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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德，还是重才，常常为古今中外用人者感到两难。有的人偏向于“德”，有的人注重“才”，相当多的人注重“德才兼备”。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每每论到才德问题时，总是把德放在首位。他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人之帅也。”也就是说，才是德的凭借，无才之德，一事无成。有了德，可以吸引人才，但才又必须在德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否则，无德挟才，无恶不作，为害就大了。司马光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作为一个领导者要善于知人、择人用人。此事在司马光心目中显得极为重要 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里的《孙权重用吕范》一文中写道：“吴王以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绶未下而卒。初，孙策使范典财计，时吴王年少，私从有求，范必关白，不敢专许，当时以此见望。吴王守阳羡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辄为傅著簿书，使无谴问，王临时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 其意思是：三国时期，吴王任用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信和绶带还没有下达，吕范就去世了。最初，孙策让吕范掌管财经，当时吴王孙权年少，私下向吕范借钱索物，吕范定要禀告，不敢专断许可，为此，当时即被孙权怨恨。后来，孙权代理阳羡长，有私下开支，孙策有时进行核计审查，功曹周谷就为孙权制造假账，使他不受责问，孙权那时十分满意他。但等到孙权统管国事后，认为吕范忠诚，深为信任，而周谷善于欺骗，伪造簿册文书，不予录用。司马光曾经说过：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忘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这段话十分强调了“德”的重要性，他的观点是，选人用人，品德先后，把德行放在首位。 孙权为什么重用吕范？孙权他认为：治国需要任人唯贤，知人善用。作为君主，应当近贤臣远小人；做一个治国之君用人要善于变通，擦亮眼睛。把品德作为用人的首要标准。用人应当不计前嫌，宽容旧恨。孙权掌权之后，他知道，若任用了周谷这样的弄虚作假的人，势必会危及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从吕范方面说：做人要遵守原则，不能因为眼前利益就见风使舵。为人所用应当尽心尽责，不可为巴结奉承主子而见风使舵。 古人在论述人才的素质条件时，从先秦开始，就已注意从品德和才能两个大的方面来考虑问题了，并相继提出了“既知（智）且仁”、“才行俱兼”（“行”在这里是品行的意思）、“才行兼备”、“才德兼优”等概念。战国末期的荀子对用人标准有过这样的论述：“对那些虽然才智出众而品德不好的人，决不可重用；对品德虽好但缺乏才智的人，也不可重用；那些既有才智而且品德又好的人，才是君主之宝啊，他们能辅佐君主成就王霸之业。”这段话已经把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其中“既有才智而且品德又好”（原文是“既知且仁”），应该就是“德才兼备”这一概念的源头。 孟子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也曾说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诚服也。”立人以德为先，人无德不立，业有德则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论语·为政篇》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的是以“德”治国。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这就是以德服人的威力。儒家学者的以德治天下，强调的是在物质上给民众以恩惠，在精神上提升执政者道德修养，并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育。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何以如此重要？因为，“才”虽是“德”的支撑，但“德”才是“才之帅”，决定着“才之用”。 历史上，有一些开明皇帝和大臣，出于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等目的，在选人用人方面，都比较注重“以德择人”。西周时代皇位继承的宗法制度是：“年均以德，德均则卜“。周公确立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嫡长子是土地、财产和权力的主要继承者，还有主祭祖先的特权，地位最尊贵。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一个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立继承人的第一标准是 “长”、“贤”、“贵”。 如果兄弟都是嫡子，是双胞胎怎么办？还分不清谁先出生的？那就“年均以德 ”，年龄相同（年均）看谁的品德更好；如果品德同样好（德均），就采取卜卦的办法去确定了。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臣闻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有力可争天下，但是，惟有德，才可服人。 三国时期，刘备的征途是异常艰苦的，因为，不管什么时候，刘备都是以德服人，所以，他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称霸的，但是，他自己却不愿意，所以说，刘备心太善；而曹操，想到就去做，不管什么仁义道德，所以，他仅用十年就称霸北方。但是，刘备以德服人让很多能人志士钦佩不已，刘备拥有了众多盖世之才，且拥有德称，如诸葛所说：“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虽然从三国演义来看“刘备之德近乎伪，孔明之智近乎妖”，但是，刘备的德不管是真是伪，他总算是德满天下；而曹操，当世奸雄，在那个战乱的时代，人们不会讽刺他，但是，摆到如今来看，曹操虽然成绩辉煌，志气出众，但是，在人们心中也不过是一代奸雄……至少，在老百姓心中，刘备永远是德是惠是福，而曹操永远奸是诈，至少，老百姓是这样认为的；就如曹操的孟德新书，因为老百姓敬佩刘备，这孟德新书就失传了。这便是德，不管在哪里，有德之士都会被有才之人重视，因为，不管什么人，都不会养虎为患。以德服人比以武力服人，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 晚清名臣，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曾国藩，其做人做事气度非凡，有相臣风范。清朝存亡之际，需要大批的人才，曾国藩为了国家的安危存亡，广招贤才，求贤若渴，其身边有本事的人都能得到重用，所以天下人才都不请自来，对其趋之若骛。曾国藩充分认识到国家强盛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以荐举人才为己不容推辞的责任，相人有法，德大于才。他效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彭玉麟；请求朝廷把胡林翼所带子弟兵留在湖南，请求胡林翼与他共事……，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美名，使许多新科进士甚至不愿履朝廷之任而改投其麾下，并且其荐举的人才遍布海内。 曾国藩一生在考察人才方面摸索、积累了丰富经验。选人时，他不喜欢用夸夸其谈的人，并以“德大于才”为用人第一要旨。 曾国藩识人以德识为主，以才学为辅。对于德与才关系论述是“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德若木之根，才若木之枝。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二者不可兼时，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也就是说，如果德才不可兼得，他宁要有德无才的人，也不要有才无德的人。简言之，用人应该看重才干，但更应看重的则是心术，即道德操守。他如此重视人才的道德水准，是因为当时士风败坏，人欲横流，从上到下都孜孜求利，惟利是图，所以他才突出道德的重要性，惟德是举。在《用人三策折》中，曾国藩把具体考察人才的方法归纳为“询事”、“考言”、“奏折”、“诱迫”四法。他主张对人才应从相貌、言语、举止、行为等各方面全方位考察人才，并设置各种处境观察人才的表现。曾国藩随时随地留意观察人才，并将其表现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参考使用。如三千步识人术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美谈。 好的品德可以使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在正道上充分发挥出来。否则，才智越高，对于组织、国家的破坏性越高，最后的结果是南辕北辙，所以用人必以品德为先。管仲在《立权》中说：“君子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国柄。”君子不仅要讲德，而且只有大德达到了仁的境界，才能授权其掌握政事的权力。同样的道理，人若没有好的德行，就不能够委以重任。古人尚知道以德择人的道理，更何况现代我们的执政党。 以德为首先考量的要素，以德为定位的基准，因为这是定位和定性的要素，一个人能力很强，但是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不高的话，那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反过来讲，如果一个同志基本道德素质好，作风上过得硬，群众信得过，政治素质高，道德表现好，我们退一步讲，能力上暂时一时可能不是很高，但是你可以培养啊，如果是道德上信得过，能力上欠缺的话，也可以不断的培养和提高。德是个大概念，道德表现、道德品质这都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以德为先应当遵循哪些标准，德的方面的标准主要包括四大方面，政治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要把德性的培养、道德的考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执政党要选好干部，把“才德兼备”和“德行为先”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把握，将那些品德优秀，德才兼备的人选拔上来。 以德为先、德才兼备，不仅仅是干部选拔条例的新突破，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要求。之所以强调以德为先，源于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较高的道德情操，才会发挥积极和正面的作用，才能够服务社会、造福百姓。十九大中，总书记提出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这些都是一个好干部的标准，这些好干部都是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上不可缺失的人才。选取提拔好干部要有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只有体恤民情，才能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只有风清气正，才能严于律己，利为民所谋。要从实绩上来选人，对那些有作为，敢作为且有一定能力的人要注重提拔。要坚持知事识人、依事择人，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选拔年轻干部，为干部队伍注入强有力的鲜活的血液、动力。对干部要注重专业能力与专业精生的培养，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 人生就是选择，每个人的选择不同，便有了不同的人生。以德择人，以德为先，虽然是用人者的选人用人的标准，但也是被选之人追求的做人标准。一种选择会是一种活法，一种选择会换回许多种体会。用心灵选择，给人一片绿阴，用意志选择撑出一道晴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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