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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法国巴黎。居里夫人对他的学生说：“留下来吧，年薪55万法郎”。不料，却遭到了拒绝。一开始，居里以为开价太少。不曾想，能让学生放弃55万法郎的原因，竟是1000斤小米。 本文内容均基于权威历史资料整理撰写，文末有文献引用来源 1951年6月，杨承宗在巴黎的邮局内，握着一封来自远方北京的电报。这封电报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发出，内容：钱三强希望他尽快回国投身科学研究。杨承宗此时已是巴黎大学理学院的科学博士，成绩斐然，他的导师伊雷娜·约里奥-居里甚至向他提出了一份年薪高达55万5350法郎的聘书。然而，对于伊雷娜的诱人聘请，杨承宗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伊雷娜满是不解地问他，为何拒绝如此优厚的待遇。杨承宗回答说中国可以给他的是“1000斤小米”。 决心回国后，杨承宗不仅动用自己所有积蓄，还四处搜集了大量原子能研究的资料和设备，这包括从居里夫妇那里得到的10克碳酸钡镭的标准源和一台进口的辐射计数器。 在他临行前，伊雷娜的丈夫约里奥·居里曾特意找到杨承宗，告诫他一旦回国，要努力推动中国拥有自己的原子武器。这段对话，杨承宗在回国后向钱三强汇报，并约定保密三十年。 1951年10月，经历重重困难，杨承宗终于带着他的13大箱子资料和设备回到祖国，正值中国抗美援朝，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核威胁。他带回的这些重要资源，为中国的原子能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启了一场关键的科学战斗。 1953年，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虽然急需发展，但资源匮乏的现实无处不在。当杨承宗回到中国时，他深感国家的科技基础设施之薄弱。当时，放射化学领域人才尤其短缺，几乎没有系统的研究团队。 杨承宗的同事钱三强，在北京城中苦寻实验器材，只找到了两架天平和两个白金坩埚，其中一个还是伪造品。面对这样的困境，杨承宗决定亲自参与放射化学的人才培养和实验室建设。他编写教材，开设专业课程，并在北大与清华授课，希望能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到1956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的放射化学研究人员已从最初的三人发展到两个研究室共42人。 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杨承宗发现协和医院拥有一个潜在的放射源。然而，到达医院后他发现这个放射源在抗战时期已被破坏，大量放射性气体泄露，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没有合适防护装备的情况下，杨承宗决定亲自处理泄漏的放射源。他的操作封闭了泄露，并成功保存了这一珍贵的资源，但这一行为也让他的视力严重受损。 1961年，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因苏联专家撤离受到严重打击。杨承宗被任命为二机部第五研究所副所长，负责全所的科研工作。面对重重困难，他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加速了铀矿石的冶炼与提纯工作，为中国的原子弹研发提供了关键的物质基础。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些工作最终为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1969年，在核能研究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杨承宗博士结束了他的核工作，回到了中科大执教。他被划入了“再教育”群体。这位学者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被派往北京郊外的铁道兵工地进行劳动，以此“改造自我”。 杨承宗在核科研中有过前瞻性的建议，他曾警示国家铀矿资源的有限性，并提出科研工作者应提早转型，关注科学研究的实际应用。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同。中科大南迁至安徽时，他因立场被迫再次远离事业中心。 当学生问他为何要随校南迁，他简单地回答：“如今学校有困难，我应该和学校在一起。”这与他当年回国服务的初衷“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需要我”是一脉相承的。 在马鞍山的铁矿上，尽管环境艰苦，杨承宗坚持劳动，没有怨言。他的豁达和智慧透过他给学生的信件流露出来，信中他写道，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已经减少，生活中的挫折仍然不少，他鼓励学生们面对现实，勇敢前行。 十年沧桑后，杨承宗仍保持乐观，回到学术界继续发光发热。1979年，已是中科大副校长的他，听闻同事的对话关于高考分数差距的无奈，深受触动，提出了创建非公立自费大学的大胆想法。1980年，他创立了新中国第一所非公立自费大学——合肥联合大学，从中科大借来简陋的办公室和教室开始，这所大学逐渐成长。 他的教育理念“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影响了无数学子。合肥联合大学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邀请了众多国内外学者，包括任之恭、钱致榕等。 晚年的杨承宗过着简朴的生活，照顾长期病榻上的妻子，尽管经济拮据，他的精神和对教育的献身精神从未改变。2011年，杨承宗百岁高龄去世，临终前还表示希望捐献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来自 吕章申主编. 中国近代留法学者传[M].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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