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弑者死于篡弑中国历史上的开国帝王，大多都会面临传位困局。这些人以武功与智谋夺天下，英明神武，一世英雄，却每每在选择继承人的时候做出错误选择，从而引发政局动荡，有的政权甚至二世而亡，巅峰即结束。 这其中一方面是君主帝王年龄增大，精力下降，对朝局的掌控能力下降，对周边人猜忌心理陡然上升，常常好大喜功，喜欢佞臣的吹捧，以至于他们常常被眼前的现象所迷惑。  从秦二世胡亥即位的屠戮宗室，到南朝刘宋“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的传位乱象，再到唐初的“玄武门之变”，一部中华帝制史中皇位传承引发的血腥故事比比皆是。朱温一介布衣出身，从投奔黄巢起义军开始，以武力称霸中原，百战而建后梁，迟暮之际也一样无法逃出传位魔咒。 朱温子女众多，成年且有竞争力的皇子有好几位，其中长子朱友裕值得一提。他其实是最适合的继承人。朱友裕很早就随父征战，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母亲，应该是庶出，史书说他“幼善骑射，从太祖征伐，能以宽厚得士卒心”。 朱友裕的高明箭术也被史书所强调：在讨伐黄巢时，当时还不是死敌的朱温和沙陀李克用共同合兵对敌，当时敌军在城头谩骂，李克用命令手下放箭，结果以善于骑射闻名的沙陀军却连射而不中，此时只见朱友裕张弓搭箭一发中的，军中齐声赞叹，连素来以箭法闻名的李克用也赞赏不已，还赠予朱友裕一把良弓和一百支箭以兹鼓励。 相对于精湛的射术，更难能可贵的是，朱友裕有着与以暴虐闻名的父亲截然相反的宽厚性格，在军中颇有人望。但作为庶出，朱友裕似乎在父亲心中的地位一直不高，而朱温对他也表现得过于严厉。  景福元年（892）二月，朱温进击山东郓州的朱瑄，朱友裕为先锋，遭遇敌军夜袭，朱友裕撤走，但可能是信息传递脱节，朱友裕并没有把撤军的消息告知朱温，跟进的朱温对前方形势毫不知情，在准备并未充分下，与敌人正面遭遇。一场大战后朱温大败而逃，在前有大沟后有追兵的窘迫下，虽然最后幸运逃脱，“仅以身免”，大军损失惨重。 此役之败，朱友裕责任不小。不久朱温用兵徐州，朱友裕奋力击败了来援的朱瑾，这本来是大功一件，但朱温却听信一个干儿子的谗言，认为朱友裕没有及时追击朱瑾，“太祖大怒”，派人夺了朱友裕的兵权。此次朱友裕有功却反获罪，应该也是朱温的成见所致，他宁可听信义子而怒对亲生儿子，也说明了朱友裕的尴尬地位。 这对冤家父子的故事还没完。丢了兵权的朱友裕怕父亲责罚，不敢回家，只好向继母张夫人求救。 张氏让他立刻单骑回去向父亲谢罪，但朱温怒气未消，要杀儿子。这时候张夫人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跑了出来，拉着友裕的手说：你能一个人回来请罪，不正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么？这番话明显是说给朱温听的，朱温于是就饶了儿子。  朱友裕后来历任刺史、节度使，在战乱中“招抚流散”，颇有政绩，可惜他命不长久，很快就病死任上，没能等到父亲称帝的那一刻，当然也躲过了其后的手足相残。 朱温的二儿子朱友珪才是皇位的最大凯觎者，史书说朱友珪“辩黠多智”，可惜他也并非嫡出。据说是朱温在初镇宣武外出征战时与妇人“野合而生”，这样不光彩的背景自然让朱友珪在皇位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朱友珪却一直没有放弃，最后甚至不惜弑父夺位。 另外朱温还有个养子朱友文，朱友文年龄较大，仪表堂堂，同时又好学善于言谈，颇有文采，朱温晚年病重，对养子朱友文非常看重，另外朱友文的老婆王氏长的十分的漂亮，尤受朱温宠幸，还将玉玺交其保管，颇有传位给朱友文之意。 一心想得位的朱友珪对此异常焦虑，他听说父亲要招友文交待后事而要把他调往外地，更是惶恐，决心武力夺位。 朱友珪作为控鹤都指挥使，负责皇宫警卫，这成为他政变的有利条件。  乾化二年（912）六月一个夜晚，朱友珪带着五百亲兵潜入皇宫，半夜冲出来作乱。 朱温从床上惊醒，见到谋反的是二儿子，愤怒无比，说：“我疑此贼久矣，恨不早杀之，逆贼忍杀父乎！”这时候友珪哪里还顾父子之情，命令自己的马夫冯廷谔“将老贼万段”。冯廷谔提剑追砍朱温，朱温跳起来绕着柱子跑，剑几次都劈到了柱子上。朱温身形臃胖，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摔倒在床，腹部被剑洞穿，肠子流了一地，一代乱世枭雄终于毙命。 朱温死后，后梁乱局远未结束。朱友珪先杀了竞争对手朱友文，宣布继位。但仅仅过了八个月，朱温的三儿子朱友贞就打进了开封，走投无路的朱友珪被亲信冯廷谔刺死，父子两人就这样死在了同一把剑下。 随后朱友贞即位，史称后梁末帝，但兄弟相残的大戏仍在继续。朱温的幼子朱友孜对皇位也充满热望，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当为天子”，于是在915年对其兄友贞进行刺杀，失败后被诛。经历了一系列兄弟相残相杀的朱友贞，自此对兄弟之情绝望，“遂疏弱宗室”，直至败亡。  关于朱温之死及后梁宗室的自相残杀，北宋欧阳修作为正统史家看重道德，认为朱温在乱世虽有“虎狼之强”，但其奸邪好色、乱伦儿媳，最终导致父子相残、兄弟相杀。欧阳修强调儒家伦理与家庭秩序的重要性，认为朱温在选继承人问题上的一个大错误，就是置养子于亲子之上，导致“亲疏嫡庶乱矣”，最后难逃败亡。 “大恶人”的侧面自宋代起，后世史书大多持与欧阳修《新五代史》类似的态度，对朱温一贯大加鞭挞，而朱温也成了乱世帝王里残暴好色的代名词。 其实以往对朱温性情残暴的强调，似乎忽略了他在乱世战争条件下的亲民态度和施行的一些有利民生的积极举措。比如朱温在位时，比较重视农业发展，不许妄加征税。他大哥朱全昱的儿子朱友谅，即朱温的亲侄子，在宋州任上，曾经不顾当地水灾，不恤灾民，进献“一茎三穗”的瑞麦想拍叔叔的马屁。没想到朱温大为生气，史称：“太祖怒曰：今年宋州大水，何用此为！”还因此罢了侄子的官。  宋人洪迈在其《容斋三笔》书中，曾载有《旧五代史》里一段失传的引文，描写朱温治下的中原百姓，轻徭薄赋，如果此文所记确实，朱温治下的中原百姓在其轻赋利民的政策下，“未至于流亡”，这与后来战胜后梁并取而代之的后唐庄宗的厚敛于民便形成鲜明对照。 但有意思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都未引此文，堪称不约而同，这恐怕与当时史家对朱温篡唐的憎恶有关——既然后梁为僭伪，又怎么会轻徭薄赋、与民为利呢？但这样的正统史观对于朱温来说， 未免不公。 提到晚唐五代的乱世，很多人会认为以武力相攻伐的军阀都无比残暴。但实际上很多枭雄一旦形成地方割据，往往会鼓励农业生产，重视发展经济，一方面为了军事需要，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其地方统治，不得不在上马打天下和下马治天下中寻求一个 平衡。 朱温重农轻赋的政策，客观地促进了黄巢起义后北方经济的恢复和百姓生活的稳定。评价一个帝王功过，需要从多个方面考虑。所以对朱温的历史评价，恐怕不能仅仅从道德角度出发，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著名史学家思勉先生曾经在其《中国通史》中，对朱温有如下段评价：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 吕先生写就此书时，正是上海沦为孤岛的抗战之际，似乎在以古论今、意有所指。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恐怕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情境，刻意给他们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历史上的“大恶人”如朱温者，其实跟所有人一样，也都有不同的侧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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