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深学“西”悟（第33期） | 最早的党校

溯源北京历史上的党校，可至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1924年5月，党的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上海扩大会议提出“党内教育问题”，“要急于设立党校培养人才”。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中提出要“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的要求。同年10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更明确地指出，开办各地党校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学校领导人赵世炎

当时主持北方工作的李大钊，对北京地区党校的筹建十分重视。1924年秋就和赵世炎等北京党组织领导人讨论建立党校的问题。1925年10月，经中央批准，北方区委在蒋养房胡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东街，建立起了北京历史上中共第一所党校，为了安全起见，党校对外称“北京职业补习学校”。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许多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加速，求职得有“新知识”，为了获得新知识，开办职业补习学校是热门，参加的不止是年轻人，一些中年人也为自己“充电”，以便在求职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政治大环境来讲，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北上，在北上宣言中提出了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925年1月2日，北京国民大会促成会在北大举行集会，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海关、租界；保障人民权利”等要求，开启了“首都革命”的先声。在冯玉祥部的国民军控制下，北京大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

从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来讲，自京张铁路通车后，西直门内的商业活动就“火”了起来。京张线延伸到绥远、包头之后，西直门火车站的人员进出量、货物进出量更是与日俱增，人员的流动很大，“生面孔”不会引起注意。

位于西直门内崇元观的陆军大学，设有校官班、将官班，这些培训生是来镀金的，大多在学校附近设小公馆或带姨太太或包下妓女，甚至不上课，整天穿着便衣在大街上逛。这批走了又来下批，都是生脸。“军爷”可不是好惹的，何况都是将校级的高官，小警察对“生脸”抱定的宗旨是“不问为佳，不管为上”。正因如此，党校就选择了蒋养房胡同为校址。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蒋养房胡同靠近护国寺庙会，逛庙会的更是人多、人杂，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大隐隐于市，把充满了秘密的党校选在这样一个闹市区，再合适不过。

党校由两进四合院组成，坐南朝北。前院临街，有一排北房是总务处、接待室和厨房，大门开在最西边。后院南屋正厅为敞开的三间教室，东西耳房各一间，东耳房是办公室，西耳房是文书室和图书室。东西厢房各三间为学员宿舍。学员都是来自北京区委所辖各地的党团骨干，约有二百人。

党中央对办好这所全国第一个党校工作非常重视，派罗亦农协助李大钊主抓党校工作。党校备有两套教学纲要、课程表和考试提要，一套是上报北洋政府京师学务局的公开材料，一套是自己的教学计划。具体包括：罗亦农主讲政治经济学常识、历史唯物主义、世界革命史三门课程；陈乔年主讲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党的建设、世界革命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概况三门课程；赵世炎主讲列宁主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五门课程。

在开学典礼上，李大钊勉励学员要努力学习革命本领，结业后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李大钊有在北京大学执教的经验，所以党校的教学活动十分丰富活跃。授课、自学、讨论、答疑相结合。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突出党在当前形势下的方针政策，旨在提高、培养学员们的纪律意识、组织观念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党校印发给学员的讲义，均系油印，标题、目录都和上报学务局的材料相符。但标题、目录下的真货才是应知、应学、应会的真知识、真本领。老师讲课时，黑板上所书是给学务局看的。真货全凭口述，必须板书的，写后即擦，不会留在黑板上。

二百多学员大多是走读生，下课分为三批回家，有步行的，有坐电车的，有坐洋车的，出校门后各走各的路，不再联系。拉洋车的是“自己人”，负有保护学员的任务。步行和乘电车的，也有人暗中同行，观察有没有侦缉队盯梢。北洋政府的侦缉队很“土”，老北京市民称之为“灰大褂”，比较容易识别。

校方还请学务局的督学前来视察、指导，督学来后根本无心听课，连声说“办得不错”。原因是校方已备下“薄酒”，坐在冷板凳上听课，不如坐在酒宴桌边开怀畅饮快活。

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涨，三个月的培训很快就要结束。此时，北京的革命形势也十分高涨。1925年10月25日，北京各团体一万多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关税自主运动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11月22日，沪案后援会等三十个团体两万余人举行国民示威大会，并进行了游行。同月2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爆发了旨在推翻段祺瑞执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首都革命”。12月31日，北京五万学生、市民在天安门前召开“反日国民大会”。1926年2月17日，北京各界群众四万多人在天安门召开“反英讨吴国民示威大会”。3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执政府的卫队向请愿群众开枪，47人惨遭杀害，二百多人受伤。

3月19日，反动政府下令缉捕李大钊等革命领导人，罪名是“假借共产主义，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李大钊被迫转移地下。1925年底，奉军(张作霖)和直军（吴佩孚）放弃前仇，联手进攻国民军。由于战局不利，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北京处于直军、奉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国民军退出北京后，直鲁联军开进北京，张作霖的奉军也进入北京，北京政局开始了直、奉军阀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绞杀革命的血腥进程。《京报》主笔邵飘萍被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公开宣称“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枪杀于天桥。

为了应对形势的巨大变化，党组织决定“北京职业补习学校”停办。这二百多名学员结业后，原定来京参加培训的党员骨干停止进入北京，罗亦农也被中央调往上海。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党校，虽然只办了一期，但在这个“大熔炉”中锻造过的学员们陆续返回或另行安排后，进一步发挥了骨干的作用，充实了党的基层组织，为革命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有党校，省、地、市、县均有党校。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党校，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党校，是在西城区，是在北洋政府的心脏中办学，在军阀眼皮子底下上课，可谓“课堂是战场，提笔是刀枪”。

信息来源：北京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