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严树森与广西蒋琦龄、王拯

川月51 2024-05-10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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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严树森第二次在广西任按察使之后，在给军机处朱学勤的手札中，提及最多的官员是两位广西籍的官员——蒋琦龄和王拯。蒋琦龄因管辖京师，故以其衙门称为京兆或尊为大京兆；王拯因任通政使，而尊称为大银台。当时，这两位官员均应敢言而以致闲居粤西。

蒋琦龄(1816—1875）：字申甫，亦作深甫，号石月，广西全州(今全州龙水镇龙水村）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编修，迁九江、汉中、西安知府，擢四川盐茶道，累官至顺天府尹，忠勤有声。性耿直,好论事,咸丰十年(1860) 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天下震动，恰于此时，朝廷准蒋琦龄奉母回全州终养，只因南北道路阻塞不靖，暂留滞泽州(今山西晋城)，但念及累世食禄受恩，又常奔波于途，阅历颇多，于咸丰十一年(1861)应诏上《中兴十二策》万言书，内容涉及晚清政体、吏治、赋税、用人诸方面，从端正本，除粉饰，任贤能，开言路，恤民隐，整吏治，筹军实，诘戎行，慎名器，恤旗仆，挽颓风，崇正学等十二个方面，议论朝政得失,评击种种时弊 ,陈述治理国家方略，名震朝野，同治元年三月十九日，上谕:“前府尹蒋琦龄应召，陈崇正学，疏通正途，限制津贴、抽釐，筹军实等十二策。议行，惟停养廉、查陋规，以妨政体不许。诏各省举孝廉方正，务求真儒(《清史稿·穆宗本纪》同治元年·三月·癸未朔·辛丑)”。时人认为其有匡时济变之略,综核名实之材。同治元年八月十六月，前因蒋琦龄奏请招募民勇、按亩派费，朝廷降旨令各直省督抚妥议具奏，严树森就湖北情形，胪陈十弊:各省军兴以来，民多失业，一闻招募，响应者定多游惰之徒，若强令殷实之家充勇，与按户抽丁何异;况每大县募勇四五百名，小县募勇二三百名，贼来既不足恃，以之援剿旁境，亦必不得力;而每月饷需，至少亦需万数，摊派民间，势将疑为加赋;傥遇偏灾，勇粮无从供亿(按需供给)，必至绅董垫发，移借官钱，贪吏之掊克亏挪，劣绅之侵渔挟制。种种弊端，俱从此出。上嘉:所奏甚是(《同治朝实录·卷三十七》)。蒋琦龄之奏请虽未能在湖北推行，但却引起严树森的关注且奉谕具陈。严树森自同治十二年二月于广西桂林接篆后，直到六月尚未与蒋琦龄蒙面：“蒋深甫京兆，弟久仰其人，闻山居养母，足不履城，无从请教(《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原四十》)”。还非常羡慕地说“：蒋京兆高卧家山，可敬也 ( 《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原四十一》)”。直到八月初一日，在给朱学勤的信中才说:“昨接蒋申甫大京兆讣告,知于闰六月终养(指因亲人年老或病重而辞官侍奉)事竣,三年谭吉，未知能再济时艰否”。腊月廿八日，当得知蒋琦龄将赴桂林，迫不及待地将此消息告诉朱学勤 :“蒋申甫大京兆景行既久，良晤无从，顷由中丞(时为刘长佑)聘主秀峯(桂林四大书院之一；即桂林城东秀峰书院，雍政十一年建)讲席，明春三月到館，得近有道，庶惬所怀”。同治十三年三月，蒋琦龄到省城桂林，与严树森接谈数次，给严树森的印象是“谦冲和厚，深明大畧(《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原五十三》”，严树森钦佩良深。此后，于书院授徒、论文、讲艺、著书，卒于光绪元年(1875) 。严树森也于光绪二年初卒于广西巡抚任。

王拯(1815—1874）：初名锡振，字定甫，号少鹤，亦作少和，别署忏甫、忏庵、茂陵秋雨词人，又号龙壁山人，以服膺包拯更名拯。广西马平(清属柳州府)人，原籍山阴(今浙江绍兴）。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二十一年(1841）进士，任户部广西主事，其时是曾国藩在京好友之一；咸丰初年，随侍学士赛尚阿督师广西，由郎中迁大理寺少卿，充军机章京；继授太常寺卿，署左副都御史；同治三年(1864)初，擢通政使司通政使，据《同治朝实录》记载:三月，王拯“曾以佥壬滥列。请将侍郎崇纶、恒祺、董恂、薛焕、安徽巡抚乔松年、内阁侍读学士王维珍、量加裁抑。除摺内所称乔松年一节。业经寄谕曾国藩察看外。其所参崇纶、恒祺、王维珍等、事无指证。至薛焕巡抚任内被参各款。前此业经曾国藩查明覆奏。尚无实据。惟办理通商事务。颇为熟悉。而此次王拯摺内。亦未能指实款迹。是以将摺留中。暂缓查办。乃本月(四月)初九日。薛焕奏参王拯吸食鸦片烟。请加惩处等语。昨命议政王军机大臣传旨询问王拯。职官吸食鸦片。例禁綦严。王拯从前虽因治病沾染。究属有干例禁。本应照变通新章。官员吸食者。即予罢斥。姑念王拯一经奉旨传询。即据实直陈。尚无欺饰。且系原参薛焕等之员。若竟予严惩。恐因事纠弹者。闻而缄口。言路将因此而塞。王拯著从宽实降三级调用。并毋庸在军机章京上行走。以示惩儆。薛焕被人参劾。不能扪心自反。輒将王拯吸食鸦片。列入弹章。显系意存报复。有为而为。非因公论列者可比。此风断不可长。薛焕著实降五级调用。以为逞私攻讦者戒。并著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观后效。该二员当知朝廷格外之恩。感激奋勉。力赎前愆。” 四月十六日，上“以侍郎薛焕、通政使王拯互讦，均予降调，并申诫臣工(见《清史稿·穆宗本纪一》)”。此后，王拯于同治四年(1865)夏末告老还乡，主讲桂林榕湖经舍(桂林四大书院之一，又名榕湖书院；原经古书院。)、秀峰讲舍(即秀峰书院)。严树森同治十二年年初到广西，六月在给朱学勤的手札中敬重有加，说:“王少鹤大银台(即王拯)现主教省垣孝廉书院(即原桂山书院)，时相过从，闻其去岁始一索得男，近况甚佳(《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原四十》)”。仅一隔一月，又言及:“定甫(亦指王拯)先生不时过从，桃李新阴，培植颇众，闻去岁始一索得男，嘉果迟生，谅不虚也(《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原四十四》”。殊料同治十三年九月，朱学勤收到的已是噩耗:“王少鹤于八月十六日仙逝，老成凋谢，殊切怆怀(《严树森致朱学勤手札·原五十七》)”。其以词人、桐城派古文广西五家之一而名，终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