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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言# 我姥爷提起当年在山西当八路（是正规军那种，不是所谓的土八路），整个抗战期间弹药与生活物资奇缺，最困难时期，他们整整一个齐装满员的连队只有十几发步枪子弹，其中十发配给作战部队（也不知道这么几颗子弹他们咋分配），夜间警戒暗哨一人一发，值班排长的马枪里给填进一发。其他人只能依靠刺刀梭镖，那刺刀也不全是鬼子那种制式的，跟梭镖头儿一样，系当地老乡铁匠炉出品，钢口不佳，一磕爱弯爱破的。吃的方面，大米白面甚至玉米面那是梦里头才敢见到的东西，平常大多时候是吃一种泡了脱皮，并且起很大黄沫，有股臭烘烘味道的黑豆，咋煮都不爱烂，还要掺杂进各种自采的野菜，饶是那样还不能保证天天能吃得上，有时候两天才有一顿。至于肉蛋奶，那更是与他们远隔了宇宙，有人千方百计去掏山崖石缝里的鸟蛋，去汾河里摸鱼，甚至套一种短尾巴的山鼠来改善伙食。调味品更是比吃食还要稀罕，酱油醋香油一概没有，全连每人每天平均不到一枚玉米粒大小的黑盐疙瘩，饭菜从干到稀不杂一丝油花花。食物的短缺差不多等同于敌势威胁，一直困扰着他们。穿的方面，战士们常年一套军装是常态，补了又补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套剪补裁染的本事，比举枪瞄准还要熟练。当时没有洋布做军装，只能用本地产的棉土布，因此生活训练中磨损得很快，还没有好用的印染材料，故而补丁更迭得快，来不及补染，许多人把军装穿成了“三色百衲衣”。后来部队开赴太原，一路引得老百姓侧目，议论纷纷，说哪来的扛枪叫花子团。至于被服，姥爷是到抗战最后那年才背上了全面絮的一套被子，此前都是拿稻草谷子秸秆等物蓄的铺盖卷，好多人都有过行头儿被牲口扒开，当成草料吃下去的经历。当时没有条件保证个人卫生，无论男女，不管年轻岁老，虱子狗蚤大个儿臭虫是每个人的忠实伙伴，平时没事儿把手探进胸怀扪虱捉蚤是一种下意识的本能动作，冬天扒下棉袄靠近火堆，听虱蚤被燎得劈哩叭啦的声响如闻过节鞭炮，是一种“高级享乐”。说到医疗条件，更是催泪，大病小病一律靠忍，轻伤重伤绝无麻药，只靠一条粗布巾（可以叼在嘴里以防痛不过咬碎了牙齿），消毒剂只有用砾石砑过几遍的土布（显薄且纤维眼儿均匀）滤过几次稍微显白的盐水水。 凡此种种难以详说。 得亏姥爷死的早，他老人家活着的时节还不兴抗日神剧，要是他活到时下，看见电视上军装齐整一尘不染，女的抹口红化着浓淡妆，踩奶油色小皮鞋儿，挎着急救包，男的梳油头搽粉脸儿，吃西餐住别墅，拿鸡蛋练打枪，开着哈雷摩托，穿皮衣搂娘们儿的情节，不知道会骂出什么样的话头儿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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