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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八月，宋太宗赵匡义下了一道诏书：“今后，举凡是在京城做官的以及地方长官的属吏、州县的政府官员，不得随便向我呈献诗词歌赋以及其它文体；如果是指出时政方面的缺失，与民间有利与有害的相关的事情、直率地对我进行谏言的，那么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上奏。那些个人大有才学、学问深厚为人称道的，让他们将相关奏章呈送中书省，由宰相根据他们的评判决定是不是上奏给我。”（《续资治通鉴·宋纪》）
其实，早年的宋太宗对于臣下献诗之类是很感兴趣，并且赏赐颇丰的。比如说，一位名叫曹翰的武将，昔日曾经追随宋太宗的兄长宋太祖赵匡胤南征北战，立下了无数大小战功，后来在宋太宗灭北汉、征幽州之时，同样战功赫赫。然而天下太平之后，他一身的武功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仅仅乎被任命了宫中一个相对闲散的武职，因此，心下难免有些不平。一次，宋太宗在宫中设宴，邀请群臣赏乐赋诗以助兴。曹翰觉得机会来了，便不失时机献上了一首题为《内宴奉诏作》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宋太宗因此十分感动，下令将曹翰的官职连升三级，并赐钱五百万、白银五千两。 从既往发生的武将曹翰因为献上的一首诗而官升三级，赐钱百万里，我们不难想见当年宋太宗对臣下献诗的热情。而他自己也喜欢舞文弄墨固然是个中原因之一，从臣下献诗中他能够收获忠诚其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则是另一原因。但是，这样的献诗除去这些之外还有什么积极意义，比如说对他做皇帝的治国理政、造福百姓等，真的很难说。 到了淳化五年的时候，宋太宗已经是“知天命”的年龄了——55岁，或许沧桑岁月让他对于来自臣下的献诗已经失去了热情——还不就是臣下变着花样献媚讨好拍他的马屁并觊觎着从他这里得到更多的奖赏？除去让他一时心花怒放、喜不自禁之外，又能让他的国家、他的百姓得到什么好处？所以，这时候下达这样的诏令，显而易见的是，宋太宗比之昔日头脑要清醒一些了。此时此刻他对什么更感兴趣，或者说认为什么更重要？是国家治理方面的缺失，老百姓的苦乐等等。因此，他从此断然拒绝了来自臣下献媚讨好的诗词歌赋等等，而让有关部门努力疏通对他进行谏言的奏章的渠道。 做皇帝对于臣下的奉承之类，很少拒绝的。既然上有所好，那么，作为臣下自然也就会投其所好。如果献诗之类还会得到如曹翰那样的官升三级、赐钱百万的重赏，那么，必然会引发一波又一波的献诗狂潮。从此，作为臣下，谁还会去琢磨怎么才能做好本职工作？还不一股脑地都去研究投机取巧——怎么写诗词歌赋赢得皇帝的欢心了？作为皇帝，则一定会在一波又一波的献诗狂潮中，迷失自我，自觉不自觉地做出越来越多的糊涂事，让国家走上危途，让百姓受苦。所以，宋太宗的这一“不得辄献诗赋”诏令至少在我看来，十分明智，值得我们为他点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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