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燕 《左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间春秋各国的历史。研究春秋历史，《左传》不可不读，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左传》不可或缺。《左传》不仅是史学经典，也是一部文学名著。 《左传》叙事记人用墨极简，又是文言文写成。对普通读者来说，阅读和理解起来并不容易。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与军事史研究的黄朴民教授最近出版的《诸侯的天下》一书，就是一部帮助读者了解《左传》、学术性与通俗性俱佳的“大家小书”。它从大处着眼，小处着笔，通过精心挑选的35个故事，揭秘战略、剖析人性、纵论古今，见解独到，常能“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 首先，作者善于从战略角度解读《左传》和春秋历史。众所周知，争霸是春秋时期的主题，战争是春秋历史的主角。从某个角度上讲，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因此，从战争发展考察春秋历史的演进过程，从战略角度分析诸侯霸业的成败得失，与春秋时期的特点恰相契合。黄朴民教授曾在军事科学院工作，从事军事历史和战略研究二十多年，养成了他从宏观视野、整体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理念，也为他从战略角度解读《左传》和春秋历史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便利。 书中对“春秋五霸”的崛起作了精辟论述，如“齐桓公的稳重”“秦穆公的战略短见”“晋文公的逆袭”“楚庄王的雄才大略”等，这些论述不是仅停留在性格分析层面，而是深入到对战略、人性，以及二者互动的考察。在作者看来：“在诸多春秋霸主中，齐桓公是有大略而无雄才；秦穆公是有雄才而无大略；晋文公倒是两者俱备，只可惜天不假年。” 或许读者会问，谁是春秋霸主之首呢？作者认为首推楚庄王，理由是：“春秋历史上，齐桓公称霸时间长于楚庄王，可是霸业的规模却远不相逮；晋文公的霸业规模也许不亚于他，然而其称霸的时间却要短暂得多。至于秦穆公、宋襄公之流，似乎更是上不得台面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楚庄王是春秋时期大小霸主中的第一人。” 书中还对郑庄公、楚武王、齐襄公、晋献公、晋襄公等诸侯的霸业从战略得失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泓水之战与贵族精神的消逝、城濮之战对晋国全面崛起取威定霸的决定性作用、邲之战与楚国霸业的全盛、小国弱国的生存智慧与外交之道等进行了论述，见解深刻，发人沉思。 本书亦能从《左传》故事中剖析人性，关注性格对行为与命运的影响。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尊礼重信的传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书中宋襄公、华豹的故事，可谓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回响，君子之风的绝唱。宋楚泓水之战中，宋襄公遵循“不以阻隘”“不鼓动不成列”的“军礼”原则，没有趁楚军渡河时“半渡而击”，以致错过了进攻时机，最终大败亏输。华豹的做法与宋襄公如出一辙。华豹与公子城在战场对峙，他先射公子城一箭，没有射中，准备再射时，公子城大喊：“你已经射了一箭，该我射了。我还没射，你就想再射，太卑鄙了。”华豹于是按照旧的“军礼”传统，放下弓箭等待对方射击，结果被公子城一箭射死。对宋襄公和华豹，作者没有嘲笑，而是客观分析了当时社会文化与道德风气的时代变迁，对贵族精神与君子之风的没落，发出深深地叹惜。 卫宣公的两个儿子，太子急与公子寿手足情深、争相赴死的故事，也感人肺腑。卫宣公宠爱宣姜，为让宣姜之子公子寿上位，设计杀害太子急。他派太子急出使齐国，暗中让强盗埋伏在途中，准备杀死太子急。公子寿得知后，将实情告诉了太子急，让他快跑。太子急认为“父命不可违”，拒绝逃亡。公子寿无奈之下，灌醉太子急，代其使齐，结果被群盗杀死。太子急酒醒之后，知道公子寿代己赴死，便追赶过去，对强盗说，你们杀错人了，要杀的人是我。于是，太子急也被强盗杀死了。在人性底线被击穿、道德规则被践踏的春秋时代，太子急与公子寿的故事犹如暗夜中的一道光，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圣洁和人生的希望。当然作者也注意到，这个故事中有不合理的、戏剧化的情节，有润饰夸张的成分，但还是对这种人性的“善”给予了最大地褒扬，认为“以文学化的笔触叙述某一历史事件，似乎也反映了历史典籍的作者对有关历史功能实现的理想追求”。 面对古老的历史，作者也能够从现代人的立场、观点，观照历史，沟通古今，为当下社会生活提供借鉴与启迪。对于史书的记载，作者强调，应保持怀疑态度和独立精神。他在本书代序中分析了《左传》和《史记》对“赵氏孤儿”故事的记载，还原了真实历史被歪曲与重构的详细过程，认为这个故事“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只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高尚”，进而指出，“历史叙述中的真实性之反映，古往今来都受政治与权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也受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普遍价值取向的引领乃至塑造。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事实，很有可能并非事实，而仅仅是一个'神话’，即一个由'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之逻辑所演绎的'神话’而已。”所以，“孟子所主张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永远是我们认识历史、理解现实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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