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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朱总司令离开海南岛前，康克清大姐还特别同我谈心。她说:“老总对老同志们历来都很关心，他希望四川的老同志都能够回去看看，这在过去战争岁月中办不到，但现在是可以办到的。出于老总对老同志的关心.我当时并没有阻止，但是你工作任务安排紧张，你不能回去.很可惜。这次总司令来海南岛视察。你对总司令照顾周到，安排有劳有逸，使总司令工作、生活得很愉快，保证了总司令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对我们这些随行人员也照顾得很周到。我谢谢你啦。”  （七） 在海口市，我和肖焕辉同志还陪同朱老总、康大姐轻车简从地参观了市容。总司令看到市内树木很少就说:“街道上种的树太少，你们看看，广场上都没有树，要动员群众种树，要搞绿化嘛.号召每家种一棵。大家都种，不就推广了。对城市绿化要作个规划。，肖焕辉同志说:“遵照总司令的指示办。” 总司令问:“海口市有没有工厂啊?’’ 肖焕辉同志回答说:'有个罐头厂。” 总司令说:'那我们就去看看吧。’’ 我们同总司令乘车进入厂内的广场上，下车时，工厂的领导干部急忙出来迎接总司令。 总司令说:“不要进屋了，拿几条凳子来.就在这里坐一坐。” 院子里的树不多，长得也不高大:海南的阳光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还是十分强烈的，但迎面吹来的海风给人们带来了几分凉爽，也不觉得太热。厂长简略地向总司令介绍了罐头厂的生产建设情况，该厂主要是生产菠萝、桔子、柠檬等罐头。技术上已过关，厂长是从广州罐头厂派来协助建厂的。他带来了五六个技术干部。总司令在听厂长介绍情况时，公安厅张副厅长双手捧着一个新摘下来的大椰子，将倒出的椰子汁送给总司令喝。康大姐品尝了该厂生产的菠萝罐头，她说很好，不很甜，糖分不太高。 厂长说，他们工厂能够生产自给。略有盈余。每月还可以上激利润。 总司令说:利润不用上缴了，三年不上缴。用来扩大再生产，那时你厂就增产好几倍了。海南的水果多，原料不缺.产品可以销往港、澳去换外汇.更可投入大陆市场，繁荣经济嘛，多产、多销、多盈利，可以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生活。技术工人的工资要高一些，干部要同工人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产，提高工人生产的积极性，你们的工厂肯定会发展起来的。 总司令看到工人还住草棚，说:“你们要修一点工人宿舍嘛。” 这时，海口市委书记、市长都闻讯赶来了。肖焕辉同志将他俩介绍给总司令。肖焕辉同志对市委书记和市长说:.总司令对厂的生产作了一些指示，厂长都记下来了，今后你们要按照总司令的指示办。这是海口市第一家机械化的工厂，你们要搞好啊，耍带个好头。”肖焕辉同志讲完之后.我站起身来，示意总司令该走了，总司令领会了我的意思，说:“走吧。”还没来得及起步，工人同志拥了出来，他们有秩序地列队。齐声高呼:“总司令好!”总司令忙向大家招手说:“工人同志们好”工人们又齐声高呼:“坚决按总司令的指示办!”“欢迎总司令再来!.工人们热烈鼓掌，欢送总司令。总司令边走边同工人们告别。 我们陪同总司令顺着大街继续向南步行，走了有两百米，到了海口市商业中心，这里商铺很多，有粮店、有旅店、有饭馆、有肉铺、有鱼店，特别吸引人的是那些挂在架子上的烧鸡、烧鹅和烤乳猪，烧得油光发亮，黄澄澄的，看起来又脆又嫩，真是在别处少有的食品啊。 第二天一大早。朱老总要我和他背着康大姐和他的工作人员。到市内的小吃店吃一次海南风味小吃。 我事先让海南行署的公安局长和军区保卫处长作了安全保卫的布置。 第二天早上四点，我就起床等着总司令，四点半总司令从房间里出来，他说:“走。”我带了一枝小手枪、一枝左轮枪，陪同总司令步行，一直走进小吃店，小吃店里已经有人坐在那里吃东西了。我同总司令进店以后，就走到预订好的靠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来.我向店主要了两个人吃的白斩鸡、自斩鸭、白斩鹅各一份，还要了一盘炒粉和两小碗汤粉。菜送上桌来，我和总司令吃了起来，总司令高兴地说:“这东西真好吃，是海南独特的风味。这次她们(指康大姐及其随行人员)可享受不到了”我说:“我中午请她们吃一次。” 总司令吃完之后与店主谈话，问他们店里的生意好不好，一天能卖多少货，能盈多少利以及工人的生活情况。店主人向总司令一一作了回答。 这时，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一丈多高了，阳光直射到店内。 总司令又向他们说:“你们可以多种树嘛，树大遮荫，可以在外面开个茶馆，大家坐着喝茶乘凉，摆摆龙门阵嘛。” 我站起来。示意总司令该走了，总司令站起来挥手同大家告别。走出了店门，沿街走了两百多米，我的秘书已乘汽车来接总司令了。 总司令笑眯眯地坐上了汽车，汽车直驶区党委驻地。这时已是早上七点多钟了，正逢区党委机关饭堂开早餐。总司令的随从人员正在找总司令吃早饭呢。康大姐正为找不到总司令而大发脾气，她看见总司令下车来了，红着脸生气地大声指责我说:“吴司令，昨天我还说你好呢，今天就是你的不对了，我要批评你了，你陪总司令出去还背着我，你不知道总司令患有糖尿病吗?你太大胆了，你知道总司令全国只有一个，总司令的安全你负得了责吗。” 我回答说:“康大姐，这些我都知道，你不要生气.这件事是我办的，我接受你的批评。” 康大姐转过身来，找总司令的秘书和随行人员。对他们说: “你们都干什么去了，总司令走了你们都不知道!’他们说:“总司令今早四点钟就起床了，那时候我们还在睡觉呢，总司令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不知道.他就出去了。” 总司令看找下不来台，就出来打圆场说:“你不要批评他了，是我交给他的任务，我要考核考核他的办事能力。” 康大姐说:“你过去就说考核他，在毛主席面前也说考核他，说他办事周到。想问题想得仔细，这次来海南，他陪了你十几天，你不是天天考核他吗?”总司令说:“就是要天天考核。事事考核嘛，考核人的时间越长，次数越多，对一个干部才能了解得透彻、全面，在新情况下对千部要进行新的考核。” 总司令说得康大姐无话可说了。但她还在嘟嚷:“这件事情你竟然背着我。” 康大姐随即叫来医生，嘱咐他化验总司令的尿和血糖，结果指标正常。 但康大姐还在生我和总司令的气。 为了向大家介绍今天早上我与总司令“小吃'的情况，中午我安排了白斩鸡、白斩鸭、白斩鹅和米粉，请大家品尝，这是海口市的风味小吃，是同一个师傅做的，和我们的早餐一模一样。 早上同总司令一齐吃早点的都是我的工作人员.多数是公安干部和侦察人员，与总司令答话的都是我派去的公安工作人员，绝对保证总司令的安全。 总司令说:“我发现了.今天早上小吃店的门口设有岗哨.但我没料到一起吃的那些人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更没有想到与我说话的那些人也是我们派去的人员。“ 行署公安局长说:“这件事我知道.这项工作我也参加了，我认为吴司令的考虑、安排、布置是十分周到和严密的。” 大家听说后，都惊奇地大笑起来。  总司令又说:“这是我要收回成命。才让他办这件事。我原来向他许过'愿’.要带他回成都、重庆去吃四川小吃。近来，我看他任务重，脱不开身，不能去了，我就改变了主意，要他陪我到海口吃海南的小吃.这就算我向他'还愿'。“ 我说:“谢谢总司令。” 康大姐听了这些话。笑着指着总司令说:“你不要瞒着我啊。” 我忙插话:“总司令不告诉你.是你和总司令之间的事，我是奉命而行，是执行公务。” 我说完此话，大家都笑了起来。 （八) 总司令临走前，新来的海南区党委书记张云同志找我与肖焕辉同志谈了一次话。我向他汇报了朱总司令这次来海南所作的一系列指示。我认为总司令这次来海南视察长达十多天，他走遍了海南岛，所到之处.访问调查接触群众之多，谈话次数之多.是我所见到来海南视察的首长中少有的。与他谈话的人达百多人次以上.此外，康大姐和他的随行人员也经常接触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总司令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是我与肖焕辉同志亲眼目睹的。 在军区时，总司令与马白山同志交谈了一个上午，他们俩谈话时，我就到外面为总司令站岗。在视察的路上，遇到复员转业军人或流离失所的穷人，总司令总是命令停车，他下车与群众谈话，在榆林、在三亚，在西线临高、沮迈，在东线文昌、琼海、万宁，他都这样做了。总司令对我说过，他来海南的任务圆满完成了，他对海南的工作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对海南军区的工作，总司令指出存在两个问题，要继续抓好，抓彻底。第一，对于琼崖纵队转业复员的人员，没有安置好的，要妥善安排好，要再作细致调查.一个不漏地安置好。第二，军区领导要亲自动手，带头抓生产，种植蔬菜，推广种蔬菜的经验，要提倡毛主席在延安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定要解决部队吃蔬菜的问题。 总司令谈到过，他曾与冯白驹、马白山同志谈过话，总司令认为冯白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是正确的。琼崖纵队的许多老同志也有同样的意见。冯白驹同志讲.琼崖纵队是在海南坚持23年的一面红旗.要它整个建制复员去种橡胶，这就不对了。过去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老部队建制不是都留下来了吗? 冯白驹的意见是，军区若把两个师的部队拿出去种橡胶，再从内陆的部队中调一些，把琼崖纵队的番号保留下来，新老结合，把战略物资橡胶在海南的生产搞好.他是完全同意的。中央对抽调部队种植橡胶的决定是正确的，他是坚决拥护的。 冯白驹同志的另一个意见是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是职务挂在海南，人常住在广州，冯白驹说:假如我23年住在广州或香港，海南岛就不会有琼崖纵队了。他认为他在海南坚持了23年，坚持对敌斗争23年不是错了，是应该坚持的。总司令说，我听了冯白驹同志的讲话后，认为他的意见是对的。 总司令这次来海南。与马白山、肖焕辉同志多次谈话.他们都反映了与冯白驹同志同样的看法，他们也同意了冯的观点。我对过去的情况不了解，但我不能不将总司令的意见反映出来，这是海南工作中存在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总司令对军区某些工作作了批评，主要批评军区领导干部没有亲自动手抓蔬菜生产.关L战士生活不够，听说战士要跑匆里才能到屯昌买到冰棍吃.有的连队十天之后才能看到《南方日报》和《人民日报)。他指出这是领导干部不关'L战士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是群众观念薄弱。对区委和行署的工作。总司令主要是批评工作不深人实际，叫困难多，向上伸手多。总司令看到琼海、澄迈的产粮地，每亩产粮三四百斤，但有的县区不产粮或少产粮，存在着不平衡。主要是由于区县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弦调热带不产粮的观点，对困难不想办法克服，向中央要来的钱都用来修大楼，用在生产方面很少，有些遗留下来的水库至今也未修理。 总司令指出，海南领导对种植橡胶战略意义的认识没有跟上去，所以抓得不狠、不紧，至今还没有抓上去。 张云同志表示:“总司令的指示非常重要，我们同心协力，遵照办理，一定把海南工作搞上去。” 在飞机场候机楼，海南党政军负贵人为朱总司令送行时，张云书记说:“请总司令作临别赠言吧。' 总司令和蔼地笑着说:“我这次来海南岛，已讲了不少了，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他用手指着我和谢镬忠政委说:“你们再查一查，还有哪些琼崖纵队的转业复员人员没有安置或没有安置好.查到后再作安置，一定做到善始善终。“总司令对我说:“你那个作战方案，还是纸上谈兵，需要抓紧落实.’’ 我回答说:“我下午回去，就召开党委会议，贯彻落实.’’ 总司令说:“从军区起，到师、团、营机关，都要做到蔬菜自给，军区要带个好头。' 我说:“一定照总司令的指示办，请总司令明年再来或派人检查。” 总司令将视线转向张云书记和王匡主任、肖焕辉同志说:“你们要狠抓橡胶生产，这是战略物资，一定要抓上去，才能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一斤橡胶的钱就可以买五六斤到十来斤粮食，有了钱就能买来粮嘛，这个意见，不是我朱德个人的意见，是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决定的。要抓粮食生产，海南岛土地有好有坏，需要领导干部下去带头抓，哪个地方困难，就到哪个地方去，要抓薄弱环节。你们要把尖峰岭和碉罗山的两条公路修好，把稀有的贵重树木运出来，我帮你们去推销，这样就有了建设资金了。' 时间到了，总司令站起来与大家挥手告别。 区党委送给总司令两箱菠萝罐头、两箱咖啡。总司令说:“这东西我们有，我不要了。我从军区带了两件东西，一是块石碌铁矿石，含铁量达95 % .”他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来，给大家看。他又说:“还有一袋子定安县产的红米，在过去叫贡米，是给皇帝进贡的，我带回去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看，其他我都不要了。' 区党委送给他的东西他都婉言谢绝了。总司令走到飞机旁，我们列队欢送他，总司令与我们一一握手，我们还以祟高的敬礼，注视着总司令登上飞机，看着飞机起飞。飞机绕机场逐渐升高。飞上了天空。 首长·兄长·良师 勋励 1994年8月，我到北京海军大院，看望了老首长吴瑞林同志。年近八旬的吴瑞林同志正伏案疾书，撰写回忆录。他高兴地告诉我，按照四个革命时期所写的回忆录快要完稿了，第一部反映红军时期的《战斗在川陕苏区》已经出版，了却了他“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的宿愿。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离别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我是1940年认识老团长吴瑞林同志的。后来一直在他领导下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回国后进入正规训练，直至1955年他调海南军区工作才离开。就是以后他任海南军区、南海舰队司令员和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时，我也利用开会、赴京学习和出国上京接受任务等机会，去看望老首长，亲聆他的指点和教诲。回想我从一个不懂事的穷孩子成长为军一级领导，无不是党和无数革命前辈培养教育的结果。特别是吴瑞林同志对我的帮助教育就更直接具体，军事上指教，政治上启迪，生活上关心，使我受益匪浅，他是我终身难忘的首长和良师。 一 吴瑞林同志是我军身经百战、智勇双全、战功卓著的将领，指挥和带领我们打了许许多多胜仗。抗日战争中，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亲眼见他指挥部队常常以少胜多消灭日伪军的情况。1941年秋，日寇集中几万兵力对我鲁中地区展开大扫荡.实行铁壁合围、“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叫嚣“打击徐向前，消灭吴瘸子”，妄图把我们一口吃掉。当时吴瑞林同志任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团长，我在团部当司号员，和一位参谋经常跟在团长身边。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吴团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胆大心细，指挥若定，带领部队巧妙地同敌人周旋，从不打莽撞仗。他充分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紧紧依靠抗日军民，凭着他多年活动在鲁中地区对地形、民情、敌情了如指掌的长处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指挥全团夜行晓宿，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机智地避开敌人大部队的合围，灵活地穿插在敌伪间隙、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同敌伪兜圈子，弄得敌寇摸不清头脑，疲惫不堪。有时又派出侦察兵或小分队绕到敌人屁股后面，断交通.炸桥梁，端炮楼，拔据点，搞得敌寇晕头转向，慌了阵脚。在有利情况下，吴团长还及时抓住战机，狠狠打击敌人。有一次，他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组织侦察兵切断敌莱芜至口镇几公里处的电线，挑选80名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沿途设伏。结果不出吴团长所料，日本鬼子20多人出城查线，待敌进入我伏击圈时，副团长命令我吹冲锋号，随着地雷、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战士们一齐冲向敌人.七八分钟就解决了战斗，全歼了这股敌人，还缴获十几支步枪和机枪、掷弹筒各一具。 就这样，我们在泰安、莱芜、新泰、沂水、蒙阴、淄川、博山、费县一带几百公里方圆里，同敌伪顽势力兜圈子达47天，粉碎了敌人妄图消灭我们的阴谋。仗越打越精.搅得敌人惊恐不堪.我们在吴团长身上学到了许多带兵打仗的经验。 战争中，吴瑞林同志十分注意锻炼提高下级干部的指挥能力，引导大家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辽沈战役期间.吴瑞林同志任东北五纵副司令员。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的作战中，我十四师为纵队左梯队，从彰武、新民一带向新立屯以东攻击前进。我四十一团为左梯队前卫团。我所在的一营(当时我任副营长)又为团的前卫。这时吴副司令员来到我们营，召集营里几个干部交待说，你们前卫营在开进中.要随时作好同敌遭遇的准备。他特别强调要注意掌握遭遇战的特点.必须做到“先敌开火，先敌展开”，发扬我军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压倒敌人，趁敌慌乱中.予以歼灭，同时还交待了在各种情况下的具体战法。 前进中，当我营进至新民县西南的绕阳河时.突然同从锦州方向向沈阳败退的新六军一六九师先头部队遭遇。全营按照吴副司令员事先的交待和部署，迅速占领几处坟堆墓址“先敌开火，先敌展开”，用密集火力把敌人压在狭长的公路旁水沟里，同全团各营一起很快形成对敌先头部队的包围，边打边喊，叫敌人缴枪。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全歼敌2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00余挺，各种炮80多门，步枪上千支和上百匹大洋马和美国骡子，全团都换成美式装备了。吴副司令员高兴地表扬了我们，叫我们上下很好总结经验，真是做到“打一仗，进一步”.使我们不断提高了指挥艺术。 二 吴瑞林同志不仅是我们敬佩、信赖的军事首长，而且是重视部队政治思想建设，善于教育和鼓舞部队的好领导、好榜样。他经常教育部队“军民关系是鱼水关系，军队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1940年冬，吴团长率领全团深入敌占区，当时气温下降到零下10多度.天气很冷。在攻打茅茨的日寇和顽伪军时，警卫员和驭手看到吴团长天冷衣薄，便拿了老乡一些柴火给首长烤火。吴团长当即严肃地问柴火哪来的，说咱八路军不能乱动群众一草一木。他叫警卫员立即把米袋子的米倒给老乡，问老乡能不能以粮换柴。最后教育大家说:“我们要求部队不许犯纪律，我们上面的同志更应带头做到。” 吴瑞林同志利用各种机会和场所，运用上级首长的指示和部队的胜利消息、英模事迹，教育鼓舞部队。平津战役后.在一次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央首长对四十二军的表扬和厚望，对部队鼓舞很大。他讲了中央首长从西柏坡搬进北平途中，在四十二军驻地河北琢县住了一晚时，中央首长表扬说:在平津战役中，你们一个军完成了中央原先给两个军的任务.还提前50多个小时截断了平绥、平汉、平津的铁路、公路交通线，抢占了战略要地丰台。不仅进攻战打得好.防御战也打得不错。你们顶住了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的多次反扑，还缴获了百余辆坦克，很不简单。要求我们在挥师南下的战斗中发扬成绩，扩大战果，去夺取全国的解放。吴军长在南下大进军的关键时刻传达中央首长的指示，给我们提出了具体要求，成了广大干部战士渡长江，进军中南、西南的鼓舞力量。 吴瑞林同志平易近人，始终和下级干部坦诚相待。他同我满怀深情、启迪思想、催人奋进的几次谈话，至今还铭刻在我的心上。1951年初，我们在朝鲜驻地南佐里(当时我任团参谋长)，夜间他同我闲谈时，十分动情地讲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对四十二军信任的情况。他说，我们军作为首批入朝作战的4个军之一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极大信任。东北军区首长向彭总介绍情况时说，四十二军是个新部队，使用时要有所区别，我和政委听后脸都发烧。毛主席在接见我们4个军长时，讲到四十二军应该继续留在朝鲜，对我们既是信任，又是鼓励，更大的是寄予希望。我们军在阳德休整补充工作没有结束，立即把我们调到铁原以北一带实施防御，彭总对我说，四十二军上来了，我就放心了，彭总信赖我们四十二军的话多有分量。 从吴军长这一系列的谈吐中，充分体现了他“要强”的可贵性格和高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我的心同他的心很快融合在一起，一个共同的态度，就是决心用新的战斗胜利为我们所在的部队争光，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厚望。 回国后第二年，我任团长时，友军调来一批干部到我们团。吴军长来团检查工作时专门和我谈，要带头团结好外来千部.他说，友军是主力部队，比我们打仗训练工作经验都多，要多看外来干部的优点和长处，团结他们一道把部队训练好、建设好。这些谈话对我们后来搞好同外来干部的团结，奠定了好的思想基础。 1954年部队重新组建教导队，军党委决定我兼任军教导大队大队长。吴军长找我到军部谈了一次话.他说，从去年训练一年的经验看，一个部队训练的好坏，取决于这个部队干部的军事素质和组织领导训练能力.我们军的干部虽然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但缺乏组织训练的经验和能力。我们不能等着步校分配干部来，那样太慢太少了。要抓住部队训练的关键，办好教导队，要高标准、严要求地训练好连排干部，扎扎实实打一个好的基础.这次谈话不仅成了指导我办好教导队的巨大动力，而且在后来组织部队训练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我两次出国到坦桑尼亚任军训团长、政委工作时.进京受领任务都去看望了吴瑞林同志，总想从他那里得到指教。他既是首长，又像是兄长.十分关怀地对我说，这次派你出国是组织的信任，不能辜负祖国的重托。外交无小事，事事关系到我党我军和国家的声誉，必须谨慎从事。他还提了四条希望:一是多向使馆请示，向国内报告.二是注重调查研究，从他国实际出发进行训练，不要强加于人;三是尊重别国人民和军队的风俗习惯，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严守外交政策的规定;四是外出做到3人同行，以防意外。充分表达了老首长对老部下政治上、工作上的爱护和关怀，对我3年国外工作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三 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吴瑞林同志始终把下级干部和战士们的疾苦挂在心上，关心部下胜过关心自己，在部队传为佳话。 他的右腿右脚在1939年战伤。因此，行动极不方便，靠的是骑骡子指挥部队作战，忍受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可是当部队作战受阻、生活困难，伤病员多时，他总要亲自过问，尽力解决。1942年夏秋之交，我们鲁中二团三营正配合第二军分区开展反顽斗争。当时任分区司令员的吴瑞林同志，得知我们攻打天桥顶五六小时没有攻下，部队出现不必要的伤亡.便亲自赶来指挥战斗，迅速组织火力掩护，采用爆破方法炸炮楼.轰围墙，全歼了顽敌。这时他见我患疟疾，又呕吐不止，便立即叫通讯员小王和一位老百姓，把我背下了山，送进医院。过了几天还派司号长小程带着水果和缴获的200元伪钞来慰问我，要我买点补品补补身子。我心里感到热呼呼的，尽快养好病回到部队。 1953年春，是部队回国头一年，全团换成苏式武器，开始投入了正规训练。吴军长得知我(我当时任团长)肺部患病仍坚持工作，十分关心。他告诉师长王道全同志，“你告诉勋励，说是我讲的，要他问问姜医生，到底能不能在岗位上边工作边治疗?”后来得知医生同意我边工作边治疗后，他亲自给我买了当时难于买到的雷米封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补品给我.要我既要搞好身体，又要搞好训练，扎扎实实打基础。此外，他还向医务部门交待，要抓紧对勋团长的治疗，在训练上还专门派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夏显明副处长驻团帮助指导，这使我非常感动。这一年由于吴军长的亲自关怀和医生的积极治疗，我的肺病很快好了，训练也圆满完成了任务。军、师交给我团组织的加强步兵营进攻示范演习，获得圆满成功，受到军师首长表扬。 吴瑞林同志对部属关怀备至，可是对自己、对亲属子女要求很严，从不搞特殊。1953年春.海南慰问团给军领导送了几个雕刻精细的椰子茶叶盒。他和军首长商量，决定把这些茶叶盒放在机关会议室、接待室用，大家反响极好。70年代，我在军里任副政委。吴瑞林同志有两个女儿在两个师的医院工作，他要求我们对他的女儿同其他人一样，要一视同仁.严格要求，不能搞任何特殊照顾，也没有让我们单独去看望过她们. 在吴副司令员的晚年里，他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念念不忘后一代人的健康成长。10多年来.他在夫人刘军同志支持帮助下，笔耕不辍，撰写革命回忆录.1990年9月，为了搜集资料，他不顾年事已高，千里迢迢来到广州、惠州、博罗、探圳、珠海等地，找老同志座谈，翻阅部队战史和英雄连队史料。在我和苏克之同志陪同他的20多天时间里，无论是开座谈会，还是找老同志交谈，他都亲自口问手记，不放过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他说:“我们这些老同志，还有最后一个使命，就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给后人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以后我到北京去看望他时，已经写了200多万字的回忆录，计划出4本书。他告诉我，反映红军时期斗争的那本书已经出版，后3本书，打算把周总理请徐悲鸿大师画给我的那幅《四骏图》(给抗美援朝首批出国作战的4位军长每人一幅)拍卖掉，把书出完，不用公家花一分钱。他这种为千秋万代的革命事业着想和终身奉献的崇高品德，令所有知情者为之感动，是我永远学习的好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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