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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5400字，阅读约需12分钟。 研究历史的人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如果史书记载含糊不清，或对同一事件的记述互相“打架”，该怎么选择？除了闷头扎进传世史籍去抽丝剥茧层层剖析之外，最好的办法就是找第三方旁观者加以佐证。而最有力的“证人”，就是那些躺在地下从不曾参与“辩论”的断墨残楮。20世纪初，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的珍贵文献，即勾勒出一幅中古时期国人生活的实景全貌。莫高窟17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藏经洞，人们在里面发现了5万余卷手抄或印本文书，内容包含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曲艺、水利等方方面面，又被称为“敦煌遗书”。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文书，与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故宫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中国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 
17窟本为晚唐释门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即绘塑高僧真容的纪念性洞窟），大概在11世纪初，窟内原有的洪辩塑像被三界寺僧众移至他窟，代之以该寺收藏的大量佛经、佛画、法器及其他宗教典籍、官府文书等，并砌墙封闭窟口，直到1900年被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吉川小一郎等外国探险者，从王圆箓处骗购了3万多件，致使敦煌遗书散落于英、法、日、俄等国，仅有万余件文书及文物幸存国内，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收藏。
 ▲ 这张老照片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1907年拍摄的敦煌莫高窟17窟（藏经洞）内景，那里是敦煌遗书最重要的发现地点。· 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与清扫沙土的伙计杨某，发现莫高窟16窟甬道北壁的壁画后面有洞，洞内充塞着大量白布包，每包裹有经书十卷，另有佛帧绣像等平铺在白布包之下。封闭近千年的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 王圆箓不断拿出写经、绢画送给附近和过往的官绅，换取“功德钱”。· 1905年10月，俄国人奥勃鲁切夫以50根蜡烛做交换，从王圆箓手中拿到两大包藏经洞写本。 ▲ 道士王圆箓。· 1907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用四个马蹄银（相当于200两银子），骗购29箱藏经洞珍宝，其中经卷写本24箱，藏文遗书现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汉文遗书原藏不列颠博物馆，1973年起移藏不列颠图书馆。· 1908年2月，法国人伯希和用500两银子，获取了背面有非汉文的经卷、带有题记的经卷、估计未入佛藏的经卷以及非佛教典籍和文书等，这些都是藏经洞宝藏的精华，现存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 1909年8-9月，伯希和在北京邀请罗振玉等人鉴赏敦煌遗书珍本，中国学者首次意识到藏经洞宝藏的价值。 ▲ 110多年前，伯希和进入敦煌藏经洞。· 1910年，清政府学部拨款6000两白银，购买藏经洞遗留写卷约万件，运至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收藏。运输途中，部分珍本被何彦升、李盛铎、刘廷琛等官僚劫掠。王圆篆对官府给出的300两香火钱的作价不满意，偷藏了部分在他看来书法严整的写经。· 1911-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到敦煌，从王圆篆处骗购数百本写卷。· 1914年，斯坦因再次从王圆篆手中买入570本经卷。· 1914年8月，俄国奥登堡考察队从敦煌当地乡民处收购较大的经卷200多个，残片18000多号，其中有部分出自莫高窟藏经洞。这批遗书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 拍摄于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带回的绢画和丝织品多保存在这里，经卷则大部分存于大英图书馆。根据统计，全世界敦煌遗书的总量约为68000号。这里所谓的“号”，是收藏单位为管理入藏的敦煌遗书所给的编号。一般来说，无论长短大小，一个独立件即为一号。如果剔除掉非藏经洞的遗书，把较小的碎块残片忽略不计，再将可以缀接的残卷缀接起来，则汉文遗书的总数大约不到30000号。中国国内有13000多号，英国收藏有7000-8000号，法国有4000多号，俄国不到1000号，日本约2000号，其余散藏在世界各地。
敦煌遗书中有年款记载的，最早为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256），最晚为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就内容来看，90%左右是佛教文书。这数万件被遗落在西北一隅，随后又散落天涯的浩繁卷帙，就像是历史的调解者，不断给后人输送新料—— 有时候，它填补了史料的空白，重新诠释了历史；有时候，它让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有时候，它又照见了规矩与现实的出入，让人感叹，秩序只是君王们最理想的设定，实际操作起来，又是另一回事……虽是断章残片，却揭开了古人生活中许多不为后人所知的“秘密”。比如关于武则天的一些秘闻。 ▲ 藏经洞出土的《紫微垣星图占云气书》。正面是《唐地志》，背面先描绘在北纬35度左右（相当于西安、洛阳等地）观测到的紫微宫诸星，接着绘《占云气书》，可能是当时用来指引路途、预卜前程的工具。摄影／朱子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狠厉果敢、杀伐决断，死在她手上的人不计其数，文臣武将、亲人政敌、李唐宗室……可谓人头滚滚。最夸张的是，《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这两本重量级史书，还揭露了她违背人伦常理的一面——连亲生子女都痛下杀手，称武则天和唐高宗长女安定公主的早夭，就是她向皇后宝座发起进攻时下的一招狠棋。随后的章怀太子，即次子李贤，同样死于武氏之手。甚至连长子李弘，在《新唐书》和《唐会要》中，也被认为是武则天用毒酒结果了其性命。 李弘，后来被追封为孝敬皇帝。其死因，史学界争议最大。目前有“病死”和“毒死”两种说法。成书于五代时期的《旧唐书》曾多次点明，李弘任太子期间，身体很差，高宗李治在祭奠李弘的制文中，也说他“沉瘵婴身”。但在《新唐书》里，欧阳修等文士分章析句，“还原”了这样一出历史情节。  ▲ 武则天画像。唐高宗显庆五年（660），皇帝的健康状况开始出现问题，对军国大事力不从心，作为“贤内助”的武则天，趁机插手政事，成为宫中的“二圣”。久而久之，权柄旁落，高宗心生不满，废后不成，便有意排挤武氏，培养自己名正言顺的接班人李弘。于是，每次出门在外，他总是让这位见习皇帝监国。如此一来，武则天的权威难免受损。 李弘性格随爹，仁孝善良，连在史书上看到前人行不孝之事都不忍卒读，更别说亲眼目睹现实中的苦难。李弘无意间得知，自己的庶姐、母亲的情敌萧淑妃所生的两个女儿，因受母所累而被长期囚禁，摽梅之年仍未出嫁。李弘不忍，连忙给父皇上书，请求让她们重获自由，享受饮食男女的正常生活。于是，“武后怒”，“由是失爱”，母子裂痕自此奠定。而最终促使武则天“下手”的导火索，是唐高宗的态度。高宗后来在追悼李弘的制书里明言，自己因为身体不争气，曾多次想把皇位传给李弘，无奈李弘遗传了李唐皇室的病体，也总是病恹恹的，好不容易状态好了一些，高宗“将逊于位”，结果，仁孝的李弘惊恐不已，以致旧病复发，溘然长逝。 ▲ 唐高宗李治。
持“被毒死”观点者，大多对李弘病情的严重程度持怀疑态度，认为李弘死在高宗即将传位的当口，必然是急于夺权的武则天抢先下手所致。史料在逻辑上也确实存有缺陷：如果李弘真如史载，病得不能理事，高宗为什么还想传位与他？于是，有人根据武则天朝武三思曾领衔修过一次史书来推测，李弘病死，应该是武则天授意编的。 这个争议，直到敦煌遗书重现于世，才得以最终落定。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两卷道教经书，为太子李弘当年的身体状况作了证明。道教是唐朝的官方国教。作为本土宗教，在和佛教“争宠”的过程中，道教顺应民间信徒心理，吸收了不少佛教特色，比如，增加了抄写经文就能为人祈祷消灾的功能。李弘病重时，唐高宗曾下令天下道士为李弘写经祈福。一千多年后，敦煌道经为这位舐犊情深的父亲，留下了爱的证据。 ▲ 影视剧中的李弘。
编号为P.2444的《洞渊神咒经卷第七》和P.3233《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记录道（编号开头的字母，代表将敦煌遗书带入该国的探险者，P指法国人伯希和，S指英国人斯坦因）：“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誓魔品》中还说，《神咒经》里写了所有鬼王的名字，“有转经之地，一切恶鬼不得近人也”“汝等受此经二十卷，供养行住持之，身中万病自瘥”。拥有最好医疗条件的皇宫，都得采取驱魔问卜的方式，可见李弘此时已然疾病缠身。经文中还提供了李弘生病的明确时间线：麟德元年是公元664年，李弘死于公元675年，年仅23岁，也就是说，早在12岁时，他就拖着个病体残躯。大概也因为常困于病痛，摇摇欲折的精神面貌，催生出李弘悲悯苍生、垂爱草木的性格。纵然惹恼了母亲，但这样的身体状态，也实在无需武则天再动手。他很大程度只是在生命的时间赛道上跑得更快了点，甚至超越了他原本想当甩手掌柜的父亲——唐高宗在有意禅位之后，还残喘了8年。
一个日本人的敦煌遗书展
早在2016年8月30日-9月10日，首都图书馆就曾推出《海外遗珍：滨田德海旧藏敦煌遗书特展》。展出的36件敦煌遗书，系刚刚从日本回流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珍宝，此前从未在国内公开。专家认为，这批敦煌写经在文献学和书法艺术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其文字学、音韵学、俗文学、法治经济史上的意义可圈可点，当为日本人滨田德海旧藏中的精华。▲ 滨田德海旧藏《劝善经》一卷，根据卷末题记“贞元十九年甲申岁正月廿三日”可知，写成时间为公元803年。 这一批海外回流的敦煌遗书，经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教授、国家图书馆善本组李际宁先生鉴定，这36件之中，有3件为六七世纪南北朝时期的写本，其余为唐代遗作。 敦煌遗书的时代跨越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初，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以后。 滨田德海收藏的三件南北朝时期写经——《大般涅槃经》卷十八至卷十九，端方、康有为旧藏《大智度论》卷第十九，杨士骢旧藏《大般涅槃经》卷第廿七，就显得弥为珍贵。▲《大般涅槃经卷》第廿七／6世纪·南北朝写本。从书法上看，这三件作品严谨端丽，隶意浓重，正如华人德在《论六朝写经》所说：“横画皆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不是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调锋，以取劲疾。”直观地展现了时人运笔的特点。这批敦煌遗书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上面留下了李盛铎、端方、杨士骢、顾二郎、徐鸿宝、许承尧、康有为等人的鉴藏印，侧面显示了清末到民国这段时间敦煌写经的主要欣赏群体。尤其是钤有“匋斋鉴藏书画”印、题签“午桥制军赠”的端方旧藏《大智度论》卷第十九，装帧精湛，是目前所知确切为端方收藏过的第三件敦煌文献。▲ 《大智度论》卷第十九／6世纪·南北朝写本。 到了唐代，楷书进入巅峰时期，写经书体的隶书意味明显减少，法度日益严谨。在这批写经中，两卷女性书写引人注目。其一为作于818年的《大波若波罗密多经》卷第三百廿八，题名“尼妙相写”，此卷书体不够整洁，但好在流利顺畅，具有笔迹学意义。其二为题名“彭法藏”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八，笔法流畅精劲，结字端丽妩媚，气息技法俱佳。此卷长约九米，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长的一件敦煌遗书。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同为彭法藏所书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写成年代为唐高宗开耀二年（682年），二者或可视为“姐妹篇”。 展出的敦煌遗书皆为汉文写就，系滨田德海的旧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海内外都相当可观。滨田德海曾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1924年毕业后进入日本大藏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兴亚院专家的身份在华，期间在京津一带搜求了大量中国古代写经、写本和其他出土文书。其中敦煌遗书约200件，大多来自于晚清著名藏书家李盛铎。▲《妙法莲华经》卷第八（八卷本）／7～8世纪·唐写本。李盛铎曾任翰林院编修，在古籍鉴赏领域功力不凡。1910年，敦煌藏经洞在发现十年后，终于引起了北京方面的注意。学部官员电告陕甘总督毛庆蕃，请其务必将敦煌遗书全部收购并押运到京。负责押运的是新疆巡抚何彦升。此人与李盛铎是儿女亲家。车队到京后，敦煌经卷并未在第一时间进入学部办公楼，而是悄悄地被送到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私宅。李盛铎和刘廷琛、方尔谦等著名藏书家应邀前往鉴定。这些行家里手将残卷中的上品窃为己有，为使数量相符，竟将较长的经卷裁割成数段，以充总数。
后世学者普遍认为，李盛铎堪称私藏敦煌写卷第一家。他晚年身陷官司，藏卷由子女分次售出。1935年12月15日及21日的《中央时事周报》，刊有《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共著录敦煌写本432号。该报称，这批写本以八万日元的价格卖给了日本某氏。▲《妙法莲华经》卷第五的一部分，专家鉴定为9-10世纪沙洲地方政权武装归义军时期的写本。 滨田德海大概正是在这段时间获得了李盛铎的部分藏品。他后来编著有目录一卷，未及付梓，便于1958年去世。1960年12月13日，日本第37回国会议院运营委员会图书馆运营小委员会开会审议，认为滨田收藏的敦煌瑰宝将会成为日本研究佛教与其它东洋学不可缺少的资料，要求以国库预算，由国会图书馆购藏，以免流散之难。国会图书馆现已成为日本收藏敦煌遗书的重要机构。此外，还有东京书道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三井文库、大东急记念文库、大谷大学图书馆、龙谷大学图书馆、唐招提寺、京都有邻馆、天理图书馆、宁乐美术馆、九州大学文学部等等，尤以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藏量最大，总数已达700多号。滨田德海的旧藏，除部分被国会图书馆购入之外，有一批一直由日本民间私人秘藏。在2016年初，经中日多方协调努力，滨田旧藏的36件敦煌遗书终于重归故里，结束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漂泊。 ▲ 敦煌遗书有部分散落民间，老照片拍摄的是1984年敦煌农民向敦煌研究院捐献藏经洞经卷的场景。时间的洪流或许能淹没千古万代人，断章残片中的墨痕，却禁不住低诉着曾经。厚德载物的大地不只供养着万物生灵，也装载、记录着发生在它身上的重重叠叠的故事。感谢敦煌遗书，让人们不止活一世，更可活千秋万世。
《中华遗产》 2016年09期 《敦煌遗书 重归故里》，摄影、撰文/张哲 《中华遗产》2024年03期
《敦煌遗书：中古历史的旁观者》，撰文/如姬，摄影/孙志军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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