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A，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农村医疗卫生模式，曾被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阿拉木图宣言”据此而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主导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解决5亿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问题。“赤脚医生+医疗合作社”模式，开创了中国医疗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得到解决。

1976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中国赤脚医生代表覃祥官，受邀发表长达2小时演讲，与会者感到不可思议。会后，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称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医疗模式是“低收入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1978年9月6日至12日，全世界134个国家代表，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建立正式联系的专门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67名代表，齐聚前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府阿拉木图，参加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为保障和增进世界所有人民的健康，大会依据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发展经验，于1978年9月12日订立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阿拉木图宣言”。“宣言”说，初级卫生保健“在本着自力更生及自决精神而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群众及国家能以维持的费用而使之遍及所有人等”。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本。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则把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B，“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早在94年前的1929年，毛泽东身处逆境，政治上被孤立，身患严重疾病，仍然旗帜鲜明地关心人民健康

1929年，对毛泽东来说，可谓多事之秋。红四军一、二、三号首长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争论。毛泽东身患严重疾病。

毛泽东（一号首长）与朱德（二号首长）关于“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14个观点之争，达到白热化，从二人小屋吵到前委，从小会场吵到大会场，导致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难以继续工作。

毛泽东又与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三号首长）之间起了冲突，他坚决反对陈毅没有原则的调和主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毛泽东为此前后背上党内“严重警告”和“警告”两个处分，毛泽东被迫离开部队，陈毅接任前委书记。

毛泽东到了建福上杭的偏僻农村，一度传言身亡，被国民党媒体发了“讣告”，共产国际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专门补发1000多字的讣告。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下著名诗篇《采桑子·重阳》，提出了“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卫生工作宗旨，要求医疗卫生工作面向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

C，由毛泽东主席定名的中国医科大学军医专业第一期（按原序排列第14期）学员毕业，应同学们渴望，毛泽东主席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931年11月，在江西苏区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1934年随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不久，更名为红军卫生学校。1937年4月底，迁至泾阳县云阳镇甘泽里村，因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红军卫生学校便改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

1940年3月迁至延安。9月，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前瞻性提议，我们不可能一直区限在一个小地方，要放眼全国，放眼未来，八路军卫生学校应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兼管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教学。

1941年，军医专业第14期（即更名后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前夕，同学们热切渴望毛泽东主席为她们题词，期长林春芳将大家的愿望及时汇报给校长王斌。王斌电话报告了毛泽东主席。

几天后，毛泽东主席的警卫员骑马来到学校，林春芳急忙带他来到校长办公室，将从挎包里拿出的一个纸卷递给校长王斌。王斌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卷，只见毛泽东主席在一张白纸上，笔力遒劲地写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3个大字。

这个题词，言简意赅，指明了中国医科大学的办校方向，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医科人才；对医科人才的鉴别标准，除了政治合格外，业务上就是遵循和践行毛泽东题词的这13个大字。

全校师生无不欢欣鼓舞。林春芳找绘图组的同学，精心放大了四份，分别贴在校部、礼堂、图书馆和第1期的教室里。原稿由王斌妥善保存。

中国医科大学决定，将毛泽东题词用红色字印制在第一期的毕业证书上。

1941年7月15日，医科大学召开隆重的欢送毕业同学大会。第一期的61名毕业同学，从校长手中接过印有毛泽东题词的毕业证书，既无比兴奋，又感受到自己奔赴工作岗位后的责任。

D，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殷殷倡导：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48条即为“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9、10月间，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会后，毛泽东主席批准，将“预防为主”确定为卫生工作的总方针。

1951年，针对全国各级学校学生健康不良的严重状况，毛泽东主席写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他对青年人提出三点祝愿：“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健康放在第一位，国民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有好的学习，好的工作，好的生产劳动。

1950年8月7日至19日，新中国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为期13天，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确立了卫生工作三大原则：“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定下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

1952年7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社论，指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又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E，“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伟人一声令下，南方十几个省市齐动，三年时间改写了血吸虫病肆虐中华大地一千余年的历史。

血吸虫病在旧中国，长期流行于长江流域及以江南十数省，俗称“大肚子病”。许多村寨，患病者多达60%以上，活则苦，生则哀，丧失劳动能力，在痛苦中等死。为减缓恐惧、祈福未来，人们自古就有“送瘟神”的传统。

1950年，新中国政府对血吸虫病展开全国摸底调查，调查结果惊人：血吸虫病遍及南方十数省市，病患人口逾千万，受感染人口更达一亿之巨。

1955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6年1月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决议，将消灭血吸虫病计划由15年大幅提前至7年。

清除血吸虫病，就要大规模清剿钉螺。但成本巨大，每亩土地约需五百元，江苏一省300万亩土地的灭螺耗资高达十五亿。当时最严重的疫情省份十几个，合计经费接近200亿。

困难吓不倒新中国人民。经广泛深入论证，采取人海战术，完全可以低成本消灭钉螺。

江西、浙江、江苏等地，万千民众挑灯夜战，场面十分壮观。单单江西一个余江县，两年三次灭螺，掘地挖沟投入民工四万人，填埋老沟、开掘新沟长度累计三百多公里。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余江县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主席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二首光辉诗篇。

还写下这样一段作诗后记：“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现在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最终，在一代伟人毛泽东领导下，万众一心，知难而上，昼夜奋战，当年中央确定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仅两三年就剿灭了千年顽固肆虐的钉螺，送走了“瘟神”，创造了人间战胜血吸虫病的奇迹！

F，“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对中医的认识达到一个“国宝”级的定位，定当推动中医事业的长足发展。

1949年9、10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指出：必须很好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5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朱琏一道吃饭，不仅高度评价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而且在开宴举杯之时说：“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照这一批示，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举办了6个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从1955年到1966年，共培养了4700多名“西学中”人员。

2015年12月7日下午（北京时间7日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用中文做题为《青蒿素的发现　中国传统医学对世界的礼物》的演讲，她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

她道出了中国中医药学发展的一个史实：“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

屠呦呦的演讲证明，中医药在毛泽东时代，被高度重视和健全发展，取得了实质性成效。

G，“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简称“六二六指示。全国上下闻令而动，在中国农村建立起以“赤脚医生”为中坚力量的庞大医疗卫生体系。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毛泽东主席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在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1968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

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此后，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农村合作医疗，得到了快速而有效的发展。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半医半农”的卫生人员称作“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迅速建立，县有中医院、西医院，公社有卫生院，大队有医疗卫生室，生产队有深入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最高峰时，全国约有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分布在广大农村。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针对农村常见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由美国人，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

至1978年，新中国人均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了68.2岁，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