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如何误导近古以来的古典中国

寿亭集

【之二】

人文考【14】：

《大学》如何误导

近古以来的中国

【为《国学初步》进行的紧要考订2】

        毛峰

今日有志修读国学者，必须具备孙悟空一样的“火眼金睛”，分辨“真儒家”与“伪儒家”之别：

真儒家者，毕生遵循《周礼》所谓“儒以道得民”，即以“仁爱”抟合全民族，奋力开拓、从事改善全民物质、精神事业的古典宪政自由思想，代表人物有尧舜、大禹、推行良种养育与精耕细作的“八恺”【舜帝属官】家族、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中国十义”的“八元”【 舜帝属官】家族、周文王、武王、周公、姜尚、管仲、子产、孔子、孟子、魏文侯、吴起、子夏，一直到郑玄、吴競等汉唐名儒；

大禹治水。

伪儒家者，窜乱《六经》宪典、从《小戴礼记》里硬行检出一篇来路不明、极可能是汉末禅修士为了招徕佛徒而杜撰、伪托、塞在“曾子”名下的杂乱、琐细之文《大学》，后称《伪大学》，被北宋猥琐哲学家程颐【小程】、南宋学者朱熹等“理学家”荒谬奉为“圣典第一”，竟然不顾中国人最注重的“礼教、规矩”，将此“陋文”冠于《四书》之首，将创立完整儒家宪政学说的孔子《论语》、《孟子》反而推至《四书》之末，居第二位的，竟然还是相传为孔子孙子的孔伋【字子思】所著《中庸》；

这样，学生“曾参”、孙子“子思”之所论撰，竟恬然列在了圣祖孔子、儒家正宗孟子的思想、言行、著作之前，天下有如此明目张胆、悖反混帐之事乎？

更糟糕的是，蒙古人以“异族”入主中原，见朱熹伪造的《四书章句集注》，大为欣赏，索性抛弃了儒家乃至全民族的“命根子”——《六经》，卑鄙代之以“颠倒次序”的《伪四书》，还援引小程的昏话“《四书》通，则《六经》不治而明”为佐证；

于是乎，政府科举、授官，完全抛弃《六经》根本，代之以“程朱理学”参杂佛老妖术的“穷理灭欲、格物致知之说”，中国儒生，作为全民精英，渐次萎靡于“格物”静修，类似佛家“参禅”、道士“养生”，时时处处，以“自了”为“有天理”，把“救世济民”之孔孟儒家宪政大道置之度外，时人讥刺为“内圣有余，外王不足”；

虽明末直至清中期，中外学术思想大师——陈确《大学辨》、毛奇龄《四书改错》、王守仁《大学古本序》、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颜元《四书纠错》、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中国札记》、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等，一再指出《大学》、《四书》之“道理不通、讹误百出”，但蒙元、朱明、满清三大近古“独断高压政权”错误地坚持“尊朱熹《四书集注》”以此科举取士，将上述中外英俊之士“驳斥《四书》之伪造、讹误”的观点，一律“打入冷宫”，不令流俗大众得知其片言只语；

所以，自两宋末造、元明清、近代，一伙伙浅学俗流、全盘西化分子，“以讹传讹”把《伪四书》列在《五经》之前，合称《四书五经》；小程、朱熹“杂糅佛老以入儒”的荒谬做法，非但不获起码的澄清，反而真儒家被扣上了“封建专制帮凶”的“莫须有”罪名；

近代全盘西化思潮，在陈独秀、胡适、鲁迅、冯友兰等“孤陋寡闻之人”的“全盘诋毁、诬蔑或胡搅”之下，甚嚣尘上；孔孟、汉唐名儒“为民请命、与残民的官府之间，毅然分庭抗礼”的道义担当精神，被全部刻意抹杀、遮蔽、掩盖、曲解，代之以程朱理学“固步自封、口是心非、僵化虚伪、清谈误国”；经此“张冠李戴、李代桃僵、无的放矢”、“昏乱伐挞”的“冤假错案”制造，孔孟汉唐名儒，虽百口而莫能辩，朱熹一伙、胡适一伙“一口咬定”其“不容摇撼的权威意见”，并霸道宣称“绝不容对手有讨论之余地”【陈独秀在《向导》周刊上，如是勒令持不同意见的杜亚泉大师“闭嘴”，进而动用“人脉”逼迫杜亚泉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类似情形，还出现在梁实秋反驳鲁迅批评，即遭多家杂志解除其专栏主笔职务、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因反对女生奸宿男教员家而遭正如此行事的鲁迅讽刺为“寡妇主义”而横遭多次驱逐，从此被迫离开文教界，惨死于日寇枪下；类似案例，不一而足。峰按】！

中国最近千年国运之萎靡，出自汉末禅修士伪造杜撰的《大学》。

今以《书经图说》为例：夷狄鞑虏朝廷之毒后慈禧，命东阁大学士孙家鼐领衔一批文臣，撰集《书经图说》，供自己和名义君主光绪帝“备览”、“进讲”【大臣凭此书定期给光绪讲解】，以推行“预备立宪”，可谓清廷最后一次“垂死挣扎”之举；

居仁由义，大启文明。海口儒庄村街坊。

作为孔孟儒家《六经》第一经的《书经》，经这些“满脑子《伪大学》、《伪四书》熏染而呈浆糊状”的文臣一番“歪解、瞎说”，不仅“面目全非、讹误百出”，而且，暴露出了近古-近代国人为什么“奴颜婢膝、跪舔成性、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党同伐异、告密陷害、自欺欺人成风”的社会、道德与心理等深层原因。

家乡之葱绿，灵魂之祖屋。

且看《书经图说》：

此一幅图是写帝尧治功之盛，皆本于德化之神也。

【《书经图说》第15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杭州；另见同版古刻翻印2020年版。】

峰按：尧帝治功，并不在什么《大学》喋喋不休鼓吹的“德化”，而在于尧舜、四岳、诸侯、大臣、士绅、宗族、百姓的实际“宪政建制与政策措置”，所谓“经世致用之功”；这根本异乎《大学》盛夸的什么“修齐”直接、简便到惊人程度、上下莫名所以、稀里糊涂就能推导出“治平”的“德化”之神奇、神秘；《大学》堪称“德行之巫术化、宗教神秘化”，这一《大学》“伪造”之病根——汉末佛徒“兜售其立地成佛”之“奇效”、道家兜售“长生不老”之“妖术”，真同源并根，完全与中国固有道德文明、孔孟儒家之“诚信、笃厚、踏实”的君子风格、刚猛儒士之责任担当、汉唐朝廷“开疆拓土、真抓实干”之雄阔风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凡此四德【钦明文思】，他人或出于勉强，尧则不思

而中，不勉而得。

【《书经图说》第15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杭州；另见同版古刻翻印2020年版。】

仁人墨宝，永垂于世。

天下读者！毛门诸生！

《书经图说》以《大学》之伪说，任意曲解、涂改、遮蔽《书经》原意，至此，昭昭如日月之明矣——

《尚书·尧典》首言“钦明文思”之“四德”，无论恭敬接物之态度【即“钦”】、明慧通达事务【即“明”】、修治宪政礼教制度【即“文”】、思谋考虑，缜密周全【即“思”】等“四德”，皆是“勉励而为”之“事”，皆是原始儒家“仁政爱民、建制宪政、措置民生”之“实际干练之德”；经孙家鼐等人一番“曲解、歪说”，竟然“自相矛盾”起来：“四德”根本在“勉”，《书经图说》却曲解为“不勉而得”，《书经》强调“思”即“思谋考虑，缜密周全”、切勿“伤民”，到了《书经图说》这里，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不思而中”，由“思”跨越乎《伪大学》之“豆腐渣之桥”陡然一下子变成了“不思”，如此“反差”巨大、南辕北辙，就是为了突出尧帝“德化”之“神奇、神秘”，恍惚间，寻常人“或然”即偶一为之的“劣根性”，反衬尧帝之“全知全能”的、“巫术般”的“点化”，似乎也零星可以“不思而中、不勉而得”了！

《书经》遭此“歪说”，可谓面目全非，完全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之段祺瑞故居。

《论语》明文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佛老之末造、伪造《大学》之狂徒、朱熹之“浅学孤陋”，仅从《书经图说》刻意被“《大学》化、即巫术化、神秘化”而“罪证昭彰”矣！

儒士墨宝。

……（未完待续，2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