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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末，70多岁高龄的贾植芳教授与妻子任敏到中山大学开会。 因为两人没有结婚证，差点无法入住招待所。 这对老夫老妻这才发现，他们经历过5年流放分离、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却始终坚定地守护着彼此。  从小胆气过人1915年，贾植芳出生于山西临汾襄汾县的一个小财主家中。 虽然家族不缺钱，但年幼的他却险些没有书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胆大调皮。 原来，因为小时候调皮，常常给家里闯祸，长辈们都觉得他既不是坐冷板凳读书的料，也干不了勤劳耕地的活儿，便希望让大舅带着他去西北卖鸦片、闯江湖。  当时，贾植芳的父亲也是同意的，决定家族大事的大伯父也赞同了。 好在母亲坚决反对，她跪在贾植芳的大伯父面前哭着说：“大哥，你只供老大念书，不供老二念书，这使不得！要念就两个一起念，不念就全不念。” 最终长辈们也觉得闯荡社会什么时候都不晚，但读书还是要趁早学习的好。  贾植芳与父亲、妻子等人合照 贾植芳也是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因为头脑聪明，学习成绩非常好，在14岁时考入了太原的中学。 3年后，他又考入了北平的崇实中学，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读书写作的习惯，常常在各大报纸上发表小说和杂文。  青年贾植芳 不过，成了读书人以后，贾植芳天性中的勇敢并未因此被磨灭，反而因为养成了一股浩然正气，凡事都要讲明道理，绝不屈从于权贵。 1936年除夕夜，刚刚年满20岁的他，就因为参与学生运动被捕，人生第一次进入大狱。 身边不少同学都害怕，他却觉得第一次坐汽车很“气派”，旁边还有“保镖”前呼后拥。  监狱给学生们死刑犯吃的饭菜，其他人都不说话，唯有他很是气愤，摔碎了饭碗大喊道：“我不是死刑犯，我没有罪，我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 那看守所的所长被他吵得烦了，只好给他换了好伙食。 最后，还是伯父花了1000银元和50两鸦片烟才把他救出来，又给他买了个文凭，送他到日本留学避避风头。  文人会晤与再入狱在一年的留学生涯中，贾植芳不仅学会了日语翻译，还结交了郁达夫、郭沫若等知名文人。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开始了和胡风长达多年不间断的通信。 胡风比他年长13岁，两人因为同属“七月诗派”，有共同的文学信仰和抗战主张。  胡风夫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贾植芳迫不及待地回到国内，并很快来到了山西抗战前线，在国军政治部担任日文干事。 而胡风则直接公开在《七月》杂志刊登大量抗战爱国文学，很快就遭到了日本人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的迫害。  两人虽然不在同一阵营，却时常写信互相探讨抗战救国的方向，彼此引为知己。 也正因此，贾植芳在1940年就遭到了国民党高层的猜疑，不得不辞职专心写作。 1944年，在徐州担任汪伪淮海省政府参议时，他开始暗中开展抗日策反工作，还给新四军送过武器。 随后，他就在1945年5月被捕，直到3个月后日军投降才被释放。  抗日战争结束后，贾植芳曾和妻子一起搬入胡风家中居住，共同刊登政论杂文。 因为给进步学生刊物供稿，他在1947年被国民党以“煽动学潮”罪第三次下狱。 在关押期间，国民党特务要求他说出胡风的地址，但他却一口咬定自己不认识胡风。 等到一年多后再次出狱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  第四次入狱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性格过于刚直，走不了仕途，贾植芳开始专注于文艺和教育事业，并担任了震旦大学教授一职。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55年，夫妻俩就因为“胡风案”被牵连，不仅被大学解聘，甚至连作家协会都开除了他。  当被问到与胡风是什么关系的时候，贾植芳始终不愿意改口，坚持称他们是共患难的好友。 因此后来就有人说，在1947年“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说不认识，而到了1955年“不该”认识胡风的时候，他又偏偏死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跟胡风是朋友。 就这样，贾植芳第四次入狱，这次被关押进了上海南市监狱。 1959年，他被下放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时而在牧区当小学教师，时而被关进看守所，时而到农牧机械厂进行劳动改造。 1966年，“胡风案”正式定罪后，他也被判刑，期间有过短暂的出狱和探亲时光，其余多数时候则都在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正式回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 后世有人问他为什么不与胡风撇清关系，他总说：“当年的胡风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他们正直、真诚、善良，为了理想而活，我是胡风的朋友，我觉得非常光荣。” 有人为贾植芳的苦难感到不值得，但有的学者却认为，正因为他像唐僧取经一样百折不回，所以注定了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没有结婚证的夫妻贾植芳常说，自己生平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人”这个字写得比较端正。 而如果要说自己一生最得意、最幸福的事，他觉得一定是和任敏成为了夫妻。 贾植芳、任敏和女儿贾英 当时，任敏是商人家的女儿，因为读到了贾植芳的小说和杂文，对他的才华十分倾慕。 1942年，在没有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背景下，她就自己跑到黄河边上，和贾植芳同居了。 之所以说同居，是因为两人自始至终都没有领过结婚证，后来还因此闹出过一件趣事。 上世纪80年代末，老夫妻到中山大学开会，那年代比较保守，男女住一个房间得出示结婚证。 两位老人都70多岁了，却因为没有结婚证被人怀疑，顿时都有些窘迫。 好在，当时的吴宏聪教授走出来说“你们对老先生这么不礼貌”，这才在笑声中让两位老人下了台。 事实上，两人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文书凭证，但其坚贞的爱情早已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都说贾植芳一生四次入狱，但是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任敏又何尝没有经受这样的“牢狱”。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因为发表各类抗战文章，夫妻俩的生活并不安宁，丈夫常常因为“说错话”而惹祸上身，勉强能够温饱。 1955年“胡风案”发生时，就如同贾植芳不愿与胡风撇清关系一样，任敏也拒绝了领导的建议，不愿意与丈夫划清关系，遭到了16个月的关押和长达多年的流放。 1962年，任敏出狱的时候，丈夫仍然在青海流放劳改。 这时不知是主动申请还是组织上的决定，她被下放到了贾植芳的老家山西襄汾。 在一边种地，一边照顾公婆的生活中，她仍然在等待丈夫归来。 在贾植芳后来的回忆录中曾写道：“1963年10月，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的布是家乡织的土布，里面只有一双黑面圆口的布鞋，鞋里放着四颗红枣，四只核桃，这是我们家乡求吉利的习俗。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 这个寄托着平安与希望的包裹，让他回忆起两人在40年代一起生活的情景，也想起了任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我这人苦吃得起，就是气受不起。所以跟你在一起，吃苦都不怕，只是不要受气就行。” 夫妻俩婚后倒是真没让对方受过气，可这吃的苦却着实有些多。 1966年，夫妻俩分隔两地11年后，终于迎来了再一次见面的机会。 可是在这难得的探亲之后，贾植芳又被送到了复旦大学进行劳改，两人再次南北分居12年。 这样一段没有任何义务和法律约束的婚姻，松散到连一张婚书凭据都拿不出来，却结结实实地挨过了5年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贾植芳与大哥回老家祭拜祖先 在颠沛流离了大半生后，他们终于在1978年再度见面，而此时两人都已经60岁高龄了。 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关心着文艺和教育事业。 晚年的贾植芳自称“江湖中人”，对一切求学问事者敞开家门。 他们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的家，每逢周五，便有几代学生登门聚餐。 1997年，任敏突然重病，在此后的5年时间里，贾植芳每天都在书桌边整理自己的旧稿，希望通过发表作品给妻子凑医药费。 每当出版社汇来稿费，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便让学生送到医院去了。 2008年的春天，贾植芳老人随妻子而去，享年92岁。 在他的一生中，牢狱之灾和做学问仿佛就是主旋律。 但苦难并未磨灭他的向学之心，更没有使他意志消沉，风骨磨灭。 不图功名，不求财富，不畏权势，毕生只为践行“五四”精神。 正如老人自己所说的那样，他这一生，将“人”字写得端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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