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

  【文/葛兆光】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音频节目，从2019年6月开始，历时两年半，现在已经全部播完了。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

为什么要“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一部相对完整的、自己写的全球史；第二，在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全球史里，还没有一部是从中国出发或者说以中国人的眼睛来看的全球史；第三，我们到现在为止还在摸索中，我们还有很多遗憾，还有很多问题。所以是“设想”。

1.引言：从三星堆猜想说起

首先，我想从最近大家特别关注的三星堆考古发掘开始讲起。大家都知道，2021年3月份，中央电视台对三星堆发掘做现场直播。在中国，以国家电视台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报道一个遗址发掘，用那么大的力量，背后一定有它的背景和目的。这我们不去管它。

但是，可能大家都关注到，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里，过去出土的像立人铜像、青铜纵目面具，还有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黄金面具、黄金权杖，跟过去中原核心区域的殷商、西周遗址出土的物品很不一样。或者说，确实有非常多的意外，包括这个祭祀坑里出土的象牙之类，我们也确实觉得蛮有意思的。

2021年12月5日，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展出新出土文物，图为新出土的黄金面具（局部）

我简单介绍一下三星堆。大家可能不很清楚的是，实际上三星堆发掘最早也是有外国人参加的。1934年，有一个叫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2）的人，他那时候在华西，跟中国人林名均合作，就已经发现一些他们觉得很震撼的东西。后来到了1958年又继续发掘，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当然，真正命名为三星堆，并且特别重视起来，是1980至1981年。到了1986年，第一号、第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很奇怪的青铜器，这才轰动起来。

问题是，三星堆文化该怎么定义？它到底是蜀文化，还是中原文化的分支，还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区域文化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论。可能大家都知道，四川这个地方是很奇怪的，我一直对云贵川这个所谓西南夷的地方很好奇，就是说，是不是它可能跟中原联系不那么密切，反而跟域外有些地方互动较多。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史记》里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发现那边有四川的邛竹杖，还有蜀布。所以，张骞就向汉武帝提出来，说可能从四川到印度另外有一条通路，所以汉武帝曾派了四个使团通过云南，寻找去印度的道路。当然这四个使团没完成任务，最后无功而返。但是这恰恰就说明，西汉时候，甚至更早，四川这个地方跟缅甸、印度可能有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会不会导致四川文化可能跟中原的不太一样呢？

大家如果去过眉山，可能会知道彭山崖墓有中国最早的佛教石像，考古学家说这比中原的还要早，那为什么在四川那么早出现佛像呢？它是否不是从中亚西域传过来的呢？所以，学界有西南丝绸之路的说法。据说，西南丝绸之路是通过两条道：一条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道、始阳道往云南，经哀牢到南方；另一条从宜宾出发，经过僰道到朱提，再往大理、永昌。大家都知道，从四川到云南，经缅甸、印度这条路，跟中国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它的山脉像横断山是南北向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这三条江也是南北向的，跟中国其他地方山川的东西向都不一样。

因此，沿着后来所谓茶马古道，还有再后来史迪威公路这样的路，可能都是南北向通向外面的。所以有人断定说，四川这个地方很早很早就跟西面、跟南面有关系。还有一个事情可以提一提，大家可能没读过季羡林先生写的《蔗糖史》。《蔗糖史》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蔗糖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关节。传说在中唐时期有一个来四川的外来和尚叫邹和尚，是他把高明的制糖技术带到中国，而制糖技术印度最厉害。因此，从对外联系上看，西南包括四川总是有一些跟中原不一样的地方。

我之所以要讲这么多有关三星堆的内容，其实是想说，当人们面对三星堆遗址的时候，中国无论是学界、政界，还有媒体，其实都有两种判断前提。大家都知道费孝通讲“多元一体”，但是，究竟主要是多元还是一体？有一种判断前提，是关注重心在“一体”。也就是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不仅独立发展，还有很多分支，巴蜀就是一个分支，这是一种。但还有另一种，关注重心在“多元”，强调多元是说这个族群、这个文化从各方而来，由各种不同的文化不断交融、交错、融汇而成。这两种说法看起来都讲“多元一体”。

1990年，费孝通发明这个概念很了不起，他把矛盾冲突的内涵纳入同一概念。但事实上，毕竟这只是理论，中国历史学界始终是有两面的：一面强调中国民族与文化的独立性、包容性和笼罩性，用后来的“中华民族”回溯历史；另外一种强调什么呢？就是强调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外来性和融汇性，而把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三星堆发掘给全球史或者说给历史学界一个最大的冲击或启迪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考虑这些问题：在历史过程中，我们对古代人类的联系到底有多少不知道，我们对古代人类的联系和移动是否估计得太低。

很明显，三星堆引起的争论或议论，无论内行还是外行，很多人心里最关心的是，三星堆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跟西亚有关系？是不是和南亚有关系？你看那个权杖原来从来没有过，它跟西亚北非的权杖有没有关系？你看这个面具好像不像我们传统华夏的东西，它是不是受外来的影响？所以，三星堆的发掘，不管结论是什么，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启迪我们，可能全球早期联系不像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么少，全球各地之间也许有很多很多的联系，这是我要强调的一点。

这就和全球史有关系了。

2.全球早就彼此联系，只是历史缺乏记载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其实，全球早就彼此有联系，只是历史缺乏记载。

大家都知道“历史”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儿，另一个意思就是曾经被记录下来的事儿。如果没被记录下来，难道就没有历史吗？实际上是有的。

顺便说一下，最近这二三十年，国际学界或者说国际考古学界很热门的一个焦点是什么呢？就是土耳其的一个叫恰塔胡由克的遗址，也叫加泰古丘。这个遗址有多早呢？我们想都想不到，它离现在有九千二百年到八千四百年。我们感慨它的精美程度，它的发达程度好像比我们过去想的都要发达。

加泰土丘位于现在的土耳其，城市占地6公顷。由紧紧靠在一起的1000座房屋组成，没有街道（图片来源：网络）

九千年前的东西，怎么会这么精美这么发达？比如有一座雕像，一位女性的两只手按着两个猎豹。我们中国也有这种所谓的女神像，比如红山文化的孕中女神像，但那个太粗糙了，而加泰古丘的这个雕像很精美，简直让我们想不到九千年前这里的文化有多发达。有学者就说，加泰古丘的发掘给现在的历史学界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是不是中亚、东亚、北非甚至欧洲很多文化，都跟西亚、土耳其、两河流域的所谓新月地带有很大关系？

因为没有证据，我们不敢说，但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零零星星的资料都证明，古代中国跟外面的联系实在是不少。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节目里，我们谈到小麦是从西亚过来的，青铜冶炼也是沿着北方草原过来的，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们举个例子。在西安出土的一个西周墓里，有一个带有螺旋形动物图像的放在车上的青铜制品，居然跟公元前1000年伊朗的一个卢里斯坦高原出土的马头上的青铜饰品几乎一样。在山西，曲村—天马的晋侯墓里出土的玛瑙玉石珠串，跟草原上游牧民族早期墓葬里发现的珠串也是非常像。美国学者班宗华（Rechard Barnhart）在1999年曾经说过一个令人着迷的故事。广州南越王（卒于公元前122年，大概与张骞、司马迁同时代）的陵墓中，有一个波斯风格的银盒，跟出土于今土耳其一带、公元前700年建造的佛里吉亚（Phrygia）国王迈达斯（Midas）墓中的器皿风格相似；还有一个波斯—希腊风格的角状玉杯，跟希腊、伊朗同时代的玉器风格也相同。所以，他说有关早期东西方的路径和编年，是未来中国考古最令人兴奋的故事之一。

如果你看这些零零星星的证据，你就可以注意到一点，我们现在可能低估了那个时代人移动的能力以及那个时代技术与知识传播的能力。

古代中国人有一个习惯，总觉得我是华夏，是黄帝后裔，族群是从老早老早就慢慢滋生，你是帝喾的子孙，他是颛顼的子孙，就连那些“蛮夷”也被算成蚩尤的子孙，反正都是从黄帝那儿来的，这样大家都是一串儿。这个历史想象是司马迁干的事儿，因为他在大一统的西汉时期写《史记》，所以就把中国各个地方、各个文化的人都写成一个同气连枝的大家族。《史记》构成早期华夏族的统一叙事，可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可能各种族群的来源是很复杂的，文化的流动、民族的交融又是很厉害的，并不是都出自黄帝，而“我以我血荐轩辕”只是文学的想象。

日本历史学的传统，和中国不太一样。2020年，我在东京大学待了八个月，跟日本学者经常聊天。日本历史学者有一个共识，就是认为绳文时代的日本人是东南亚人，弥生时代的人是东北亚人，最早的日本人是东南亚来的。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隔着茫茫大海，东南亚人怎么大量跑到日本来，成了日本人的祖先了呢？这我们不去管它。事实上，我们看到稍晚的日本史料里确实记载了六七世纪日本和东南亚的往来：比如654年，就有来自今印度南部和今泰国曼谷附近的几个人，从海上到达日本筑紫也就是九州的福冈。

而且日本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还说，最早期的绳文人跟东南亚人有共同的地方：皮肤黑、双眼皮、个子比较矮、湿耳屎。但弥生人是从东北亚通过朝鲜过去的，跟中国有很大关系。这些人个子比较高，皮肤比较白，是单眼皮，是干耳屎。这两种人在不断的混杂中形成现在的日本人。日本学者认为，东南亚人和东北亚人交融形成后来的大和人是在公元前3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期。那么，我们是否低估了那个时候人类的航海能力，他们居然能够远渡重洋到达日本，并且最后定居下来？

更有影响力的一个说法是，日本学术界曾经提出，在五六世纪的时候，日本人还经历过一场大变化，实际上后来的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场大变化的结果。是什么变化呢？就是日本人很大一部分来源是骑马民族，日本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骑马民族国家》，作者是著名学者江上波夫（1906—2002）。他在5世纪前后的日本陶器上，看到和草原国家陶器一模一样的印纹。因此江上波夫认为，在六七世纪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前，日本经过一次骑马民族的洗礼。因此，日本人是东南亚人、东北亚人加上骑马民族叠合形成的。

6世纪出土于长野県茅野市宫川疱疮神冢古坟的子持高杯（图片来源：东京国立博物馆）

大家可以想想，在日本人的形成史上就可以看到，实际上人类的移动能力相当强，早期人类是有很多互相联系的。

我们再举一个晚一点儿的例子。我在第六季的结语里提到过札马鲁丁的地球仪，这个地球仪记录在《元史·天文志》里，叫“苦来亦阿儿子”，大概是西域人的语言。札马鲁丁的地球仪比现代能看到的所有地球仪都早，而且文献记载得非常清楚，说以木头做成圆球，然后画上三分陆地，七分是水，而且画了小方井就是经纬线。那么，大家想想，札马鲁丁制作这个地球仪的时候，南宋都还没有灭亡，在13世纪60年代。可是这个时候，难道说西方那么先进的宇宙知识就传来了吗？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地球仪比这个晚两百年，藏在纽伦堡，是德国的一个制图员做的。这个地球仪东半球有陆地，西半球还是一片海水。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叫札马鲁丁的波斯人，他从哪儿来的这些知识？他的知识是不是阿拉伯传来的？阿拉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地球这个观念了吗？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世界知识的传播，是不是理解得少了点呢？

好，下面我们重点讲一个例子，就是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个地图非同小可，绘制于明建文四年（1402）。这个地图是根据两幅元代地图画的，可是这两幅元代地图里有什么奥妙呢？

现藏于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图片来源：网络）

大家看这个地图，尤其是要看左边。地图里有非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倒三角形，虽然画得不准确，画得小了，但是倒三角形的状况是很清楚的，有人说有水面的部分是非洲南部的大湖区，这个是猜测。但它的上半部加上像鼻子一样的阿拉伯半岛，画得很准确。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也都画得很清楚。更让人吃惊的是，上面还有罗马、巴黎。

这个地图引起特别大的轰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郑和还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1405年，但这个地图是1402年就画成的，而且这里很多地名都可以一一对证。比如说罗马它写成麻鲁，巴黎写成法里昔。有人还追问，它是怎么知道非洲是倒三角形的？那个时候欧洲人还没有绕过好望角，所以这个地图现在成了一个巨大的谜。这幅地图现在收藏在日本京都的龙谷大学，有人就猜测，这个地图可能是壬辰之役中被日本人从朝鲜抢走的。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是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小川琢治（1870—1941）临摹的一幅。小川琢治大家可能不熟悉，但他的一个儿子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日本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1907—1981）。

这幅地图告诉我们，古代有很多知识在到处传播，古代有很多的人把各种知识往世界各地传。其实，全球早就有联系，只不过你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记载。这种例子，你要注意的话，会越来越多。比如说，你如果去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撒马尔罕大使厅有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壁画，你相信不相信？而这个壁画恐怕还是唐代的，现在还在呢。

我们举最后也是最晚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全球联系的广泛。我们在第六季节目里提到，荷兰人格劳秀斯写了《海洋自由论》，大家都知道，这对后来的海洋法有非常大的影响，这是全球史上的大事。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教宗主持下，把世界分成两边儿，一国管一边儿。可是崛起的荷兰人不干了，凭什么就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瓜分海洋，我也来了。这个格劳秀斯就写了一个《海洋自由论》，意思就是说海洋对所有的商贸开放。

可是大家要知道，格劳秀斯为什么要写《海洋自由论》，事情的缘起在哪里呢？发生在东部亚洲的南海上。当时的葡萄牙人跟中国做生意，在一条名为“圣卡塔琳娜号”的船上搞了好多东西。这条船从中国开到马六甲，被荷兰人抢走了。荷兰人把这条船押到阿姆斯特丹拍卖，因为海洋是自由的，我抢来就抢来了，对吧？结果这个时候，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就不干了，要跟你打官司。格劳秀斯就为了这件事儿写了《海洋自由论》。大家可以看到，对欧洲至关重要的《海洋自由论》，当然后来还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都跟格劳秀斯有关。格劳秀斯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缘起是发生在东方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千万记住，我们讲全球史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从很早很早开始，我们人类就是互相有联系的，全球化时代之前我们就共享一个世界，是同一个地球上的人。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历史学本来有两个目标，可是我们现在只重视一个目标。我们过去讲历史最主要的是什么？叙述民族国家的历史，建立民族国家的认同，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培养爱国主义。可是，我们也许忽略了历史学也有另外一个理想，就是告诉你，人类是互相联系的，人类共享一个地球，你应该有世界公民的意识，这就是全球史的意义。

所以，在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节目里，我们就特别强调这种全球联系。

3.全球史与世界史有别：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

现代历史学形成的时候，最开始都是书写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那怎么样描述自己国家之外的历史呢？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全球史为什么和世界史不同，为什么全球史是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的历史。

以国家或者王朝为中心书写历史，这个传统很早，但是全面写世界历史这个传统很晚。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学里，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周边的历史是放在附属地位的。所以，我有一个看法，就是从《史记》以来，中国历史学就开创了一个“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传统。你看司马迁写《史记》，主要写的就是传统中央王朝自古以来的历史，他也写匈奴、大宛、朝鲜、南越、西南夷，但这个周边的世界都很小，着墨也不多。在中国的历史书尤其是正史里，这是一个传统，对外国历史的描述都不是那么充分，而且往往是陈陈相因的。

但是到了晚清，西洋的坚船利炮来了，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化了。那么，给中国带来世界史传统的是什么人呢？首先是西洋传教士，比如说早期的郭实腊，在1838年就出版了《古今万国纲鉴》。后来，马礼逊也写了《外国史略》，1880年上海申报馆还出版了日本人冈本监辅（1839—1904）的《万国史记》，这就把西方近代的世界史带到中国来了。

近代西方的世界史传统是什么？大家知道，西方的世界史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以欧洲近代国家为中心，把各个国家的历史合成万国史。这个传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的世界史都是这么写的、这么教的。比如说世界通史，就是在一个时代里，把英国、法国、美国、俄国或者什么，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叙述过来。这种传统经由林则徐、徐继畬、魏源也传到中国来了，像林则徐的《四洲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到了晚清学制改革，中国的大学、中学里教的世界史，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慢慢就形成我们后来的世界史传统。这样的历史写法，在一些学者的描述里叫作满天星斗，就是你看到一个辽阔的天空，天空里有一个一个的星，合起来就是一个宇宙。

但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史越来越兴盛，全球史则是台球撞击型的，有人把历史比成一桌台球，一个球打出来，满桌的球都在滚动，历史上彼此影响，互相撞击。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史是满天星斗，现在的全球史是台球撞击，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动、影响、联系、碰撞就成了历史的主要面向。所以，进入全球史研究，历史的主要诉求就开始变化了。第一，它不再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史为中心，而是以彼此影响的文明史为中心；第二，它不再以直线的进化和发展为重心，而是以互相的影响和交融为重心；第三，它不再仅仅强调各个国家的认同，而强调世界公民的意义，这个是历史学的一个很大变化。

所以，包括我们的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强调物质、商品贸易的往来，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人民包括海陆的移民，战争怎样造成人口和族群的移动，宗教是怎样传播，包括传教、朝圣和信仰的互相交错，自然包括疾病、气候和灾难如何影响了人类的历史。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全球的互相联系，重心就在于讲联系、交通、融汇。也许有人会问，这跟过去我们的中外交通史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要知道，中外交通史主要讲互相之间的往来。我们现在的全球史重点讲的是什么？是往来之后的结果。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就是过去的中外交通史，是描述人谈恋爱的，现在的全球史是描述人谈了恋爱生了孩子，而那孩子是怎么回事儿。这是我们跟过去的中外交通史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大家看很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事儿，看上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实际上你仔细追溯，有可能会发现它们来自遥远的地方。

因为我现在在上海，所以我要举这个例子：上海人爱吃草头，可草头是什么东西？最早就是喂马的苜蓿。古代打仗，马是最重要的，陈寅恪讲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汉武帝和匈奴打仗，为了追求好马，派使者和军队去西域，比如像李广利得到了天马。这西域的天马好是好，可是它也要吃草，苜蓿就跟着天马到了中国，就变成中国的牧草。我年轻的时候当过知青，就种过这种苜蓿，到了春天就把它翻在泥土下拿水来泡，泡烂了当肥料。可上海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马草，而且变成了上海的名菜之一，就是拿酒来炒一炒的这个草头。你如果回头想，原来就连这个草头也有全球的流动和交换的历史。

所以，我一直建议人们去看两本书。一本是劳费尔写的《中国伊朗编》。他就讲古代中国和伊朗，尤其是植物上有什么交流，哪些植物是从伊朗到中国来，比如说像黄瓜，当然还包括大家都熟悉的葡萄，这都是从西域来的。还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作者的汉文名字叫薛爱华，他就写在唐代有多少多少的物品、人员、药物、商品，在波斯、中亚、西域到中国之间流通。中亚的粟特人，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的商人非常厉害，他们沟通亚洲大陆的两端，甚至一直把欧洲跟亚洲连起来，这个是他们做的事情。

可是，世界史是以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全球史是描述全球联系的全球史，这两种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世界史的叙述方式能不能互相沟通？我想，实际上是可以的。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方法。我认识的德国历史学家尤尔根·奧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就非常强调，要有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既要讲联系，也要讲它们之间不联系，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因为政治形塑国家，国家强调秩序，秩序依赖制度，而制度就管理往来，所以国家也是全球史里的一个重要单位，你不能不承认国家在沟通或者阻隔人类往来之间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也同意这个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里也在不断地探索这个形式。

话说回来，全球史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以“文明史观”来取代“政治史观”，换句话说，第一要改变“欧洲中心”的立场，第二要取代“国家本位”的形式，第三要取代以“政治史”为主的写法。

首先，以文明为历史叙述的主轴，是从汤因比、斯宾格勒和亨廷顿以来，逐渐深入人心的。我们要承认，这是西方人自我反省的结果。全球史在很大程度上，把不同文明当作同样重要的东西来描写，重点是反思原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反思过去单线发展的历史观。我记得前些年我到美国去访问，跟很多美国学者谈过，他们为什么那么强调全球史观，其实强调全球史观，主要是说全球是连成一体的，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个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

奥巴马于白宫，细观看典型的西方式世界地图（图片来源：网络）

为什么要打破“国家本位”的叙述形式？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国家的历史是从现在倒过去追溯出来的，事实上国家真的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本质性存在吗？它真的是一个历史书写的必然单位吗？其实不一定。比如说法国，我有一年在巴黎参加一个会议，法国学者讲到一个事情，就说法国在1900年的时候，还有20%的人不会说法语。那么，这个国家是靠什么成为天经地义的国家，而且还有一个统一的历史呢？又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是由讲德语、讲法语和讲弗拉芒语的三个族群合成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是天经地义的历史单位吗？你写比利时史，那等于是拿现在的比利时，倒推过去的不同族群，还得把他们写成统一的历史，对不对？

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是不是我们现在写历史的时候，要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倒着去写这个历史？可是，这个说法是有矛盾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外兴安岭我们要不要写？它也曾经是中国的领土。唐努乌梁海的历史我们要不要写？它也曾经是我们的领土。为什么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千米，而不是一千一百五十万平方千米呢？或者我们说，有的时候中原王朝很小，那我们要不要按照小中国的疆域来写历史呢？这个问题就成了我们一个很难办的地方。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观，实际上写起来是有麻烦的，不光是中国，也包括欧洲，包括美国都是问题。一旦讲到国家，就觉得国家好像是本质的，从来没有去想过国家是历史过程建构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提倡全球史观，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些麻烦的问题。

其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以“联系”“互动”“建构”，打破“自古以来”“单线”“进化”的“文明/族群/国家”的“文明纯粹论”，我们不能把文明、族群和国家本质化，即区隔为互不通融、历史上互相没关系的若干块。台湾学者王明珂，他就强调现代中国的很多民族都不是本质的，都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他们互相由于认同而不断建构起来的。比如四川羌族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很多认同来自“一截骂一截”。什么叫“一截骂一截”呢？比如，山底下住的是汉人，那山坡上的是什么人呢？按照汉人的看法，他们就是羌人，但这些羌人不承认，说再上面的那些才是羌人，那些是野蛮人；可是再上面那些人呢？也不承认自己是羌人，说再再上面的那些人才野蛮，才是羌人。很多族群就是像滚雪球一样滚出来的。原来可能有个核心小雪球，但越滚越大就变成大雪球，实际上它是在不断的历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全球史观的好处就是强调联系、交融和变化，它不把这些当作本质性东西。

最后，接下来我们要以“交融/互渗”逐渐形成新“共识”、新“同一”、新“世界”的历史观，代替过去仅仅以某个区域的“物质、技术、思想和文化”进步为主的历史观。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不再以传统的古代、中古、近代、现代的方式来划分，也不用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态来划分。大家都知道，20世纪以来，历史学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就是进化论。进化论化身万千，变成各种各样的历史观。但这些历史观背后都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谁更进步、更文明、更强大，谁就是历史的主线，就以谁为标准来裁判历史。这样就把历史切割掉了，就不再是一个互相联系、彼此交融的历史。

全球历史需要有一个大视野，可是国别史以及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往往把历史切割了，让我们看不清全景。我举个例子，从中国北宋到元初，如果你只中国看史，那就是北宋、南宋、元初，对不对？可大家知道，同时世界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1096年开始的，因为对基督教帝国来说，有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在那儿，所以要发动战争。可是到了后来，这个帝国又跟崛起的蒙古有了关系，崛起的蒙古打到欧洲去了，基督教教宗曾经想跟蒙古大军达成妥协，也许是试图让蒙古大军帮他来跟伊斯兰帝国角逐。说到蒙古大军，自然又涉及中国这边的历史。所以，如果你仅仅看国别史，或者说区域史，你看不到整体，对不对？再比如说，我特别强调的是1405年。如果我们只讲中国史的话，我们就不会注意1405年帖木儿在这一年死掉。如果他不死，他就要东征了。可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郑和下西洋了，明朝面向东边了。你把这些事儿连起来看的话，历史可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如果分割开来，是不是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全球史确实有它的好处。

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

下面我要讲的是：现在中国的全球史研究究竟怎么样？

我记得2018年11月，我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访问，抽空去弗莱堡，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见面。他有一个19世纪史三部曲（《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大家可以找来看，是非常精彩的书。据说，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住院的时候，看的就是奥斯特哈默的书。奥斯特哈默跟我谈全球史的时候，突然拿出三本书，我现在还记得两本，一本是陈旭麓先生的书，一本是范文澜先生的书。他拿来给我看，说我觉得你们这两本书都很好，可是这些内容怎样能够融入全球史，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呢？我觉得很惭愧，因为奥斯特哈默他虽然也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但是他毕竟不是纯粹做中国史的。可是，他给我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好像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还没有那么关注，他们反而对我们有很多关注，而且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历史如何进入全球史。

并不是说中国学者不关注全球史。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的理论就已经在中国非常流行了，也有很多人介绍过。比如：2005年，《学术研究》杂志就发表过一篇名为《全球史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的文章；2013年，权威期刊《历史研究》还发表了一组关于全球史的笔谈；到了2014年，也有人写论文特别强烈地呼吁，要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也就是提倡全球史的研究；2015年，山东大学召开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大会有一个分会场就是在讨论全球史里的中国。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都在讨论理论，讨论全球史应该怎么研究，可是就没有去尝试写一部中国的全球史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学界最有影响的世界史就是这两套：一是我们大学时代的老师周一良（1913—2001）先生和吴于廑（1913—1993）先生，他们两人在“文革”以前编的四卷本的《世界通史》，这是很了不起、很重要的中国人写的世界史。在“文革”以后，吴于廑先生又跟齐世荣（1926—2015）先生合编了《世界史》六卷本，也是属于非常权威的世界通史。特别是齐世荣先生，因为齐世荣先生后来当过首都师范大学的校长，他的学生刘新成接着他当首都师范大学的校长，一直在提倡全球史。

可我的问题是，讲了那么多全球史，怎么自己不写一本呢？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说的多做的少呢？好像我们现在就有这个问题。老是停留在空谈理论，但全球史还没写出来。可是，事实上对于国外的世界史或全球史，我们已经介绍得够多的了。比如说，开创全球史研究的几部著作，像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像雷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此外，个案的，像玛乔丽·谢弗的《胡椒的全球史》，连胡椒都被写进了全球史，棉花的全球史也写出来了，白瓷的全球史也写出来了，可惜都是外国人写的。但至今国内没有一部全球史，更没有一本从中国出发，从中国角度、中国眼光、中国位置出发的全球史，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我们做“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音频节目的初衷。

但是坦率地说，中国的全球史写作和叙述，也面临困难。

简单地说，第一个困难就是由于我们的世界史和中国史分家，视野、知识和训练都不足。我前天讲，现在真是“术业有专攻”，我们做中国史的人，世界史的知识水准大概相当于大学本科生，可是做世界史的人呢？说老实话，他的中国史知识大概也只相当于大学本科生。很少有人能够像我们刚才讲的奥斯特哈默那样，把很多知识融在一起。

当年周一良先生为什么能主编世界通史？周一良先生，应该也算我的老师，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周一良先生推荐给北大学报，使得我作为第一个本科生在“文革”后的北大学报发表论文。可是大家知道，周一良先生可以做世界史研究，以中国史的学者身份来做世界史研究，是因为他从小学日文，后来学英文，在清华的毕业论文写日本史，在哈佛大学读博士，还学了梵文去研究唐代密宗，在“二战”中还教美军日语。此外，他做中古中国史研究，又是中国最好的中古史专家之一，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世界史研究。

可是，现在我们中国的大学里，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得很开，中国史和世界史还分别是一级学科，如此这般，历史知识就更加专门而狭窄。世界史做得很好的，他们的中国史怎么样呢？中国史做得很好的，对世界史又知道多少呢？我曾经考过我的博士生，让他们把环南海的各个国家闭着眼睛一个一个数出来，基本没有一个数得出来的。所以问题很大。我有一年跟何芳川先生一起在香港城市大学上课，何芳川先生是做世界史的，他原来当过北大副校长，2006年就去世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在那儿上课，他听我的课，我听他的课，听完了都叹气。我说我是做中国史研究的，听你的这个课，真觉得自己世界史够差的。他说一样，他是做世界史研究的，听这个中国史的课，也觉得他中国史的水平太差了。可何芳川是中国史大家何兹全先生的公子，他都觉得自己的中国史知识不够，那么别人就更不要说了。所以，我们很难写全球史，因为世界史跟中国史分家了，两边儿的视野、知识、训练都不足。

第二个困难，因为有以天朝为中心的历史观的影响，我们的世界史是很薄弱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中国的历史学界有多少了解。中国历史学界里中国史占了绝对主流，中国史强大得不得了，而且研究中国史的人向来瞧不起研究世界史的，觉得研究世界史的人就是编译，就是拿别人的二手材料来编，但实际上世界史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我们做中国史研究的人不了解世界史，说实在话，中国史研究也做不好。

第三个困难是，因为过去有非常固执的历史叙事束缚，挣脱不掉。我们过去有一整套的历史叙述方法，它很强大，但是非常不适合讲联系的全球史。无论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为主轴的近代历史观，还是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革命历史观，还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的历史观，其实都不理想。一直到现在，我们看世界史，还在看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可是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已经出版九十多年了，世界已经变化得很厉害了，学术界也变化得很厉害了，这个世界史向全球史的转化，已经成了大趋势。

大家都看到了，近十年来世界史、全球史和外国史出版都很热，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就知道这些年确实书出了很多。我这里列了一些非常好的书，像理想国的“兴亡的世界史”系列就非常好，出版社北京大学的《新全球史》和《全球通史》也非常好。东方出版中心的《企鹅全球史》也非常值得一看。有趣的是，它也来凑全球史的热点，其实企鹅这套书，严格地说它翻译过来应该叫《企鹅世界史》，不应该叫《企鹅全球史》，可是把它翻成全球史，显然就是觉得全球史很热。那么像理想国的M系列，社科文献甲骨文的一些书，三联书店的《波斯帝国史》，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帝国史》，上海三联书店的《伊斯坦布尔三城记》，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书，包括刚才我提到的19世纪史三部曲。

那么，为什么外国的世界史和全球史的著作那么热？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受关注的书，有几点是很有聚焦性的，比如大家关心的就是文明如何变成野蛮、民主如何变成专制。所以，“二战”时期的日本史，就是大正到昭和的日本史，和纳粹时期的德国史，翻译的特别多。还有大家也都关注到世界并不只是中国，各个地方都有文明，那么文明会不会冲突，这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所以讲异域文明的书也很好卖。大家有没有注意，近些年，我们评的十大好书也好，二十大好书也好，很多都是翻译的，中国原创的这一类好书很少。

因此，中国的问题就是，翻译的历史书那么多、那么热，可是中国人自己的著作呢？

5.不是立场和份额，只是角度和位置：为什么要从中国出发？

所以我想，现在的事情，就是中国学者能不能自己写一部好的全球史？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怎么写？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当你强调“从中国出发”的时候，经常会被误认为你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搞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好像要在全球史里给中国争份额。确实，中国学界也往往有争份额的想法。我记得有一年，中国学者批判《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理由就是中国部分太少了，跟中国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可事实上，我们现在讲“从中国出发”，只是要用中国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不是在世界上给中国争份额，或者说按照中国立场来描述历史。

我这里特意给大家提及一幅郎世宁画的乾隆皇帝像。大家看，这完全是西洋油画，是从一个西洋人的眼睛里看的乾隆皇帝。这个乾隆皇帝已经没有天朝大皇帝的样子，完全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从西方人眼睛里看到的中国。现在，我们用中国的眼睛来看世界，我们要强调的是，从中国出发，绝不意味着站在中国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场去讨论全球史。

来自意大利米兰的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所创作的《乾隆皇帝朝服像》（图片来源：网络）

我想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我在节目一开始的导言中就说了，全球太大，历史太长，没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像上帝一样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去看历史。所以历史学者要承认，我们只能从一个视角去看。我觉得，有时候历史学家有一种傲慢，觉得我描述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这是不对的。其实，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局限性，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学家也有局限性。这些年，我跟国外学者经常讨论全球史，比如美国学者杰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欧洲学者奥斯特哈默、日本学者羽田正，特别是羽田正，他是刚刚卸任的东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我一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他马上会敏感地追问，你是不是要用中国民族和国家的立场来重新叙述全球史？我说不是的，你一定要理解历史学者不可能全知全能，所以只能从一个视角看，我承认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识了解得太少，包括我们这个全球史的节目，也确实有我们的问题，比如说讲非洲很少，讲澳大利亚很少，讲南美也很少，是吧？我们确实不可能全知全能，所以我们强调从中国出发，实际上是一个保持谦卑的态度。

第二，我们从中国的位置和视角来看全球史。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这个视角是可以和日本出发的视角、欧洲出发的视角、美国出发的视角、澳大利亚出发的视角互相补充的，我们可以共同构成全景历史。我在十几年前从北京来到上海，去提倡一个研究方向，叫作“从周边中国看”。

为什么要从周边中国看呢？过去传统中国有一个毛病，就是站在自我中心的立场上想象自己的历史，没有对比，没有比较，总是通过自我想象来认识自己。到了近代以后，好不容易有了欧洲那一面镜子，然后从欧洲那面镜子来看自己。但是这还不够，如果从周边中国看，也许能从各个不同角度的镜子来看自己。理过发的人都知道，你前面看不着后脑勺，可是你要再拿一面镜子搁在后面，两个镜子相对，你就看到后脑勺了。如果有多面镜子前后左右照，你就把脑袋头发全都看清楚了。所以，从周边中国看，目的是要释放一种理解中国的方法。

可是，我这个一提出来，就遭到一些日本、韩国学者反对，说凭什么我们是周边，而你是中心？你不就是中华帝国主义吗？我苦口婆心地跟他们解释说，其实我们可以从周边看日本，可以从周边看韩国。比如说韩国学者白永瑞，就主张双重周边视角，意思是我是你的周边，你是我的周边。我说我不反对，从周边中国看，也从周边看韩国，这不矛盾。所以，我们说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我们只是很谦虚地说，我们只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看到的历史，难免带有中国式理解和认识的偏差。比如说，中国人说“东”，是朝鲜，是日本，是茫茫大海，更远的是太平洋对岸；我们看到的“西”，是中亚、西亚、两河流域、欧洲甚至美洲。可是，人家欧洲人看到的“东”，有近东、中东、远东，那我们就在老远老远的东边了。

所以，大家要理解，各个不同角度出发的全球史合在一起，才能够构成一个被全球共同接受的全球史。这个绝不是我们有中国中心的立场，如果我们有中国中心的立场，那就像英国人马丁·雅克说的，全球史里就要写郑和发现全世界，郑和开启了大航海的时代。可是，我在第六季的结语里反复讲，我们并不把郑和当作全球史的开端，因为郑和主要是宣扬天朝国威，他不是把这个异国文化交流和物质互相依赖当作最主要的目标，所以我们还是承认麦哲伦、哥伦布，他们才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才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所以我们说，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不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和价值，而是站在中国的位置和角度去看历史。

第三，我们讲从中国出发，也是考虑到中国听众接受历史的经验和习惯，什么样的历史叙述才有亲切感，怎么讲历史才能被接受和理解？比如说，我们讲白银贸易，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白银时代，白银的开采和交易，在15世纪以后是一个涉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大事儿。如果我们去讨论西班牙人怎么样在美洲去开采白银，可能中国听众听了会觉得遥远和陌生，所以我们选择从江口沉银开始讲起，就是因为中国听众这样听起来觉得离我们很近，我们能够理解。大家知道，江口沉银是最近几年特别热门的一件事情，传说中张献忠失败以后退到大渡河那边儿去，然后把大量的银子沉在江底，这原本只是个传说。可是，现在考古发掘真的在江底发现大量的银子，你从这儿讲过去，就知道在晚明的时候白银有多重要；再从这儿往上讲就知道，晚明用白银作为基本货币，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再追溯上去，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开采的白银，以及从日本运过来的白银有多重要，可以换回多少商品到欧洲去，这样你就可以讲得更清楚。也许，中国听众这样听了就有兴趣。

张献忠江口沉银科考成功（图片来源：网络）

我觉得，对中国学界来说，全球史的研究和撰写，还有一些问题要考虑，我们这六季的节目做完了，我们也一直在反思。

第一，全球史里，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占主流的还是贸易、移民、疾病和气候、战争、宗教传播，但是，传统历史学里占有绝对重要意义的政治史该怎么处理？商品贸易、宗教传播、战争移民造成了全球之合，政治制度、国家管理和意识形态造成了全球之分，怎么样融合到一个共同的全球史里，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此，在全球史里如何容纳国家和政治，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一直要考虑的。

第二，一部完整的全球史，怎么样更好地涵盖各区域、各文明、各族群的叙述。刚才我们讲从中国出发不是去争份额，可是过去的世界史确实有欧洲中心主义、近代中心主义，现在的全球史能够避免这种偏重和忽略吗？我们现在看各种全球史仍然是以各大文明来分配叙述份额的，可是历史史料有多少，决定了全球史叙述里的份额有多少。因为有些地方文字资料、考古资料不足，你就没法讲。比如说，早期印度的印度文明，除了吠陀、佛教与印度教，讲的不够怎么办？又比如说，波斯帝国，我们很多学者拿波斯帝国跟传统中国相比较，可是波斯帝国的史料很多是来自后来的叙述，尤其是欧洲人的叙述，这就把欧洲人理解的波斯帝国的历史带进来了。怎么办呢？这种全球史叙述上的不平衡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是我们意识到的第二个麻烦。

第三，新文化史当然是现在历史学的显学，依赖“文化”这个概念，避免了国家、政治、制度这种因素，也避免了进步、落后这样一些判断。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通过全球史整体地勾勒一个人类历史的大走向和大脉络？我们现在叙述全球史，不希望把它叙述成为一个碎片化的、分门别类的历史。但怎么样通过这些东西来看一个整体？全球史到底要不要一个一以贯之的主轴？这个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完全把握住。

6.不是结论的结论：面对全球史，中国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

最后，我要讲一讲我的理解。这个节目我们做了三年，做完后我们有很多感受。

第一，我觉得，每一个历史学者在宏大而广阔的全球史领域都要谦卑地面对，要明白自己的知识太少，我们真的知识太少。

第二，每一个历史学者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全球联系的新发现面前，也要懂得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因为不断有新发现在挑战我们的常识。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想象力给抹杀掉，因为事实上有可能新发现在不断地对传统说法进行挑战。

第三，每一个历史学者在广阔的全球史图景中，都要小心地淡化自己“族群”或“国家”的傲慢，不要把自己当作“天朝”“上国”或“中心”。中国历来有一种非常固执的中心观，就是觉得自己是天朝，自己是泱泱大国，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心之国。事实上就像那个传教士艾儒略说的那样，“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地球是一个圆的，哪里都是中心，更何况地球有五大洲，中国只是地处其中一洲中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成包罗万象、漫无边际、可以笼罩全球的一个中心国家。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我们用一句老话讲，风水轮流转，要从变化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不要仅仅从我们这个立场、价值来看全球史，那就会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全球史，那就不对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三年来，我们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其实不只是给听众知识，也给我们自己很多感受。通过这三年的全球史节目制作，我们学到了很多。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其实更主要的是一种反省。说实在话，我们对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和撰写的进展缓慢与基础薄弱，实际上是感到很焦虑的。现在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全球史叙述，我们自己感觉到很安慰，好歹我们做了一部从中国视角出发的全球史。

葛兆光主编《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理想国出品，云南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