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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丰在党的“八七”会议之后，高举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大旗，在全国第一次打起苏维埃旗帜，第一次实行土地革命，在一个地区范围形成武装割据，随后在东江年关暴动中，又把武装割据扩大到紫金、普宁、惠来、五华等邻县，苏维埃政权下的总人口达100余万。因而，受到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高度重视，对海陆丰有过许多指示及决议，同时中央和广东省委通过多种刊物大量宣传海陆丰的胜利和经验，使海陆丰的政治影响广及全国，在土地革命初期起了积极探索与积累经验的作用，略举如下文献，从中可见一斑。
1927年12月5日，《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明确指“海陆丰的成立苏维埃是很对的”，接着指示海陆丰苏维埃应注意哪些事项、有关政策，希望广东省委将海陆丰各项详情“速来报告，至要至要”。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致湖南省委信》中要求湖南省委“应在湘赣边界或湖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海陆丰第二。”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及教训》的决议案中简介了海陆丰10月起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经过，指出他们“在土地革命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之口号，第一次组织成工农群众的无限制政权······”决议案接着指出：”“海陆丰政权之丰富材料，它的胜利，它的经验，应当充分运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去。”“中央及地方都应当在自己的机关报纸、杂志、传单、宣言中运用······海陆丰暴动的材料。”1928年7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写道：“各处无论在财政方面或物质征收方面，都需要组织集中的军需机关。海陆丰苏维埃存在的经验，便是一个最好的集中模范。”“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决（绝）不应当像在广州那样（在广州，实际上只有过革命委员会，而非苏维埃），而是要像在海陆丰和一部分在上海（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一个样子。”1928年1月4日，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该信主要内容是关于扩大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问题，信的开头说：“唯届此新军阀混战期中，中央尚须要你们特别指出的有海陆丰问题。”接着说，它各县暴动的先后发动期中，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扩大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接着分析军阀混战的发展态势，“中央认为，现时海陆丰宜取积极的进攻策略，除使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进行和布置，深入海陆丰工农、兵士群众中外，更宜划定区域：东向惠来、普宁，北向兴宁、五华，西向紫金、惠州谋宽广的发展。发动各县工农群众的方法中，互派代表宣传或参观苏维埃政权一事实为必要。”1928年1月8日，中共中央《目前关于政策问题致广东省委信》，指出“广东各地党部还未能都如广州、海陆丰那样明了并且坚决的执行党的政策实行土地革命，这一个总的指示在许多地方还是很需要的。”“海陆丰改守为攻的政策是十分正确的，只是在此进攻策略下必须有具体办法的指示”，并指示省委“军委对于工农革命军及工农武装的组织编制和扩大与作战计划亦宜根据海陆丰及广州暴动的经验有个切实而具体的讨论。这个从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和办法，不仅对于广东有莫大的贡献，便对其他各省亦会发生同样的效用。”信末，中央希望“海陆丰的材料亦望省委设法多多寄来。”192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分析了蒋介石与李济深将会暂时妥协，广东两派军阀混战结束，李济深必“全力来扑灭农民暴动势力，尤其是海陆丰之势”，指示“在海陆丰之内，要组织工农群众，准备守卫海陆丰，尤其要将工人组织城市中的赤卫队，否则，农民的倾向，在敌军逼近时期，很容易发生过早的弃城入乡的方略。此外，自然更要尽可能的扩大工农革命军及赤卫队，调往各前线作战。”并认为“海丰城之暂时失去，是可能的”。信末指出广东省委确有“指导机关在知识分子手中，所以是机会主义的”错误观念，认为“这种观念不是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观念·····因为工农分子也会有非无产阶级的倾向，如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这是针对省委书记李立三在海陆丰及其他地方排斥革命知识分子的批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曾在1927年11月至1928年春多次报道海陆丰的消息。如1927年12月12日出版的第8期刊登《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海陆丰工农兵的大暴动》，文章近万字，详细记述了海陆丰第三次起义，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及实行土地革命等经过。文章指出：“广东的海陆丰，此次的伟大而普遍的农民暴动，英勇的斗争，推翻了反动势力下的统治······建设了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实开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的伟大革命前途的新纪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还有1928年2月20日出版第18期刊登的《反动派与海陆丰苏维埃》，及此前刊登的《海陆丰苏维埃的外交》等。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苏维埃》中还指出：“除海陆丰以外，各地农村暴动，大都只做到杀地主、豪绅、烧地主房屋，进一步做到田契，而对于没收土地的工作，则一点没做到”。清楚说明，中共中央当时是把海陆丰的土地革命列为第一位，并且充分加以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通讯》是刊载中央及各省委报告的内部文件专刊。1927年12月26日出版的第15期登载了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全文。该刊发表的文件其中有不少与海陆丰有关。中共广东省委方面亦是十分重视海陆丰革命斗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对设在海丰城的东江特委有过许多指示，而且在省委决议和通告中大力推介海陆丰的经验，把海陆丰作为广东的一面旗帜。张太雷任省委书记时《省委通告第25号》中指出：“海陆丰土地革命的经验应广为宣传（另有海陆丰暴动经过记述），以鼓动农民勇气。省委已着手编一小册子，寄到各地。”同年12月，近6000字介绍海陆丰起义及建立苏维埃的《海陆丰十月暴动略记》一文供各地作宣传资料。鉴于中央指示需要海陆丰的详细材料，省委委托东江特委专人负责撰写《海陆丰苏维埃》初稿，后经省委审定铅印成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共分总论、农民运动进程、4月15日以前、第一次暴动、第一次挫折、反抗运动、第二次暴动、第二次挫折、叶、贺军队入粤与失败、第三次暴动、胜利之后、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成立等12章，近5万余字。记述了在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三次起义，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全过程。该小册子是铅印本，未署作者，50年代初在上海旧书摊发现一册，又见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一册，估计此小册子确系广东省委应中央要求编印，向全国党内发行。它是宣传和研究海陆丰1927年革命斗争的一册很好的材料。广东省委的内部刊物《省委通讯》，自1927年12月创刊后，刊载了不少省委及东江特委有关海陆丰的函件。通过中央和广东省委的上述宣传，在1927-1928年，海陆丰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全国和广东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上海革命工人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有许多革命的胜利消息，都从海陆丰传到上海工人耳朵里来，真使我们增加了革命的勇气不少呵！”便是一例。建国后，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载诸史册，并受国家的革命老区待遇，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回顾建国28年前部分把海陆丰列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决议指出：“随着斗争的发展，党创建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
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58页。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198页。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181页。我看十一月扩大会议的错误方面多于正确方面。正确方面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事实上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海陆丰已经打起苏维埃的旗帜。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页。回顾这段历史（指在海陆丰地区——摘者），我觉得教训是深刻的。主要是：第一，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动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措）。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我也是“事后诸葛亮”，提出这几点看法，从中，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思想，是多么正确而伟大。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摘自《彭湃与海陆丰根据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海陆丰星火燎原》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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