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柳诒徵先生为青年们开列的思想“药方”

 

柳先生书迹

柳诒徵《与青年论读史》（载《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一文云：

予所谓通者，在因读书而明理。以此为鹄，庶不致如牛顿畜猫，必开两洞，以备大小猫出入之故事。今之好为高论者曰：“为读书而读书。”予窃易之曰：“为明理而读书。”读书而不明理，则何必读书。即以读书而论，亦必实事求是，勿为近人所蛊。耳食之徒，放为大言，崇清儒之朴学，则谓《五经正义》不迨清儒新疏。不知清儒之治《尚书》者，所举欧阳、夏侯诸说，治《左氏传》者，所举贾、服诸说，皆从孔冲远疏中摘出，不得谓其胜于唐人也。震民国之维新，则谓正史为廿四朝帝王家谱，《资治通鉴》为帝王教科书，俱可不读。不知正史之中包括一切社会演进事迹，岂惟记帝王支系。又凡帝王所宜鉴戒者，今之人讵不须知。徒谓其书胪列宗室、外戚、权臣、藩镇、佞幸、阉寺、方士、伶人、义儿、党锢诸事，似都缘帝制而来；苟非帝王世及，则种种秕政恶因皆不复作。斯实皮相之谈。苟一细按，则知名异而实同者不可枚举。有古有是事而今人袭之而不自觉者，亦有古已垂为大戒，今人明知而故蹈之，且讳其失而饰之者。盖物质演进而人情大抵相同，读史者能察其同异而通其邮，始为真善读书。阮元之论明堂，谓蔡邕、卢植能知异名同地之制，而昧上古、中古之分。后之儒者执其一端以蔽众说，分合无定，制度鲜通，盖未能融洽经传，参验古今。恽敬《三代因革论》曰：诸儒博士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是故其为说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众家不必通；推之一经而通，推之众经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经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宁附会穿凿之求其通，则天下之乱言也。二家之言，皆深可味。明堂、路寝、治朝、辟雍，以至封建、井田、赋贡、力役，久为诸儒聚讼者，阮、恽二氏能就史迹人情而通之，斯为通儒。非仅求一书之词例、一家之学说之通也。阮氏所谓融洽经传，参验古今，尤为青年所当法。恽氏之说在今日又当反之，盖乾嘉学者过于遵圣贤，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怯于赴时势；今人则过于察凡庶，怯于从古昔，必双方剂之，始得其平耳。

在这篇文章中，柳诒徵先生讲的是“读书明理”与“通贯古今”之道，并为当时的青年们开列了两个思想“药方”的“合剂”。“合剂”的基础，则是清儒阮元与恽敬两位先生的“古方”。 阮元先生的“古方”，是“融洽经传，参验古今”；恽敬先生的“古方”，是“察凡庶、赴时势、考通方”。

柳诒徵先生准确地把握了时代青年的思想病症，在开列“药方”的时候，一方面沿用了阮元先生的“古方”，另一方面又把恽敬先生的“古方”反用，变成了“尊圣贤、从古昔”，认为“必双方剂之，始得其平耳”。

阮元先生“融洽经传，参验古今”的“古方”，实际上是一个针对古今中外学者的“通方”，如果用医学来比喻，犹如健康专家要求普通人注重基础营养的均衡。

恽敬先生在《三代因革论》中所开列的“古方”，是针对乾嘉时代学者之弊病而言的。乾嘉时代的学者，其优点固然不少，然其不足之处，即在于恽敬先生所说的“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怯于赴时势，笃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

在柳诒徵先生看来，民国时代的青年们则是“过于察凡庶，怯于从古昔”，往往称廿四史与《资治通鉴》为“帝王家谱”与“帝王教科书”，以为“俱可不读”。按照笔者的理解，“过于察凡庶，怯于从古昔”的思想倾向，相对于乾嘉时代的学术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的“虚火”。

针对青年们的“虚火”，阮元先生“融洽经传，参验古今”的“通方”虽然“尤为青年所当法”，但还是稍显平和，不太够用，所以柳诒徵先生加以“尊圣贤、从古昔”之“方剂”，通过“滋阴”的方式来“清热”，以治青年们的“虚火”。从这种“方剂”的组合来看，柳诒徵先生不愧为古人所谓之“儒而知医”者。

柳诒徵先生“开方”的时间，是在西历一九四八年，正值国共两党大规模的军事决战。尽管有柳诒徵先生的“良方”，但在当时的青年当中，估计已经没有多少人会把这一“良方”当做一回事。同样在这一年当中，柳诒徵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但在远方的隆隆炮火逐渐逼近的时候，即使是新当选的院士们，恐怕也很难专心治学。

在柳诒徵先生写作这篇文章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在这六十余年当中，人们先后经历了暴力革命的“改朝换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包括“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和“一切向钱看”的经济大潮。其中既有“古有是事而今人袭之而不自觉者”，亦有“古已垂为大戒，今人明知而故蹈之，且讳其失而饰之者”。

近些年来，学术界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高校大跃进”和“学术大跃进”，所以就大多数青年甚至中老年人而言，思想上的“虚火”依然严重。柳诒徵先生当年的批评，依然切中于时弊，他开列的思想“药方”，正可以医治今人之病。

  岁次甲午西历二〇一四年七月作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