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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春秋》 记得小时候的夏天和秋天好像雨水特别多，有时一下一天一夜，下累了歇上一会儿再接着下，下得到处哗哗啦啦地流水。不下雨时街上好多小伙伴，一下雨都跑回家了，剩下空荡荡的一条街。那时候，除了家里有一盏昏暗的电灯泡再无任何电器，窄房浅屋里更没有任何可供娱乐的东西，只有几件破家具和几本翻烂的课本。“放野马”惯了的小孩闷在小屋里那是活受罪。因而，即便是下雨我也要跑出去。出了屋门便是水世界，一切都被雨网控罩着。我站在大门檐下无奈地看着雨天，望着空寂的一条街。那时候大人们成天价上班加班、开会学习，街上只剩老人和孩子，过往的行人都极少。我走进雨里，惬意地淋着小雨、茫无目的地溜达着。于是长长的雨巷里就只有一个孩子孤寂的身影。我淋着雨走进高门台。“高门台”里是这条街上唯一的资本家，唯独他家是独门独院，唯独他家的房子全是青砖青瓦的。那是个很大的四合院，座北朝南一溜五间大堂屋，五间东屋，西边是厨房和厕所，大门有门楼，两扇黑漆大门上有两个醒目的大铁环，三步青石台阶两边各蹲着一尊威猛的石狮子；院里全是青砖铺地，还有一棵合抱粗的大榕树能遮半个院子，盛夏里，知了在高高的大榕树上自豪地放歌。院主姓高，街上的大人们见了他都尊称高先生。他长得恶眉恶相，大北瓜型的脸，黑白相间的头发往后背着，两片眉毛又黑又浓，两边的眉梢向上挑又折下来，一对大眼珠子像鱼一样鼓涨着，肉乎乎的大鼻头，两个大门牙有点往外呲，我们私下里都说他长得像胡汉三。他的太太比他小十几岁，五十多岁的人了，看上去比街上四十多岁的妇女还年轻，中等个，白净脸，梳着一丝不乱的剪发，灰色的便褂黑色的裤子虽然不新却十分清洁。据说她并不是头房。解放后他家的生意先是公私合营、后来就没他的什么事了，老两口有个儿子在家度日。别人家都上班还穷得叮当响，他家没人上班却过得比谁家都股实。大人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居委会里知道，他还有个头前的大儿，参加了解放军，据说还是个大官，南下没再回来，为了不耽误前程，与资本家父亲划清了界限，但是也一直没断了往家里寄钱。文化大革命“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被扫地出门，正是由于高资本家还是革命家庭，所以才没有扫地出门，而是把他的一些家具、摆设、书籍从家里搬出来，分的分，砸的砸，烧的烧。把他的五间东屋分给了街上两家孩子多房子小的人家，西边的厨房、厕所公用。从此，这个四合院就开始了大杂院的生涯。搬进来住的两家其中一家有六个孩子，另一家四个孩子，引得街上的孩子都到这个院子里玩。这时高资本家脸前的儿子去外地上大学了，就剩老两口。高太太特别喜欢小孩，有的孩子回家对大人说：“今天高奶奶给糖吃了。”有的大人说：“不能吃，那是糖衣炮弹！”小孩才不管哪，糖衣炮弹也是糖。晴天干地时这个院里可热闹了，大点的孩子玩跳房子、打拉子、弹豆豆、斗蛐蛐等等，小点的孩子玩摔瓦屋、摔元宝、扔沙袋、跳皮筋等。这个院子里嬉闹声从早到晚，大人似乎习惯了。只有雨天这个院子才静下来。雨天里这个院子的砖铺地才显得更优越，街上和其他院子里的地都是泥泞的，这里的砖铺地被雨水冲得更干净。我淋着雨走进这个大杂院，空落落的院子显得特别大，青砖的墙被雨水打湿了，房檐上也往下滴着水、就连院子里一根长长的晾衣服的铁条上也成串成串地往下滴着水。平时不被人注意的南墙根下的青苔在雨水中显得特别青翠。还有蚯蚓在墙根儿蠕动着，这些蚯蚓看似默默无闻，一旦地潮湿了它们就会把地表的土搞得鼓胀起一堆儿，上边留有它们窜过的小孔。还有一种小昆虫庆幸似的发出悠长地鸣叫，那声音不像蛐蛐叫得那么急促，也不像蝉儿叫得那么聒噪，而是不急不缓一串串清脆悠扬，到夜晚这是最好的催眠曲，那声音显示着大地的生机勃勃。潮湿的南墙上还有几只驮着玉白色硬壳的蜗牛往上爬，走过去摘下一只在手掌心里把看一会儿再把它放回墙根儿，它伸出长长的脖子、摆动摆动触须又重新往上爬。我们并不清楚它上爬何为、目的何在？但只见它执着地往上爬，尽管很慢！院子里大榕树平时是把硕大的遮阳伞，骄阳的时候它过滤炽烈的阳光，洒下柔和的阴影，日头越毒，知了在高枝上越急叫。此时的大榕树被细雨梳理得青枝绿叶粉花朵朵，挺拔的树干上像刚上了一层青漆亮闪闪的。从树下的砖地上捡起一朵绒花，你只能捏住细细的花枝，花朵精细得像江南的绣女的精美杰作。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企图能引起院中两家小孩们的注意一起到雨中来玩，可偏偏就没引起他们的注意，因而我才得以细看这个院子。平时只顾疯，没人发现这个曾经优雅甚至有些庄严的四合院现在已露颓败之像，尽管高老太太每天早晨打扫一遍院子，可是两家邻居门前放着大水缸及杂物甚至孩子们的烂鞋臭袜子；邻居为了垒灶拆掉院墙的砖，院墙就极不情愿地呈豁豁牙牙的容貌；以前那大漆的雕花门窗已经斑驳干裂，其中一家的一扇门下摆被踢坏，为了阻挡冬天进风胡乱找了块烂板子糊上，房顶上的小瓦缝里荒草四起……最不能忘记的是“文革”期间高资本家老两口遭的罪。那时候赶巧街上回来个复员兵等分配，因是党员暂时负责居委会工作，为了突显政绩，就带着几个积极分子开始每周集中这几条街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来居委会汇报思想。大人们私下里说这是过堂。居委会就设在街上两间破房子里，是搬到高资本家房子里的王姓人家空下的房子。这些“四类分子”们先在屋外的墙根儿埃个蹲着，叫到谁的名字谁喊“到！”然后进屋向坐在一张桌子前的复员军人鞠躬，然后开始汇报思想：我是罪大恶极的大地主，剥削劳动人民，罪该万死，我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批判，老老实实做人，不许乱说乱动……复员军人听着就暗笑，忍不住就挥挥手让其下去再唤第二个。轮到高资本家过堂了，复员军人先发话了：“听说你家两个儿子都很争气，大的在外地当军官，二的上大学，有你这样的家庭他怎么当的军官？！”听话音他好像对军官没什么好感。“你以前是怎么剥削压榨店员的？”“我没剥削压榨店员，一直对他们很好。”“你敢说没剥削？没剥削你哪来的这么多财产？你富了就会为富不仁，你财大气粗了就会横行霸道！”“没有。”“还嘴硬！”复员兵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过去，左右开弓：“说！——剥削没剥削？”“没有。”高资本家被打的两腮又红又肿，哆嗦着嘴唇依然坚持。复员兵绕到后边闷闷地两脚把高资本家踏倒在地，然后命令手下把他捆起来，压杠子。可怜高资本家老胳膊老腿哪经得住这般严刑，他闭着眼咬紧牙关、额头上渗出了汗珠，那被压抑着的惨叫从喉咙里通过鼻腔发出来让人听了撕心裂肺。我在外边气得攥拳跺脚，恨不得冲进去揍复员兵一顿。虽然看《白毛女》上黄世仁的所作所为可恨，可是眼下高资本家已被打倒，听着这种老迈之人的惨叫怎不叫人发狠。过堂终于结束了，高老太太把老头子掺回家，从此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高资本家再也没下来床。这是最风声鹤唳的年代，两个在外地当干部的儿子早就不敢给家里寄钱了，缺吃少药的高资本家没撑多长时间就一命呜呼了。院中人帮着把尸体抬到屋当门，高老太太就坐在屋当门哭了两天，还是邻居找到居委会，说死尸老这样放着也不是办法，街上就买了一领大席卷了尸体放地排车上拉到郊外埋了。无依无靠的高老太太开始沿街乞讨了，街坊邻居尽管很穷还是都给她口饭吃。这位曾经在街上最高贵的夫人沦落为街上最龌龊的老妇人。在一个冰雪天里，高老太太冻死在屋里，还是街坊邻居打发了她的后事。人们始终没有看到他们在外地当干部的两个儿子，据说若干年后他的二儿子来过街上，说是来讨要他家的房地产，结果如何不得而知。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复员兵后来分配到工厂、改革开放后工厂倒闭他下了岗、再后来他患了脑血栓整天拄着一个方凳蹒跚在街上……1958年生于山东济宁市中区，曾在兖州电视台任职，现任《纳税人报》副总编，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共发表文学作品200余篇，著有长篇小说《换个角度》、《朱复戡传》、中短篇小说集《淡泊》，作品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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