年陆村、西山插青（左起）：赖志芳、冯桂兰、刘庆华、黄雪英 1966年7月28日，第三批101名青年分别到两个公社：其中覃塘52名，八塘49名。与之前不同的是，他们是去组建新生产队的，简称“建队”。  上述“老三届”的提法，是仅为论资排辈吗？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呢？笔者从亲历者的角度，粗议一二。 △什么是“知青”，其解释是“与时俱进”的。1956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  1964年初，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第一次发布指导知识青年下乡的纲领性文件。随之，中央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也成立了相应机构。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由于是“草案”，因此笔者揣测，此时的上山下乡属于试验阶段。“老三届”正是贵县知青下乡初试阶段的产物。 △贵县1964、1965两届，下乡知青以小组的形式，分插到各生产队。初插队的一年内，政府（安置办）给予适当经济粮油补贴，并拨款到生产队，以建成插青的住房等。这些管理操作实践，为1968年后更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累积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 △1966年7月第三批的“建队”，即由下乡知青新创建一个生产队。这批人到八塘、覃塘两个点后，组队並选出队长之类。但不久（约9月），当年的初中毕业生即接到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离队回城。剩下的建队知青随之分散安排到各生产队……。建队试验随之流产。可能是作为教训，1968年后的知青下乡，大多以插队形式为主。 △除有试验意图外，老三届与1968年后的知青下乡，人员结构上也有一些可区别之处。笔者粗略分析1965年到西山10队的同组知青（即组长甘炳宗、梁家全与我三男，副组长黄健梅、饶忠蕴、姜琳、尹碧芳、冯洁霞、邓意勤、李玉莲七女），也初步梳理出一些头绪。 1965年西山插青（左起）颜丽娥、饶忠蕴、钟洁芬、黄健梅与大队副业队女青年合照 △性别、年龄：本组男女人数是3：7，整个西山插青的男女比例约为4:6，女性多于男性。本组三男年龄为20-22岁相差不大，女的有二人20岁出头，其余5人约16-18岁。其他队同批的插青，还有未足15岁者。 △“家庭成份”：是当时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本组插青中的“成份”约好、坏参半。在参军、招工及升学等问题上，在“极左”盛行的年代，“成份”好者明显占据先机。 △文化程度：在“老三届”中高低不一是普遍现象，笔者初中毕业后系统学过5年中医，而组内多数插友为高小至初中。其他队也有少数高中毕业者，还有个别近乎文盲者。文化偏低、智能欠缺又难自强奋进者，日后招工就业，其空间格局有限，下岗者也不在少数。 1964年插青冯宝红 △经受“文革”洗礼：对“老三届”知青来说，相对深刻。从倒流回城、破旧立新、红卫兵串联乃至派性武斗等，“黑白颠倒”的狂热冲击，使一部分知青命运瞬间逆转。之后下乡的知青，尽管也处于“文革”期间，但此种风头火势的狂热现象已不再现。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出后，上山下乡成了更广泛、更持久的运动，直至1977年才基本结束。与“老三届”比较，随着应届毕业生下乡的常态化，比重随之增加，插队知青的年龄、文化程度等差距，才逐渐拉平。 △曾经的“安置办”如果资料保存完好的话，上述基本数据的统计都不难。但不管何时何地，数字是冰冷的，最终还必须由人去解读和感悟才有温度！例如当年“老三届”中，于1970年前后曾出现一股女插青外嫁潮（流向广东农村为主），以后此种现象甚为少见，其缘由何在？或可从上述梳理中找到答案。 1966年贵港“建队”知青纪念活动 摄于2016.7.28 诚然，相对于国内大中城市来说，贵县毕竟属小县城，知青下乡仅在县内乡村流转，无远赴荒原戈壁、热带雨林等大手笔。本文也仅从笔者认识的“老三届”小层面，进行梳理。若通过更大样本的研究分析，或会得出更切实际的结论。 “老三届”是新中国历史上传奇的一代 历史的长河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老三届却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为历史留下可供评说，且有自己丰富传奇的独有经历。 老知青（来源：资料图） 历史的长河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老三届却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势，为历史留下可供评说，且有自己丰富传奇的独有经历。 老三届是指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级、1967级、1968级三届初、高中学生。老三届大都出生在共和国创立前后，他们的成长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自然灾害、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发展与挫折并存，光明与黑暗并存，进步与专制并存的特殊时期。老三届的青少年阶段处在中国社会矛盾突出，党内斗争异常的历史阶段，也是新中国二十世纪罕见的阶级斗争暴风骤雨年代。 我们这些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老三届的一代人，有现代生活中大起大落，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我们出生在红色人民共和国初创的年代；中国大跃进的浪潮席卷着我们不懂事的童年；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忍饥挨饿的滋味对后人来讲似乎是天方夜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把一代幼稚的孩子拉上了与政治的不解之缘；震撼世界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将我们这些中学生卷入了历史的狂澜；首都中学红卫兵风起云涌的历史留下可悲的忠诚和被愚弄的光环。1968年前后，一千七百万知青的上山下乡，书写着老三届和他们的弟妹们知青岁月的青春荒原。 老三届在历史的风浪中磨练成熟，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巨变和苦难漫长的“知青上山下乡”，在命运的抗争中，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许多人成为了社会中的中坚，绝大多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责任感支撑起共和国的蓝天。在中国结束文革动乱浩劫的抗争中，在举世瞩目的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巨变中，老三届这一代人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做出过历史性的积极贡献。 老三届的经历连接着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做为老三届人，我是他们中间一员，我对老三届充满感情，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不妨也谈谈我对老三届的评论和随感。 一、英雄主义的情怀 老三届大都是新中国创立后第一代儿女，他们诞生在共和国的礼炮声中，成长过程中大都受到英雄主义的熏陶。教科书和接触的文艺作品中也多是英雄主义的题材。董存瑞、赵一曼、江姐、欧阳海是他们学习的楷模。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黄河大合唱是他们生命交响曲。《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铁道游击队》这些电影中的英雄成了他们理想的追求。英雄主义的激情既造就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盲从冲动，也成就了他们负有国家责任感的牺牲精神。由此出发就不难理解，上海知青金训华大河中抢捞木材牺牲，天津知青张勇为救落水羊群而献身，内蒙古花季年华女知青们为救一场无碣大局的荒火血染黄沙，从珍宝岛中苏之战到中越自卫反击战，处处可见老三届的军人和知青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英雄主义情怀是老三届的一大特征。 二、跌宕起伏的人生 和平年代何曾有过那一代人有老三届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1966年8月18日，多少穿着父辈军装的中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带着红卫兵袖章，亲密簇拥在共和国开国领袖们的身旁，欢呼雀跃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为文革鸣锣开道。但是他们何曾想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也随后成为文革迫害的对象。五个月后，他们中的联动成员悲壮的在北京西直门古城楼赫然贴出大标语，“中央文革将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一夜间根正苗红被中央文革称之为“小太阳”的老红卫兵中的骨干成为了阶下囚。 公安部门前两派中学生剑拔弩张的抗争，长安街上数以千计穿着各式军装男女红卫兵的自行车队呼啸而过，北京展览馆两派中学生激烈辩论的场面愈演愈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竟是十几岁的孩子们争论的焦点。1967年取而代之的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反血统论要求生存平等，他们也是血气方刚的中学生，为了反抗昔日同学压迫揭竿而起。其代表人物成为国家领导者们在人民大会堂经常召见的座上宾，纵论国事导演文革，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很快如老红卫兵一样为文革助纣为虐。而一年之后伴随着工宣队、军宣队开进清华大学，从大学的五大领袖到中学造反派头目，霎间成为追捕“五一六”分子的对象。曾经少年壮志、自信满满的老三届，从天上回到人间，顷刻间成为被逐出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主力。 三、苦难悲壮的经历 多数老三届都经历过苦难，三年自然灾害时忍饥挨饿是多数人的记忆。文化大革命风暴无情的冲毁了老三届求学的校园。除少数幸运者能去当兵或进工矿外，多数人都被卷进上山下乡的洪流。在遥远的边疆、在贫困的山村、在艰苦的农场、在荒凉的草原、在许多缺少现代文明基本生存条件的地方。一千七百万知青，包括老三届和他们之后的多届毕业生，许多人只能勉强算小学毕业，将青春永远留在那里。在生存权利无法选择的年代，许多人面临着不仅仅是劳作和生活的艰辛，他们更多背负着父辈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冤屈，被作为政治异类变相劳改，离乡背井的痛苦和返城的艰辛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著名知青作家肖复兴所著《绝唱老三届》中说，1987年秋统计表明，到北大荒知青有40万，陆续返城的36万，还有3.7万星星点点撒落在北大荒辽阔的黑土地。这个数字大而化之，在全国范围就更可想而知了。新中国建国后有那一代人经受过这么多苦难，除了老三届和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们外，恐怕是少之甚少。 四、文革动乱的责任 老三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主力人群。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部分学生在圆明园成立了红卫兵，在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支持下，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成为冲击党政机关，揪斗所谓走资派的上方宝剑。国人中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和广大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对象，为创建新中国建立过功勋的各级干部也大都成为这场革命的对象。善良的中国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人含冤而死。而除了少数没有人性的肇事者良心该受到拷问外，更多的责任不该归咎当时只是十几岁孩子的红卫兵，这是国家制度和时任领导者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我欣赏我的同龄人中有人反思文革时，能承担责任，勇于向历史道歉。我反感那些至今还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自持一贯正确，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人们。 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在不同历史阶段，利用不同学生组织，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按照他们政治目标去做的，他们称之为革命组织，不按照他们政治目标去做的，他们称之为反革命组织，马上动用军队、警察、监狱、国家专制机器进行镇压。文化大革命是领袖左右群众运动，还是群众运动绑架了领袖，经历者都该清楚，文革中的群众运动的挑起都是领导者所为。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老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不过都是文革领导者手中的工具。因此，将文化大革命的罪责加在当时还是中学生的老三届身上是不公平的。当然少数“八旗子弟”凶残成性，丧失人格的法西斯行为也为世人唾弃，一些打手后来暴死他乡或精神分裂，也应该是一种报应。 五、先天不足的缺失 老三届和地球上任何一代人一样，都有这一代人的优点，也有他们的缺失和历史局限。他们中即会有社会的精英，也会有社会的败类。我们对老三届这个集合概念评说，老三届成长在新中国初创的年代，那是一个政治运动频繁，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空想社会主义和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而这种政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人生道路和心理历程都会有这段历史造成的烙印。文化大革命造成正值中学生的老三届和接踵而来的多届学生失学，使他们中很多人丧失了系统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加之国家政治路线走偏，政治教育另类，封建帝王思想回潮，都对老三届中的许多人产生了很大影响。造成相当多的一些人知识断层，乃至影响到道德修养、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文明传承。在虔诚的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破灭后，增加了几分失落和彷徨。但这种先天不足的缺失，有些人通过后来勤奋加以补救，而有些人却带着这种缺失在社会上碰壁抱憾终生。文化大革命影响着几代人，中华民族的理想情操，文明水准重塑仍需艰巨的拨乱反正。 六、浴火重生的机遇 对于老三届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得以突出重围、浴火重生。首先是国家领导者之间矛盾再次白炽热化，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仓皇出逃，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三叉戟256号专机爆炸，机毁人亡。这一事件惊醒了狂热投入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维，特别是在上山下乡中的老三届和广大知青，宣布中国现代迷信神话的破产。其二是1976年清明首都百万群众在北京天门广场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老三届又成了积极参与者，这场运动本身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同年十月“四人帮”下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1978年大批知青落实政策返城。其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改变，为建国后的各种冤假错案平反，废除阶级出身考量，恢复平等高考。为多数已近而立之年的老三届的人生带来了伟大的转折，许多人抓住了这些机会，勤奋学习努力，最终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试想文化大革命再耗几年，试想我们再不纠正阶级斗争年月的错误，包括老三届在内的整个国家民族恐怕就会被带到万劫难复的深渊。 七、千差万别的道路 老三届是一个集合概念，应该说经历文化大革命、经历上山下乡知青命运那个年代的同龄人，都应该是一代人。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苦难。但人生道路差别却很大的。有道是往来千里路常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树林，也会在相同的气候、土壤、水分条件下表现出成长的差异。人也是这样，不要说老三届成长过程有很大差异，就是一个班同学，几十年后也会千差万别。但就多数人而言，包括老三届在内的中国人多数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老三届中的多数人也都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积极推动者。老三届大都进入退休或将要退休年龄，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众多知青网站、知青合唱团、公园社区文体活动中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许多不同经历，不同工作岗位，不同社会地位，却有着老三届或知青共同的经历者，又由于青少年时代相同命运，退休后走到了一，这是一个令人称道的庞大社会群体。中国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如吏治腐败的蔓延，施政成本居高不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环境矛盾突出，道德底线失守等社会问题日趋显现。老三届、特别有知青经历的还有不少人工作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们由于经历过新中国许多重大历史进程，理应运用历史正反两方面教训，努力推进社会改革、社会进步、社会民主。 八、岁月如歌的自信 我于1977年7月结束了长达九年的知青生涯从东北返回北京，同年12月进入新组建的北京羊绒衫厂，上千人的企业中许多科室骨干、生产一线的工人都是老三届。我1981年至1990年在团中央机关工作，当年二百多机关干部中，现有五人在政治局，近四十人在省部级岗位，他们中很多人也都是老三届，许多人也都有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历。我也曾从1990年至2003年在中央国企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工作过13年，也见识机遇有时比能力更重要。我更喜欢那些不怨天尤天的人，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人生的道路千差万别，有的人有能力、又有机遇，还要有舞台，就脱颖而出，有的人平凡，却快乐知足，也生活得无忧无虑。此外，现代社会成功与否，不应该与封建社会官本位并论。老三届在中国现代生活的各界则都有成绩斐然的代表人物。知青作家史铁生大半生与病魔搏斗，他的人品、他的成就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如何评估。中国的老三届成为一个跨越国界和时空的话题。成功人士也好，平民百姓也罢，我们经历过悲壮，我们见识过辉煌。我的老三届的朋友们只要自己觉得快乐，一切就都好。 在老三届中的大部分人将退出工作岗位，有关老三届、有关文革、有关红卫兵运动、有关知青、有关上山下乡的话题多了起来。怀旧颂扬也好，反思批判也好，既然是一段历史，谁都有评判的话语权利。但愿我们能将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老三届就是老三届，老三届及所有有上山下乡知青经历的人们经历丰富，颇具传奇，承载一代人的求索。毕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填了首散曲赠友人：“人生何事辛苦，常被虚名误。壮岁踏遍神州路。昔日朋辈居庙堂，忙碌，江山仕途，中兴担荣辱，烽火烟花，家国如雾。悠闲出江湖，草原晨曲赋，豪气仍当年，兴安岭曾住。九十九顶毡房欢聚，马头琴，长调内蒙古。祝酒歌，佳人舞，春风自有归处。” 我曾经回首过我的前半生，北大荒爬满虱子的炕席我们滚过，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我们走过。从社会最底层到中央机关，从中央机关到中央国有企业，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人生的酸甜苦辣，功名利禄，是非荣辱，悟来悟去还是觉得宋词里说得好：“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很多年轻人对“老三届”很好奇，一是好奇“老三届”指的是哪些人？二是好奇为什么东不提、西不提，偏偏要提“老三届”，“老三届”究竟有些什么特别之处？ 我也是“老三届”中的一员，今天就来跟年轻的网友谈谈“老三届”。 一、“老三届”指哪些人？ “老三届”，指的是1966届、1967届、1968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实际上，一共是六届，高中三届，初中三届。这六届学生，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中学全体在校学生。 1966年6月，中央下文，暂停全国高考、中考和升学考试，全体在校中学生和全体在校大学生一样，全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至1968年下半年，全国（除台湾省以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全国大中学校。此时，因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尚留在各中学的1966届、1967届、1968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全部到了应该毕业离开学校的时间。全国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高、初中毕业生，当时，高考已经停止，这三届毕业生中，除少数通过参军的途径进入部队，还有少数按政策可以照顾留城进入工矿企业以外，绝大部分都动员上山下乡了。 二、“老三届”学生的特殊经历 1、“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10月成立的。假如有一个孩子正好在1949年10月出生，那末，1966年文革时，他（她）的年龄是17周岁不到一点。按照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学入学年龄普遍为7周岁来推算，这个年龄的孩子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大概是上高中一年级或初中三年级。 由此可知，老三届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具体时间，绝大多数人大约在1947年至1952年出生，也许有少数上学略迟或略早的人，也不过是在这个时间段的两端各延长一年罢了。所以，他们都可以被视为新中国的同龄人。 在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中，名字叫“建国”、“建华”、“建中”“建民”、“成华”、“立华”、“新华”“天明”的特别多，也有不少人的名字叫“抗美”“援朝”、“卫国”、“建设”，等等。这些名字往往表明他（她）们的父母一辈对他（她）们以及对新中国的未来寄托着无限的希望。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叫“南下”、“进沪”、“临杭”之类，能够想见，这些人的父母很可能是当年革命军队里的将领或随军干部，在解放大军南下或者占领上海、杭州等地时刚好生下了他（她）们。 2、“老三届”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 一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与新中国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几乎都是听着革命英雄的故事长大的。全国刚解放不久，很多经历过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的革命英雄都健在。那个时候，各学校的校领导往往可以很方便地约请到某一位英雄或英雄的战友来校给学生们讲其亲身经历过的战斗故事，甚至聘请英雄来当少先队的校外辅导员。那个年代，全社会都洋溢着一种崇拜革命英雄的气氛。当时出版的小说、诗歌，上演或上映的戏剧、电影，许多是歌颂革命英雄的，而且很多小说的作者都自己亲身参加过革命战争，小说、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及其行为通常都是有现实中的真人真事为原型的。所以，对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少年来说，英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就在他们的身边。崇拜英雄，渴望自已也成为英雄，是那个年代大多数青少年学生主导观念。 二是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党的有关指示下，全国学校加强了对学生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多次在全国青少年学生中发起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题目是：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什么样的青春值得歌颂？少先队的呼号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已经非正式地取代了原来的少先队队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就是要突出“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雷锋精神，即共产主义精神。 老三届的学生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和社会氛围下长大的。 3、“老三屇”学生绝大多数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老三届”的学生，除了极少数在家当“逍遥派”的以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曾积极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当过这一派或那一派的红卫兵。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比作一场狂风暴雨的话，那么，“老三届”的学生是真正经风经雨见世面了。他们在这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接触到了许许多多在课堂里和书本里绝对学不到的东西。他们真正知道了什么叫政治，什么叫社会；看到了道貌岸然背后的卑劣、信誓旦旦后面的背叛和出卖，也看到了善良、忠诚和正气。他们从运动开始的鲁莽、幼稚、冲动，到两年后的沉稳、包容和大气。 “老三届”中有一部分人，尽管当时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却开始思考起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规律这类大问题来了。这促使这些人在以后的七、八十年代，带着这些问题，去研读马列主义原著，去阅读古今中外思想家的各种著作。 4、“老三届”中的绝大多数都经历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使他们一下子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使他们亲身体验到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是怎样劳作和生活的。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才算是真正了解中国社会。 当过插队知青或建设兵团战士的人，大多数（不是所有人），从此不会看不起农民和其他底层劳动者；从此都吃得起苦，耐得了劳；从此以后，不管再干什么工作，都能踏踏实实，不会好高鹜远，耽于空想，因为种过庄稼的他们，都明白，要想获得好的收成，就必须在播种、施肥、浇水、锄草的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地做得很好。当过插队知青和建设兵团的人，日后如果当了党政干部，多半能体察民情，他们出台的政策措施多半会很接地气。至不济，象我这样当过插队知青的人，日后让我到五七干校去参加劳动，我会在那里如魚得水，过得很开心，不会象那些坐了一辈子书斋和机关的大知识分子，把干校的宿舍当牛棚，把干农活当劳改，把与猪屎牛粪打交道视为有辱斯文。 5、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老三届”经历过建国以来的所有重大事件。 他们见证了1958年的大跃进；亲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亲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经历过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批宋江；经历过1977年的恢复高考；经历过八十年代的知青大返城；还经历过大返城以后没有工作、没有住房那段无奈而苦涩的日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返城以后，为了谋生，干过许多工作，从事过许多职业。 总之，“老三届”这个群体，其经历是非常独特而曲折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是全部），人生阅历是相当丰富的。 四、八、九十年代，一大批“老三届”在社会上脱颖而出，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 “老三届”这个群体，真正在社会上出名，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前期。 人们发现，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优秀党政干部、优秀企业管理者、优秀科技人员、优秀诗人或小说家，乃至各行各业的皎皎者，有很多来自于“老三届”群体。于是“老三届”这个名称也就在社会上传扬开来，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 八、九十年代的“老三届”，都是三十几岁或四十几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人们发现，那些来自“老三届”群体的优秀者往往具有如下特质： 熟悉社会下层，说话办事接地气； 工作作风务实，讨厌“假大空”； 生活上简朴，不尚奢华； 有担当、敢负责，能够直面问题和困难； 不迷信权威，敢说敢干敢创新； 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丰富，那些官场、职场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在他们眼里都只是些“小儿科”、“小把戏”。 更难得的是，在许多优秀“老三届”的心中，青少年时代在心中燃起的那一点理想信念之火，经过了多年的生活曲折和磨砺，始终没有熄灭，而是把它沉到了心底深处，一旦有外因引发，就会闪耀出来。 自然，上面说的只是“老三届”中的优秀者，这部分优秀者占全体“老三届”中的比率，估计在10％至20％左右，但由于“老三届”的基数比较大，仅这个比率的“老三届”优秀者，也足以在八、九十年代的社会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有人说，文革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耽误了一代人的学业。其实，“老三届”中的许多人都在八十年代把课给补上了。 我是1966届初中毕业生。当年我所在的这个班级51位同学，在1968年就离开学校，各奔东西了。近几年，我们班的同学在微信上建了一个群，大家又重新借网络聚在了一起。据我在群里粗略统计，我们这个班的老同学中，有60％以上的人现在有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有2人退休前是厅级干部，有6人退休前是处级干部，担任过企业高管的有7、8人，还有2人自己开公司当了老板。这些人中，有的是七十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有的在1977、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的大学。但更多的是八十年代通过电大、业大、函大、刊大、夜大拿的文凭。而通过自学成才的也不乏其人（不好意思，指我自已）。 今年是2023年，“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也将在今年过70周岁生日了吧？年龄大的已经有76、7岁。我们这帮人早已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抗拒。我因为不甘心，退休后又设法多干了10年，但2020年疫情一来，没办法，只好撒手。2021年在头条上注册了一个账号，算是给自已找个事做。 至于“老三届”这个名称，今后必将在时间的长河里湮灭。我在这儿谢谢那些至今还记得“老三届”这个名称的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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