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陕北根据地后，毛主席带着一些同志去看望我们这些小鬼，毛主席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后说：“你好命大！过雪山没有冻死，过草地没有饿死，大江大河没有淹死，人小命大呀！” 记者：您长征的时候多大？和您在一起的都是红小鬼吗？ 李耀宇：我们是混在长征队伍里的“娃娃卫生队”，有一百多人，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4岁。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由江西根据地出发，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年初，我所在的四川王坪红军总医院开始准备长征了。我们这些小同志组成“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队”，我被任命为卫生队大队长。说起我的年龄我也说不准，直到我入党填表时一位学员大姐帮我算过，后来我儿子也帮我算过，应该是1921年生人，长征那年13岁吧。说到我的生日，就把我入党的日子当作是我的生日了。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娃娃红军？你们在卫生队能做什么？ 李耀宇：这些娃娃红军和我一样，都是在家里没有饭吃，在家里饿肚子吃不饱，红军路过他们的家乡时，看到这些孩子这样下去只会饿死，就把他们都带上，跟着红军走。这些孩子的家长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孩子，只要谁给饭吃就让孩子跟谁走。这些孩子后来就到了川陕根据地，由张琴秋大姐(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带着。我们在医院的护士训练班学习清洗、换药、包扎、辨认中草药和护理伤员，还负责为伤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等。长征时，我们这些小红军人人背一只布挎包，一条干粮袋，没有棉被背包，离开王坪红军总医院，沿着红军路标指引的方向向前走。进入丘陵地带，我们遇见了蛇群，大家提心吊胆，幸好我们都没有被毒蛇咬伤。穿过蛇蟒之地，我们又来到险峻的川蜀栈道，那是古人在悬崖绝壁上凿洞，横向嵌入三尺长的木桩，再铺上圆木或石板构筑的悬空“天桥”。就是在过这“天桥”的时候，一位小战友掉下山涧摔死了…… 记者：您当时也那么小，就不害怕吗？ 李耀宇：沿岷江前行我们到了北川，接连五六天我们在原始森林里行军。进入深山之后路越来越难走，我们遇到了两座山脊间由一根圆木架起的独木桥，站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的独木桥前，我胆战心惊，久久不敢迈腿，卫生队的小伙伴期盼地望着我，都不敢走过去。几经犹豫，我心一横，说，死也要过去！我想出了一个“骑马过桥”的主意，俯身用双腿骑在独木桥上，双手抓住圆木，身子一弓一伸地向前挪动，两眼紧盯着木桥不敢向下张望，只觉得脚下冷风飕飕。全队的小伙伴都学着我的样子过来了。我们卫生队翻过邛崃山，经松潘转向毛儿盖。在这里，我第一次与红一方面军相遇。我们看到红一方面军的战士衣衫褴褛，面色青黑，许多战士的裤管和衣袖烂成布条，露出一根根肋条骨，叫人好心酸。没多久，我们又开始上路，横穿阿坝草原，然后南下进入西康省大渡河边的丹巴县，准备过铁索桥。铁索桥是由9根碗口粗的铁链挂在大渡河两岸，红军攻克丹巴时，四川军阀刘文辉撤退前，斩断了6根铁索，红军工兵将一块块半尺宽的木板捆绑在仅存的3根铁索上，木板与木板之间有半尺宽的缝隙，一眼望去，大渡河在脚下漩涡翻滚，不由得令人胆战心惊。我们卫生队的这些小伙伴几乎是爬着过的铁索桥。 记者：过雪山的情况怎么样？ 李耀宇：从丹巴到道孚，海拔五千多米的大雪山山脉横卧在我们的面前，这也是红军长征攀登的海拔最高的路段。最艰难的是在大雪山上露宿，小伙伴们不分男女，互相挤在一起，借助相互的体温抗拒寒冷的山风。疲惫使我们很快睡着，但寒风又马上把我们吹醒。寒气冷入骨髓，大家冻得浑身发抖，牙齿上下铺“嗒嗒”直响。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每人咬一小块辣椒噙在口中，慢慢熬到天亮。前面的山路越来越陡峭，积雪越来越深厚，大家身上衣着单薄，脚上还穿露脚丫的草鞋，在风雪中行走，真是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才行啊！在最艰险的路段，伙伴们互相你拉着我，我拉着你，在雪槽路里一点点向前移动。当时红军战士大多没有棉军衣，穿的都是四川家乡的单衣，经过长途行军，已经是破衣烂衫，饥饿、疲惫和寒冷折磨着每一个人，我眼看着许多战士扑倒在雪地里死了。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雪山之巅时，感觉呼吸更加困难，如同有一只手卡住喉咙，脑袋剧烈地疼痛起来，我用力挥手示意同伴们赶快离开雪山顶峰…… 记者：听说您还差点被一位善良的藏族阿妈收养？ 李耀宇：卫生队到甘孜后，我和两名6岁的小伙伴住在一户3口人的藏胞家里，每天藏族阿妈都给我端来滚热的奶茶和香喷喷的糌粑，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大吃。我在他家吃住了一个星期，但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有一天，藏族阿爸找来了土司，告诉我，说藏胞想把我留下来，说我跟着红军走，没吃又没喝，不定哪天就死在哪里了。我说，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呀！又一想，在这里呆下去不行，我对土司说，我还得跟红军走。后来土司就把我的话告诉他们家的人。临走前，藏族阿妈为我杀掉一只小羊羔，给我做成一个金黄色的羊皮背囊。藏族阿妈一边哭一边从长袍里掏出六七个青稞饼装进我的衣袋里，还有炒面、羊肉干、牛肉干。我跪在草地上，给藏族阿妈磕了三个头，他们呜呜哭着，把我揽在怀里，我也哭了。在日后最艰苦的草地行军中，藏族阿妈给我的这一口袋青稞炒面，救了我和许多小伙伴的性命。 记者：过一回草地要多少时间？ 李耀宇：有走五六天的，有走十多天的。渡过嘎曲河后，草原渐渐变了颜色，一片片水草沼泽在草原中纵横交错，一蓬蓬蒲团大小的草墩子之间积满了烂泥污水，一群长腿尖嘴的灰白色大鸟，定睛地望着我们这些娃娃兵。先头部队在草地上留下了一道道若隐若现的脚印，给我们提示前进的方向。但一趟脚印不能走过多人，否则一旦踩破草皮，就会陷入泥沼之中，招来灭顶之灾。卫生队一百多人在草地里拉开空当，互相招呼着四处散开，踩着泥水中的草墩一蹦一跳地前进。草墩相距远时，我们只好战战兢兢地趟着没膝深的淤泥，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直到踏上坚硬的草地才算松了一口气。草地里的气候变幻莫测，十分恶劣。一会儿是烈日灼烤，汗流如雨，一会儿又乌云滚滚，铺天盖地的暴雨夹裹着鸡蛋大的冰雹倾盆而下。我们按照藏族土司传授的方法，伸张双臂把身旁的茅草拢在一起，将草梢尖挽成扣结，一蓬茅草就成了圆锥状，然后在底下扒开一个洞钻进去，只听见冰雹砸在“草锥”上噗噗的声响而不会被砸伤。冰雹停了，我们立刻钻出来捡拾泥水里的冰雹，咬碎了解渴。冰雹刚过，太阳刚刚露头，狂风又来扫荡，紧接着连绵阴雨又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不一会儿，雨丝就变成了白花花的雪霰，然后变成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 记者：那人呢？人怎么样？ 李耀宇：人都湿透了，没有一块干的地方。那时也没有雨伞，也没有任何遮雨的东西。下雹子也好，下雨也好，下雪也好，都是在夏天，一出太阳，天马上就变了，人不会冻坏。那时大家都没有穿的。 记者：那都穿什么呢？ 李耀宇：没过草地以前，老百姓用牦牛毛织的毛布，穿在身上非常扎人。什么颜色都有，白色、黑色。我们过了草地到达陕北的保安，毛主席他们见到我们这个样子，毛主席说：你们四方面军吃苦了，受罪了！你们把身上穿的都脱了，该烧的烧了，该埋的埋了。我们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我穿的那一件衣服，烧的时候在火里噼里啪啦地特别响！后来，让我跟着毛主席的大秘书黄祖炎做事。几天以后，毛主席带着一些同志去看我们这些小鬼，毛主席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后说：“你好命大！过雪山没有冻死，过草地没有饿死，大江大河没有淹死，人小命大呀！”黄祖炎知道这件事后赞叹地说：“好不简单呢！毛主席还来慰问你。”草地那么艰苦，全队没有饿死一个人。当我们终于走出草地，吃上老乡为我们做的馒头和面疙瘩汤时，却有两个小伙伴不听指令，偷偷多吃，结果给撑死了。主要是饿得太久了，胃受不了。 记者：能讲一讲您自己在长征路上的感受吗？最艰苦的时候是怎样度过去的？是什么信念支撑着您？ 李耀宇：最艰苦的是过草地，我刚才讲了，下这么大的雹子，我们都钻到草里边去，不钻进去就被砸死了。那地方，今天下的是雹子，到了明天就下起大雪来，腿在雪地里冻得都拔不出来。什么信念？道理很简单，你不走就只能是死。 记者：您那时候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吗？ 李耀宇：知道。我爸爸回来后，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的部队是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我父亲是在给人织布时遇到了红军，给红军带队翻过了大巴山，之后就参加了红军。 李东平画外音：我为了写这本书又带着父亲回了一次延安。当年毛主席的小院旁，现在已经盖起了居民楼。我父亲领着我，看着山的方位，凭着他的记忆，绕到楼后头，告诉我，就在这儿。这是当年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居住地。那个窑洞就是毛主席戴八角帽，斯诺拍的那张照片的背景上的窑洞。可现在却没人知道了。延安现在用来展览的毛主席故居，是毛主席后来和江青居住的窑洞…… 说心里话，帮助父亲断断续续回忆了18年，但我仍然不能真正洞悉他的内心世界。在那片天地里一定有光明、荣誉和自豪，也一定有黑暗、屈辱、恐惧、愤怒、不平和思索。父亲一定隐藏了许多的史实和隐私，那将是永远的谜，也是我的无奈。我猜想他，尽量展示欢快的人生，来鼓舞他的子孙寻找生活的乐趣，多一点生活的理由。夕阳余晖中，我经常看见父亲独自一人呆坐，久久地凝视着窗外…… 记者印象：并不私人的“私人记录” 李耀宇参加红军时，还只是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为了寻找投了“红棒佬儿”的父亲，为了能吃上一顿饱饭，这个从小没了娘、连自己出生年月都搞不清楚的四川山里娃娃从放牛的地主家逃出来，一头扑进红军队伍，成了一名红小鬼。1935年他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次翻越茫茫雪山，跋涉死亡陷阱般的草地，饥饿，严寒，一次次接受生存极限的残酷考验，眼见小伙伴的死亡……毛主席赞叹他是“人小命大呀”！ 前不久一个安静的下午，我专程采访了已八十多岁的李耀宇老人。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仿佛穿越时光隧道，跟随这位当年的红小鬼，回到了上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那场惊心动魄的伟大征程中。 这位老红军的家在河东区一栋普通的住宅楼，一个旧式的独单元里，没有进行过装修的房间只有单人床、写字台等几样简单的老式家具，甚至没有沙发。老伴儿去世以后，他和住在附近的女儿一起生活。老人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显然为这次采访已经做好了准备，没有客套就直接进入主题。他腰板挺直地坐在一把硬板折叠椅上，稀疏的长眉下，双眼眯缝着陷入那并不如烟的往事之中…… 那不仅仅是一段历史，那是他用血肉之躯经历的人生，是他生命中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由于耳朵有些背，他听不太清楚我的提问，似乎也不希望被人打断，一经开口，便顺着自己的思绪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边讲边回忆，夹杂着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很慢。回忆不起来时，他就用手摸着自己的头用力想，面颊上细细的血管都清晰可见。他讲了长征的故事，也讲了在延安如何教贺子珍给毛主席烤制烟叶和做好吃的辣椒油并受到毛主席夸奖等许多细节，在一旁协助我采访的老人的儿子李东平听得喜出望外，他说这一段父亲以前从来没有讲过…… 其实，能够采访到李耀宇这样如今依然健在的长征亲历者，全靠他儿子李东平的热情帮忙。这个老红军的后代，从1988年开始，断断续续听父亲讲述了那段真实的往事和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他凭着一股激情、执著和耐力用文字记述了父亲的革命生涯。18年后，这部与“吴德口述”、“汪东兴回忆”并列的“口述历史”———《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李耀宇口述，李东平整理)终于出版了。 李东平说：我惊叹父亲的记忆力，他绘声绘色的叙述，重现了往日的辉煌。有时一个诱因的启发，他会讲出一段精彩的故事。2004年10月，央视10套的“探索发现”栏目来采访父亲，讲了半天延安“美军观察组”，讲着讲着，父亲忽然说，我领着谢伟思(美国职业外交家，延安“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走上小土坡，主席已经在窑洞前等候。谢伟思双手抱拳连连作揖，毛主席拉住谢伟思的手一同走进窑洞……说到这儿，父亲露出孩童般的笑容，听得央视的编导摄影们目瞪口呆…… 在红军队伍中，身为“娃娃兵”的李耀宇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眼里的大人物却别有一番情趣。他讲述延安时期的毛主席。他说，过年时毛主席给丁玲拜年，第一句话是：“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有一回我正看戏，有人轻轻地拍我的肩膀：'小同志让一下，让这个年纪大的负责同志坐一下。’我往一旁挤了一挤，露出一段板凳，来人从后面跨过凳子，一屁股坐下来，像倾倒了一座山。这是谁呀？扭头一看，原来是毛主席。他朝我一笑，与我紧紧挤在一起……” 恰恰是这些原汁原味的历史细节，才更真实、生动地见证了伟大与光荣。 当我问李东平他父亲的性格特点时，他只用了两个字：忍耐。 一岁时死了母亲、七岁就给地主放牛的李耀宇参加红军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从相依为命的祖父那里，他接受的第一个人生信念就是：活着。可悲的是，在他还没有机会读书认字之前，就先被识字的阴影所笼罩———在张国焘搞的那场惨烈的“肃反”屠杀中，他眼见识字的红军战士被抓、被杀。并且得到忠告：“千万不能对别人说你认识字，你如果说了实话，有人就怀疑你念过书，家里一定有钱财，就是革命的对象……”从此，他惧怕识字，不愿读书，还拒绝了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首长要送他去读书的好意。 走过雪山草地，历经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目睹无数死亡，使李耀宇深知生命的珍贵和活着的意义。于是他学会了忍耐，并渐渐地成了他的性格。1936年11月，李耀宇跟随红四方面军来到陕北保安，分配给毛主席的大秘书黄祖炎当勤务兵。黄祖炎要求他“不准玩股票，不准借钱，不准赌博，不准进妓院，不准和社会上的人拉拉扯扯，活到100岁，清清白白也是一个好红军。”这些话几乎成了他一生的生活准绳。 2000年9月，年逾八旬的李耀宇终于踏上西行的列车，和儿子一同回到阔别几十载的延安。清晨，他拽着儿子攀登宝塔山，去寻访他当年居住的窑洞，寻找毛主席和首长们当年的足迹。沿着陡峭的石磴，老人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而奋力攀爬，终于在一面土崖前，他发现了两孔废弃的窑洞，那是当年中央医院的旧址。他在此徘徊半日，半个世纪的风云在他胸中激荡…… 老人依然沉浸在历史的烟云中，一字一句地讲述着，仿佛对我，又仿佛是对自己。他的儿子李东平说：“你就让他讲吧，最好不要打断他。”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老人的回忆，听他讲述长征，讲述那段70年前的峥嵘岁月吧——— 李耀宇简介 四川省巴中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曾担任川陕苏区政治保卫局检察员；1935年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到达陕北，先后担任过黄祖炎、刘锡五、张苏、王德等人的勤务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陈云、李富春、蔡畅身边工作；1942年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1943年到枣园工作；1944年担任延安美军观察组管理员；抗战胜利之后，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工作；1949年在天津军管会服务科负责接待工作，同年8月，跟随黄克诚南下湖南，担任中共湖南省委行政科长；1950年任衡阳铁路局驻上海物资采购组军代表；1958年任衡阳铁路机务段党委副书记；1963年任铁道部天津物资办事处储运科长；1981年当选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理事；1982年离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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