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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950年10月，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委会建立机关，刘开渠任主任，舒模任秘书长。方然是筹备委员之一，出任编审部部长。后来正式成立“杭州市文学工作者协会”，方然又被选为副主席兼秘书长。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因为那时的省、市文艺界活动是不分家的。省文联筹委会成立的时候，正当抗美援朝高潮，编审部的首要任务就是赶快编印出一批文艺性的宣传资料。  冀 汸 我正式辞去中学教导主任职务，调进省文联当一名编辑，而方然还不得不兼任中学校长。他虽然一身二任，一心挂两头，着重点却不能不摆在省文联这边。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政治任务，打响编审部长的第一炮，他提高稿费标准，组织能够动笔的人写稿。 舒模笑着：“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在一个月内印出了一批话剧、越剧等演唱材料。随着编审部人员的充实，方然又提议办个刊物。大家热情很高，说干就干，组稿、选稿、编稿、插图、画版样，分工合作，大约也在一个月之内便印出了一本名叫《大家写》的刊物。由于办刊目的不明确，也由于时间匆促，准备不充分，搞出的成品既不属“提高”型也不像“普及”型，有点不伦不类，被省、市文艺界嘲笑为“小家写”。 再加上没有专用经费，只出了一期。呱呱坠地之日即寿终正寝之时，“创刊号”也就是终刊号。接受这次教训，筹办《浙*文艺》的时候，就郑重其事，稳扎稳打了。在方然主持下，《浙*文艺》于1951年10月创刊，小32开，薄薄四十页左右。我们真心实意遵照《讲话》的精神办事，努力把它办成一个普及型的文艺期刊，由方然执笔的《发刊词》有这样的话：“这个刊物是供全省工人和农民阅读的。我们希望：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人能看得懂，识字不多、不识字的人也能听得懂。” 理所当然的，编辑部特别重视工人和农民的来稿，只要稍有可取之处，就把作者请上来或者派编辑下去帮助修改、加工，直到能够发表为止。经过修改、加工仍不能达到发表水平，便由编辑亲自动手从头改写一遍。完全不顾作者本身的基本文化素质仅凭编辑急于求成的主观好意而采取这种包办代替的方法进行帮助，现在看来甚为可笑。 但这本刊物却是建国后浙江省培养第一代作家的摇篮。它并没有发表什么惊世之作，却竭尽全力完成了拓荒者的历史任务。在荒原上开垦，总是付出多，收获少。惟其有最初的含辛茹苦的付出，才会有后来的平川沃壤和累累硕果。方然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垦殖者。 这本刊物持续出版到1956年大型文学月刊《东海》创刊为止。那时候，方然已经从文艺界消失了整整两年，人们当然不会谈起甚至想也不愿意想起他是这个刊物的筹办人和第一任主编。 八 1952年，方然调到杭州市人委“五反”办公室工作，担任棉业工会(也许是资方的“公会”，记不清了)工作队长，但仍兼任省文联编审部部长、安徽中学校长。随着“五反”的深入，他到省文联办公的时间越来越少，甚至蜻蜓点水似的只到编辑部看看就走。“五反”结束，他正式辞去编审部部长，到市里担任政协秘书长，民盟浙江省委秘书长，并出席了民盟全国代表大会，成了一名与文艺无关也与文艺界无关的统战工作者。 有一次，我和他闲聊时提了一句：“你就洗手不干吗?”他苦笑，说：“哪里！市委认为我最适合搞统战工作。'五反’时，还认为我最适合搞经济工作哩！领导说你行就行，这有什么办法！”话虽这么说，人迷上了文学，就像吸烟成瘾，总摆脱不掉，在业余小天地里，他仍将文学抓得紧紧的。 他写出了一系列关于契诃夫的短论和《鲁迅论文艺批评》，发表在北京出版的《新建设》杂志上，还翻译出版了《斯大林论语言》。翻译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不止一次叹苦经：“难啦！语言这东西，自己的功力不到火候，就是没法弄得恰如其分。”他曾向浙江师范学校一位颇有名望的教授请教，结果也很失望。 他说：“若把语言当作单纯的工具，×教授的英语可以说好到无以复加了，不幸他理解得很庸俗⋯⋯”是呀，翻译不止是需要语言功夫，更需要深刻的理解能力，否则便会从原作的本意上游离开去。这本从英语转译的专著，终于在字字推敲、句句斟酌、利用零敲碎打的时间完成了。他也偶尔参加一些省、市文艺界的活动。记得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出席在《浙*日报》社举行的座谈会，发言中有一句“中国革命武装的主要成分是农民。” 会议主持人对此提出批评，说“这是歪曲中国革命武装的工人阶级性质，也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贬抑！”话音刚落，他立刻顶上一句：“你读过《论联合政府》没有?你大概不读书吧！”弄得主持人瞠目结舌，尴尬之至。他的锋芒毕露是常常得罪人的⋯⋯他的心没有离开文学。他的劳动没有离开文学。1954年举行的浙江省第一次文代会，在他因公不能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为常务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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