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算账”到“算法”，实际上是一种认知结构的跃迁，即从“被既定的表象世界”所裹挟，转向对“既定逻辑的正当性”的质疑。
这种跃迁，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仍然存在极大的阻碍，其一是习性的固化，其二是突破习性的路径的匮乏，其三是环境机制对“正当性”的迎合。因此，完成这种跃迁的个体，只可能是两种群体：一种是不需要进入计算范畴的群体，另一种是心智结构实现全面迭代的群体，比如所谓的精英群体等。在政治哲学层面，政治有被描述为是一种计算的综合体，也就是说，政治是一门关于计算的学问，通过可能的计算模式，使散乱的群体结成为某种共同体。而这里的计算，一开始，总是关于有害的和有利的范畴，最终才演化为一种关于公平的问题。有害与有利，是相较于个体经验而言的。而公平，却是转向了群体经验。这种演化，实际上已经更改了计算的底层逻辑。这种演化模式，对于任何具有某种共同体性质的系统而言，都是相通的。或者，无论系统大小，我们都可以说，关注利害的，都是基于微观的。而注重公平问题，则可以形成为一种政治艺术。账面的东西，都是根据既定的算法得出来的。因此，在账面上，怎么算账，都是徒劳。算法，决定了一切的账面的走向和结果。即使账不对，也能迅速找到哪里出了错漏，因此，这种账，没有任何技术可言。它本就是一个既定的框框，里面的参数都是固定的。因此，死死盯住账面参数，这里抠一点，那边挪一点，不仅改变不了结局，还时不时把自己磨练出了小家子气，最后，居然习惯于这种斤斤计较，类似于螺丝壳里的抠抠搜搜。而这就是一种要命的习性。最关键的是，死算账的个体，之所以会进入死算账的圈圈，就在于其对这种算账模式是承认的，或者说，是默认的。又或者，是根本不知道除了能这样算账之外，几乎别无选择。最后，越算账，账越死。因为，在无数的死算账的过程中，个体的精力被耗费了，注意力被圈禁了，于是，无暇思考，无暇反省。能够把人装进“死算账”算法逻辑的，一定是懂人性的。因为，越是普通，越容易相信自己看得见的参数。算法，是账的底层规则。账面，是底层规则的最终呈现样式。当然，因为参与个体的差异性，会对最终的呈现样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只要底层规则不变，那么，账面的样子，总是会让底层规则偏好的那些部分，走向极致化。比如，在算法中，对参数的引入，以及对参数价值的评估手段和参数可分享总价值的比例衡定，都会包含有一定的规则偏好。而当这种算法被固定下来，也就是获得了在系统中的普遍性应用时，那么，其底层规则中的偏好，就一定会竭尽所能地去不断增加自己“可分享”的比例。也正是这种不断膨胀的偏好，使得更多个体陷入到了“死算账”的狭小空间中。同时，一旦这种膨胀形成了对其它偏好的强烈挤压，以致有改变比例结构的风险时，算法才会开始进入自我修正阶段。之所以说聪明人“谋算法”，正在于其看到了账面低下切蛋糕的手法，于是，他们会把力气用在寻找规则的偏好上，而不会在既定的账面死算账。而一个账面，成为死账，并不是账面参数的问题，而是账面之下，出现了太多的利害。因此，死算账和算死账，不过是系统缺乏政治艺术的必然结果。因此，死算账的，最终都停留在有害或有利的狭隘计算之中。而很多这种死算账，却基本源于规则偏好。所谓的基于公平的政治艺术，实际上是要达成一种相对平衡的利害约束，而不是给规则偏好预留空间。一如惨烈的账面，有人说是行情不好，有人说是经营不善，也有人说是谁拿得太多了。而事实上，却是账面低下有着空间巨大的规则偏好。比如，某些群体，其价值评估不高，但其可分享总价值的比例，却非常的大。而这种悖逆，就是进入了微观的利害，从而损害了政治艺术的诞生。没有基于公平的政治艺术，那么，就只能任规则偏好走向极致化。于是，死算账的群体越来越大，生命力也就少了。◆◆◆ 关于阅读书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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