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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惠民(1900-1977)，著名中医学家，山东沂水县人。历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 刘惠民先生是誉满全国的名老中医，对内、外、妇、儿各科疑难病症研究均有高深造诣，形成了独特的辨证用药体系。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青岛视察期间患重感冒，多次治疗不愈。后经刘老先生以两剂“大青龙汤”治愈了毛主席缠绵数日的感冒，得到毛主席高度称赞。刘惠民先生并向毛主席献策：“还是西医学习中医好。” 1955年7月，时任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的刘惠民先生创建山东省立中医院，此后，他又先后创建了山东中医学院、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成为山东省现代中医药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忆刘惠民老中医的学术特点——摘自《名老中医之路》 革命的一生 刘惠民祖籍山西，明朝初年移居鲁中。受其伯祖父影响自幼酷爱医学，边务农、边刻苦自学中医。青年时代经友人介绍，曾在当时名医张锡纯先生创办的立达中医院工作，张氏的学术观点给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以重要的影响。后考入上海中西医药专门学校学习，并毕业于该校。返归故里后，以行医为业，因受当地革命根据地环境的影响，积极参加有益于革命的活动，曾以开业行医的身分掩护过我革命同志，组织过当地中医药人员进行抗议当时反动政府取缔中医的斗争等。他热情支持革命，积极靠近组织，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一九三八年正式参加革命队伍，先后担任过鲁中八路军二支队医务主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局临沂卫生合作社社长、山东大药房副经理、鲁中卫生局中药制药部及鲁中卫生局新鲁制药厂经理等职务。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革命工作中，刻苦钻研业务，坚持中医临床诊疗工作，为党和人民的卫生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更加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并为发展党的卫生事业、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尽了毕生精力，作出显著成绩。一九五O年他曾对加强中西医团结、推进党的医药卫生事业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得到了当时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赞赏。由于他经验丰富、医技精湛、疗效卓著，不仅在山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而且曾被推荐为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一些国际友人、外国领导人诊过病受到好评和赞扬。一九五九年他光荣加入小国共产党，并曾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山东省中医研究所周长、山东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隶大会第二届和第三届代表等职务。 一九七四年他曾上书周总理，陈述他对发展党的中医事业、解决中医后继乏人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得到总理和卫生部有关领导的重视。他在年过古稀、体系多病的情况下，仍抱病为患者诊治，并抓紧总结临历经验，指导《刘惠民医案》的整理撰写工作。 学术渊源和特点 刘老学术特点的形成，主要受张锡纯先生和丁福保先生的影响，如治外感热病之善用大剂生石膏，治痉症之用马钱子等，都明显带有张、丁二氏影响的痕迹。至于他治疗内伤杂病多用健脾胃、补肝肾之法，则是受严用和、李东垣、薛立斋、张介宾等温补学派的影响。 (一)刘老在中医学术上勤求古训，但师而不泥。他重视中医理论的系统学习，主张学好医学经典著作是学好中医的基础和关键。对此，他不仅严以律己，而且严格要求后学。然而，他并不赞成把思想禁锢与经典之中而不改超越雷池一步。他提倡学习要有创造性，要能应用古典医籍的理论、观点指导临床实践，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他对外感热病的认识和临床治疗，为我们树立了范例。根据《内经》 “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和《难经》“伤寒有五”的记载，他认为中医所称之伤寒在多数情况下乃是一切外感发热性疾病的总称。因之，对此类病症他多遵循《内》、 《难》，取法《伤寒论》，按六经病症进行辨证论治，早期解表。但基于他对广义伤寒的认识和多年临床经验，他又强调此类病症早期并不仅限于表证，多数病例常兼见不同程度的里热，故他尤其强调解表情里同时并行，以奏表里双解之效。他认为内蕴之热不仅可以清里而除，同时可以表散而解。生石膏，辛、甘而淡，性寒而凉，善清气分之热，又能辛散解肌。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曾描述过：“诸药之退热以寒胜热也，而石膏之退热逐热外出也，是以石膏煎服之后，能使内蕴之热息息自毛孔透出。”因此，他治外感发热每多喜配用生石膏，既可协同解表药解表，又可清解里热，达到表里两解之目的。此外，对解表药的服法，他效仿桂枝汤“服已，须臾，啜热粥一升余，以助药力”的服药法，强调服第一次药后，喝热米汤一碗，借谷气以助汗兼益胃气以鼓邪外解。 刘老对酸枣仁的应用，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酸枣仁能镇静安眠早为历代医者所重视。远在汉代张仲景即应用酸枣仁汤以治疗“虚烦不眠”，后世医家也认为酸枣仁有养心宁神的作用，近代药理学证明，酸枣仁的镇静安眠功能已无异议。然而，在用量方面，综观刘老以前古今医者单剂用量极少有超过十五克者；晚近更有人提出本药如一次用量超过五十粒即有“发生昏睡、丧失知觉、使人中毒”的危险。刘老根据《名医别录》酸枣仁能“补中，益肝气，坚筋骨，助阴气，能令人肥健”的记载，并结合其多年用药经验认为：酸枣仁不仅是治疗失眠不寐的要药，且具有滋补强壮作用，久服能养心健脑，安五脏强精神；“酸枣仁用至五十粒即可中毒”之说不足为凭。他临床应用此药，其用量除根据体质强弱病情轻重酌定外，一般成人一次剂量多在30克以上，甚至有多达75—90克者，用量五、六倍于他人。实践证明，只要配伍得宜，大多可应手取效且无不良反应。刘老不仅对此药用量有所突破，对本药的应用范围也有所开拓。他认为在一些功能性疾病的治疗中，如能根据病情和体质酌情应用重剂酸枣仁，也是取效的重要关键。反之，如墨守成规，迷于多用中毒之说，则常因杯水车薪，影响疗效，延误病情。在酸枣仁的用法上他喜欢生熟并用，乃宗《本草纲目》“熟用疗胆虚不眠”，“生用疗胆热好眠”的论述，认为酸枣仁生熟之差在作用上可能有兴奋或抑制的不同，其机理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二)刘老身为名医，党和人民也给了他较高的荣誉，但他在学术上从不因此而故步自封，始终虚心好学，勇于创新，表现出顽强的进取精神。 他从多年的实践中体会到，中医的脉诊虽有重要的诊断价值，但由于缺乏客观化、标准化，常给入以“奥秘”之感，以致为师者难于传授，学者难于掌握，自古以来几乎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严重地阻碍了脉学的发展和诊断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早在一九六O年就首先倡导应用现代科学仪器于中医的脉学诊断，并在全国首先提出创造电子诊脉仪的设想，亲自写出创制和应用大纲，组成了协作组，并亲自对这项工作进行了组织和领导，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虽然由于其他原因，他的设想没有实现，但他这种勇于承认现实，勇于接受新事物，敢于革新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在治疗上，他一贯认真遵循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但也从不放弃吸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的机会，包括民间的单方验方。如他经常应用的鲫鱼利水方，就是他采用民间验方加以改进而创拟的。临床践证明，此方用于肝、肾性水肿病人利水效果明显，曾用它解除并拯救过不少严重水肿、腹水病人的痛；和生命。 刘老有时也以药理学为依据而应用某些药物，从而扩大了某些药物的应用范围。如，他曾用洋地黄酒剂治疗心力衰竭；用含碘药物或直接应用碘剂治疗甲状腺疾病、结缔组织增生性疾病；应用罂粟壳于久咳、久泻等。又如马钱子一药， 《本草纲目》中记载其功能为治疗“伤寒热病，咽喉痹痛”等而无他。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所载振颓汤、振颓九、起痉汤等力剂中应用此药，以为“其开通经络，透达关节之力远胜于他药”，“且为健胃妙药”； 《本草原始》中记载：“番木鳖……误服之，令人四肢拘挛。”刘老在此启发下，将本药的应用范围加以扩大，用其治疗脑血管病、脑炎、脊髓次质炎等后遗肢体偏废萎弱无力、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进行性肌萎缩以及胃下垂等疾病，实践证明确有疗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马钱子内含番木鳖碱(土地宁)，能兴奋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元，从而有增强肌力的作用。对一些奇缺贵重药材，他在临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早就提出大胆采用代用品。如他以水牛角尖代犀角，羊角尖代替羚羊角，豹骨或骡马股骨代虎骨等。实践证明均有一定疗效，有的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 (三)刘老诊疗工作的突出特点是细致、认真。他非常重视望、闻、间、切等四诊资料的调查和收集，病例记载详尽认真，一丝不苟；对病人的任何陈述和询问从无半点敷衍搪塞，并随时注意积累资料，保存病历，以备复诊和总结应用。晚年他积累了较完整的病历万余份，可惜这些宝贵资料存十年浩劫中快散殆尽，未能按他的意愿保存下来。 对病情危重的病人，他总是亲自细致地观察病情，及时采取措施直至转危为安才肯离开。如他曾治疗一例大肠杆菌败血症病人，危重期每日一诊甚至每日二诊，仔细观察病情变化，调整方药，直至病情好转才延长了观察间隔时间。 刘老诊疗的另一特点是认证精确，胆识过人。在他治疗外感性疾病或疑难奇病时，表现尤为突出。如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患感冒，发热多日不退，延医数人而不效。省委推荐刘老赴诊。刘老诊后，认为外感日久，表末解而里蕴热，急需表里双解，采用大青龙汤重剂加减，一剂热退病除。又如陕西省委一负责同志患癔病性木僵，僵卧于床，不吃不喝，大便日行十七、八日，衰竭之象日渐加剧，众医均谓虚实琐辨而无良策。刘老诊后，脉证合参，辨为大实有羸状，故以攻实为主，补虚为辅，攻补兼施为则，先用攻结、泄热存阴，再以补气生津养阴之法，用药数剂病人大有起色，后续加调理，乃逐渐痊愈。他在强调“治外感如将，贵在猛峻”的同时，也很注意“治内伤如相，贵在圆通”。他认为一般外感病，病邪侵入不久，正气多不虚，治时应以药性偏于猛峻的药物祛邪为主，才能使邪祛病愈，否则易致邪气滞留，遗留变证。而内伤病多系慢性病，正气不足，虚证较多，或虚实接杂、寒热并见，因此，必须以药性和缓的药物扶正调理为主，考虑周密，照顾全面，才能收效。如对慢性肾炎．刘老认为多属脾肾两虚，虚实互见之证，在张介宾“温补所以气化，气化而愈者愈出自然；消伐所以逐邪，逐邪而暂愈者愈由勉强”的观点影响下，治疗也多采用脾肾双补、标本同治，固本为主、汗利兼施的原则，并根据病情之轻重、病期的不同有所侧重：水肿期不单用汗利之法，消肿后尤重温补脾肾。实践证明，如此不仅对改善症状有较好疗效，对消除蛋白尿，改善肾功以及远期疗效的巩固，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医药不分、医护并重是祖国医学的突出特点，刘老在治疗工作中始终坚持不懈地维护这一特点。他认为：任何疗效的取得如果没有药物和护理两方面的配合，任凭医者的医技再精湛也是妄然。同时，他非常重视药物的品种地道、炮制合理、煎眼方法适宜等影响疗效的因素，这些事项，他在处方中均加仔细注明。如台党参、川黄连、北细辛、北五味、甘枸杞、杭菊花、酸枣仁(炒捣)、苍术(米泔水浸)、香附(醋炒)、生石膏、生龙牡、何首乌(与黑豆同煮去豆)等字样在他的处方中常常可见。对一些剧毒药物的炮制方法总是特别注意在处方中另项仔细写明，如他对巴豆、马钱子等药均注明专门的炮制程序。对药物的煎煮方法也很重视，先煎、后入、包煎、磨汁、冲服等均一一注明，唯恐影响疗效。他强调一个医生不仅应会处方遣药，而且须会辨认药材，这方面他同样具有丰富的经验。 对于护理的重视，突出表现在他对发热性疾病应用解表发汗法及其和对杂病治疗中的服药注意事项上。他用发汗之剂每多嘱病者入晚服药，汗后注意保温、避风，勿令外出，以免重感；发汗也不宜太过，以免耗律伤阳等。在对慢性杂病的长期诊疗中，他建立了一套服药期间注意事项：①忌口：忌食牛羊肉、无鳞鱼、螃蟹、辣椒、韭菜，忌饮酒及生冷不易消化的食物；②忌气怒及情绪过分波动；②不易过度劳累；④感冒或妇女月经期暂不服药，等等。每于诊病之后，总是亲自仔细交待病者及家属注意上述各项。 ( 五)刘老从事中医诊疗工作近六十年，不仅善冶内科领域中的各种疑难杂证，对妇、儿各科也有较深造诣。 他对妇科调经、不孕、保胎等门具有独到之处，曾被誉为“送子爷爷”。如刘老曾治一结婚十二年不孕的妇女，为其配九药一料服用，药丸尚未眼完，即感食欲不佳、疲惫不适，月经闭止，乃又请复诊，刘老诊后谓其为早孕，嘱停服药物，病者不信，又赴医院检查，证明确属早孕。再如病者余某，婚后每次怀孕均流产，曾多次住院保胎，末得成功。日久，月经周期紊乱，体质日弱，医院认为系属顽固性习惯性流产，谓其成胎之可能性很小。患者在绝望之余，经人介绍清刘老诊治，刘老为其调经补虚，月经逐渐正常，体质逐日好转。后又怀孕，刘老又为其保胎，竟得足月分娩。又如刘老曾治一崩症患者，经血过多、少腹疼痛已卧床不起三日余，家属邀力处方。刘老除拟方外，并将家中珍存之好墨一锭，交其带回，瞩用木炭火烧红，放醋中淬后取出，将墨用开水研匀加炮姜、红糖少许为引一次服下。服药一剂，服墨汁一次，流血即止，腹痛亦除；又服一剂，乃得痊愈。刘老忆及曾用此法治疗崩症数人，屡用屡效。 此外，刘老对儿科痘疹、疳疾、热病、惊痫、小儿夜啼等症的治疗也极擅长，经其救治的患儿不计共数。并曾著有《小儿麻疹肺炎之防治法》等专书。如刘老曾治一周岁小儿终日啼哭不止，夜间尤甚，影咕家长入眠，曾在多处医院就诊未查明何病，治疗无效。家长无奈，抱患儿至刘老处求治，刘老诊后以蝉衣、钩藤、灯芯三味为方，轻轻一剂，啼哭立止，家属贝其神效，赞赏不已。 刘老创拟的经验成方中，有不少是在妇、儿科行之有效的，如十珍益母膏、保母荣、保胎丸、消积建脾九、福幼丹、肥儿丸等，均为颇受欢迎的成方。 刘老酷爱藏书，除医书外，凡有关文史资料也收藏甚多，并广为博览。因此，晚年诊疗之余，对医史颇喜钻研并有所见地，曾撰写《山东古代名医史迹考俟正》，对扁鹊、淳于意、成无已、钱仲阳、黄元御、翟良等八位古代山东名医的史迹进行了考证，可惜在动乱中手稿大多遗失，只其中之一篇《黄元御医学史迹考俟正》在山东中医学会一九六二年年会上交流，并辑入《山东中医学会一九六二年年会论文选编》中。 高尚的医德 刘老作为一位知名中医，诊疗对象中不少是省内外或中央领导同志，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荣誉和职务，但他却从不以此来炫耀声名，居功自傲，而是时时以古代良医的高尚医德为楷模。他急病人所急，视人病如已病，对求治的危重病人，从不怕担风险而将病人拒之门外，总是尽自己全部精力进行抢救。如患儿董××患脑炎危重之际，其母抱来求诊，经刘老尽力抢救转危为安，病家遂与刘老结成莫逆之交。遇有病家购置困难的必须药材，只要他能帮助解决，总认为是义不容辞，有时甚至无偿地提供自己珍藏的贵重药材为病人解除疾苦。如患儿牛××，高热不退，时时惊照，刘老诊后认为急需羚羊角磨汁服用以退热解痘。但因此药属稀有药材，药店少备用成块者，且价格十分昂贵，当此危急之时，刘老毅然拿出自己珍藏的羚羊角一块交患儿家属，嘱其如法为患儿磨汁服用，终使患儿热迟病愈，家属对此感激万分。此种动人事例在刘老一生的朕疗活动中是屡见不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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