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地望考辨

岳书锋

诸葛亮

长葛是上古葛天氏故里。研究葛天氏文化，涉及到诸葛氏的起源问题。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瑾传》曰：“《吴书》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浙江兰溪《诸葛氏宗谱》载：“诸葛之姓，本姓葛姓，上古之时有葛天氏，之后有葛伯，为夏末诸侯，其后裔移居山东诸县，后徙阳都，自此以后，即以诸葛为氏。”由此可知，诸葛氏源自葛天氏，长葛是诸葛氏的祖源地。

葛天氏

谈到诸葛氏，总绕不开诸葛亮。诸葛亮是三国季汉丞相，国人目为忠诚与智慧的化身，被誉为“智圣”。经过“三顾茅庐”，刘备和诸葛亮演绎了一段“如鱼得水”的君臣佳话。然而，诸葛亮怎么也预料不到,他在跟随刘备之前的一段“布衣躬耕”的生涯竟引发了一场长达1500多年的笔墨官司。

现在互联网“今日头条”网站平台上，每天都有南、襄两派的学者和粉丝网友爆料“诸葛躬耕地之争”的“历史”和最新史料搜集情况。在网上吵吵嚷嚷，呈现出“诸葛躬耕地之争”的“繁荣”景象。互联网平台上的这些争论，虽然也常常“引经据典”、掷地有声，却也往往各执一端，有如“盲人摸象”，以局部失其整体，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来自诸葛氏的祖源地，向来喜欢探究三国的历史和文化。今“不度自量力”，愿意竭尽全力以追根溯源，利用“比较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观点和方法，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地望进行系统性地考辨。

一、“诸葛躬耕地之争”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根据《三国志》及《后汉书》考证，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幼年丧父，与弟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三月，荆州牧刘表断了袁术的粮道。袁术引军进入陈留郡，被曹操击破，败走九江，(出《三国志·魏武帝纪》)杀杨州刺史陈温，占据淮南，(出《后汉书·孝献帝纪》)自领杨州，兼称徐州伯。(出《后汉书·袁术传》)袁术僭命诸葛玄为豫章太守，诸葛玄带着亮、均兄弟二人赴任。六月，朝廷以朱俊为太尉，录尚书事。(出《后汉书·孝献帝纪》)任命朱俊之子朱皓为豫章太守，以取代诸葛玄。诸葛玄与荆州牧刘表是故交，于是往荆州投奔刘表，居住在襄阳。诸葛玄卒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陇亩”。

汉献帝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受刘表之命屯驻新野。(出《三国志·蜀先主传》)建安十一年(206年)，经徐庶推荐，刘备到“南阳陇亩”之中寻访诸葛亮。建安十二年(207年)，历经“三顾茅庐”，刘备才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在“草庐”中答对，颇称刘备心意。于是，刘备请诸葛亮辅佐自己。

汉建安十八年(212年)，诸葛亮率军入蜀，途经夷陵黄牛庙。诸葛亮感其庙宇残破，乃出资复建，撰《黄牛庙记》并刻石纪事。《黄牛庙记》曰：“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势不可却，计事善之。”

三国季汉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军屯驻汉中，准备北伐。出发前，诸葛亮向后主上《出师表》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於败军之际，奉命於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以陈述北伐的理由。建兴六年(227年)，诸葛亮撰《后出师表》说：“曹操智计殊绝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於南阳，险於乌巢，危於祁连，偪於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并注：“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建兴十二年(234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晋永兴二年(305年)八月辛丑，刘弘奉诏到宛城驱逐司马释，“于沔之阳”至“隆中”，观诸葛亮故宅，立碣表闾，命李兴撰《诸葛故宅铭》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

晋太兴元年(318年)，王隐撰《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王隐的《蜀记》首次称诸葛亮躬耕地暨隐居地为“隆中”(以下称“汉北隆中”)。

晋升平五年(361年)，襄阳人习凿齿撰《诸葛武侯故宅铭》曰：“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义范苍生，道格时雍。自昔爰止，于焉龙盘。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罔窥其奥，谁测斯欢?堂堂伟匠，婉翮阳朝。倾岩搜宝，高罗九霄。庆云集矣，鸾驾三招。”

晋兴宁三年(365年)，习凿齿著《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首次把“襄阳城西二十里处”称为“隆中”(以下称“汉南隆中”)，并认为“汉南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

宋元嘉三年(426年)，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曰：“《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宋元嘉十四年(437年)，盛弘之撰《荆州记》曰：“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又载：“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暑台。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为乐山。”

梁普通四年(523年)，鲍至撰《南雍州记》曰：“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盛弘之记云:井深五丈，广五尺，堂前有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孔明避暑台。宅西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为梁父吟。因名此为乐山。先有人家居此宅，衰殄灭亡。后人不敢复憩焉。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曰：“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提出：“汉南隆中”的“孔明旧宅”是刘备“三顾茅庐”处，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地望开始出现争议。

隋唐以降，碑刻与著述或引用《出师表》，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或引用《汉晋春秋》，说“亮家于襄阳隆中”。到了元代，始有官方以南阳卧龙岗为诸葛亮躬耕处的记载。在明代，有驸马都尉奉敕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祭拜诸葛亮。到了清代，争议日趋激烈，特别是在清咸丰年间，鄂籍的南阳知府都感觉非常为难。自襄阳市规划建造了“古隆中风景区”以后，争议达到白热化，可归结为“南阳说”和“襄阳说”：

“南阳说”认为，汉魏实行“郡县制”，“南阳”作为郡名，有两重含义：一可指南阳郡；二可指南阳郡治宛城。据此主张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地望在东汉南阳郡宛城附近，今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岗。

“襄阳说”认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而不是“躬耕于宛城”；据《汉晋春秋》记载，“汉南隆中”属于东汉南阳郡邓县，主张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地望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汉南隆中”，即今襄阳市西十三公里的“古隆中风景区”。

由此可见，“诸葛躬耕地”之争的起点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其根源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

二、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地望考辨方法探讨。

自郦道元《水经注》问世以来，“诸葛躬耕地”之争已经持续了近 1500 年。然而“诸葛躬耕地”只有一处，而南、襄两地相争，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笔者自知“人微言轻”，不想“解斗”，只是想把“诸葛躬耕地”地望分析清楚，弄个明白。

根据王国维的“二元证据法”，首先考察南、襄两地的“诸葛躬耕地”文化遗存，发现南、襄两地都没有发掘出东汉时期的诸葛躬耕地或诸葛草庐遗址，两地现有的最早的诸葛亮文化建筑均为明清以后所建，对考证“诸葛躬耕地”几乎没有什么文物价值。

再考察南、襄两地所举证的“诸葛躬耕地”史料：

“南阳说”的史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元朝以前的史料，从诸葛亮的《黄牛庙记》到北宋的《宣和书谱》，记载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连续不断，但都没有记载“诸葛躬耕地”的具体位置；另一类是元朝以后的史料，记载诸葛亮躬耕于今南阳市卧龙岗。

“襄阳说”的史料极其丰富，也分为两类：一类是融合了《汉晋春秋》和《水经注》的史料；另一类是引用了《资治通鉴》的史料。

就南、襄双方的史料对比，从“量”上，“襄阳说”占绝对优势；从“内容”上，“襄阳说”史料记载的“汉南隆中”的位置很具体。然而，史料的真、伪并不是以“量”取胜，也不完全以史料发掘的“早晚”取舍，更不由游客的脚印多少或网民的点击率高低来决定，而与史料来源的真实性有关，其中作者“亲历”，是史料取舍的首要关键因素。

关于史料的甄选和使用问题，“诸葛躬耕地”地望考辨的第一史料就是诸葛亮的九字真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国人心目中，诸葛亮是忠诚和智慧的化身，《出师表》又被陈寿的《三国志》全文引用，因此，诸葛亮的九字真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就是“诸葛躬耕地”地望考辨的“指针”，也是底线，任何人都不能逾越。

故笔者认为：首先证明南、襄两地举证的地方在“三顾茅庐”时属于南阳郡；然后论证南、襄两地举证的地方是否可以被称作“南阳”？最后甄别出“诸葛躬耕地”地望。

既然“诸葛躬耕地”之争的源头是《汉晋春秋》，那么，要还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陇亩”的真相，就应该把《汉晋春秋》和《水经注》作为甄选史料的分界点，隋唐以后的史料再多，只能作为“南阳说”或“襄阳说”的支持者，不宜再作为史证，一一辩驳。

“诸葛躬耕地”之争的尽头，主要还是取决于南、襄两地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学者们，和解的前提是尊重史实，正确解读历史，还历史以真相，最起码不要“戏说”历史。既然历史曾经记载过某些现象，我们的责任是告诉读者，历史考证以什么为准？什么是历史事实？哪些是后人赋予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文化，这样才能树立正确的唯物史观。

三、“南阳”的历史地理含义探究。

针对“南阳说”的观点，通过对“前四史”的考察，我们发现：

(一)“南阳”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是南阳郡的简称。

据《后汉书·志·郡国四》记载：“南阳郡，秦置。雒阳南七百里。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其中，“雒阳南七百里”指的是南阳郡治宛城在雒阳南七百里处，“三十七城”指的是南阳郡有三十七个属县，所列户、口数指的是整个南阳郡的户、口数。

《后汉书·天文志上》记载：“后一年(23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等，杀其士众数万人。”首先，从“俱攻破南阳”可知，此“南阳”并非指某一区域，而是指南阳郡中的一座城；其次，舂陵时属南阳郡，从“光武起兵舂陵”到“俱攻破南阳”可知，舂陵不能被称作“南阳”；第三：从“俱攻破南阳”与“斩莽前队大夫甄阜等”呼应可知，此“南阳”应指宛城。

《后汉书·孝安帝纪》记载：“(延光四年三月)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后汉书·天文志中》记载：“(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两处记载的时间、人物、地点完全吻合，《孝安帝纪》记载“自宛还”，《天文志中》载为“从南阳还”，由此可知，此处“南阳”即“宛”。

(二)“南阳”作为地名，出现的时间比南阳郡早。《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又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公元前280年以前，“南阳”就已经出现在楚国。公元前272年，秦国以楚国的“南阳”置南阳郡。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宛孔氏”是郡望的雏形，《汉书》以后应称“南阳孔氏”。“宛孔氏”源自秦伐魏后的迁孔氏于南阳，说明楚国南阳故地是秦宛县的前身。

(三)汉初，有称南阳郡为宛郡的习惯。《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沛公)略南阳郡，南阳守齮走，保城守宛。……乃以宛守为殷侯。”《汉书·高帝纪上》记载：“六月，与南阳守齮战犨东，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七月，南阳守齮降，封为殷侯，封陈恢千户。”两文对照可知，司马迁《史记》称南阳守为宛守。

另外，《史记》也有称淮阳郡为陈郡的例子。

(四)在南阳郡内，除宛城外，其他地方都不能被称作“南阳”。

《汉书·吴芮传》记载：“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鋗，与偕攻析、郦，降之。”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因西攻南阳，入武关，与秦战于蓝田。”

《后汉书·苏竟传》记载：“初，延岑护军邓仲况拥兵据南阳阴县为寇，而刘歆兄子龚为其谋主。竟时在南阳，与龚书晓之。”

《魏书·华歆传》记载：“董卓迁天子长安，歆求出为下邽令，病不行，遂从蓝田至南阳。时袁术在穰，留歆。”

《吴书·孙破虏传》记载：“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又载：“前到鲁阳，与袁术相见。”又载：“初平三年(192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邓之间。”

以上例句中，樊、邓、析、郦、阴、叶、犨、穰、舂陵、新野、舞阴、鲁阳、丹水、胡阳、武关等虽然都属于南阳郡，但是都没有被称为“南阳”。

(五)如何识别“南阳”所称是南阳郡，还是宛城？

1.以“南阳”称南阳郡的情况有五种：

(1)表区域，是南阳郡全部或部分属县的总称。

《三国志·董卓传》记载：“济饥饿，至南阳寇略，为穰人所杀，从子绣摄其众。”张济从关中越郡到南阳抢掠，攻穰城时中流矢而死。此“南阳”属区域名，是南阳郡西部诸县的总称。

《三国志·魏武帝纪》记载：“公之自舞阴还也，南阳、章陵诸县复叛为绣，公遣曹洪击之，不利，还屯叶，数为绣、表所侵。”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升蔡阳县舂陵乡为章陵县，置章陵郡。从“南阳、章陵诸县”来看，此“南阳”应指南阳郡，“南阳诸县”指南阳郡中、东部的舞阴、胡阳等几个县。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五千家来附。”

(2)表籍贯，如“南阳宛人”、“南阳蔡阳人”、“南阳西鄂人”、“南阳堵阳人”、“南阳新野人”等皆属此类；若只称“南阳人”，就只能确定其为“南阳郡人”，而县籍待定；

(3)表郡望，如“南阳邢穆”、“南阳刘逸”、“南阳刘弘”、“南阳陈茂”、“南阳何颙”、“南阳许攸”等皆属此类；

《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郡守褚贡。”“南阳黄巾”是从郡望演变而来。

(4)表官职；如“南阳守”、“南阳太守”、“南阳功曹”等皆属此类。

(5)表爵位；汉初，以一郡或数郡封宗室或功臣为诸侯王；“七王之乱”以后，仅以一郡封皇子或皇弟为诸侯王。《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秋七月，立皇子冯为南阳王。壬午，南阳王冯薨。”《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太元)二年(252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居长沙。”如“南阳王冯”等皆属此类。

2.以“南阳”称宛县的情况还有：

(6)《后汉书·刘玄传》记载：“今独有长安，见灭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称刘玄为“宛王”。《后汉书·李通传》记载：“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众，可与谋大事。”又载：“南阳亦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南阳”指定都于宛城的玄汉政权。

(7)《三国志·贾诩传》记载：“张绣在南阳，诩阴结绣，绣遣人迎诩。”《三国志·魏武帝纪》记载：“(汉建安)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从“张绣在南阳”与“公到宛，张绣降”呼应可知，此“南阳”应指宛城。

3.如何识别“南阳”所称是南阳郡还是宛县？

第一，若事件越郡发生，“南阳”所称是南阳郡；

(8)《三国志·袁术传》记载：“术亦畏卓之祸，出奔南阳。”袁术从洛阳“出奔南阳”，经河南郡进入了南阳郡，故此处以“南阳”称南阳郡。

第二，若事件在南阳郡内越县发生，“南阳”所称亦是南阳郡；

(9)《后汉书·吴汉传》记载：“复遣汉进兵南阳，击宛、涅阳、郦、穰、新野诸城，皆下之。”吴汉进兵南阳，击五城，越五县，“南阳”所称是南阳郡。《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王岑)始起据汉中，又拥兵关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阳，略有数县。”王岑起兵，走至南阳，跨郡连县，“南阳”所称是南阳郡。

第三，若事件在南阳郡内不越县发生，“南阳”所称是宛城；

(10)《三国志·魏武帝纪》记载：“是时绍屯河内，邈、岱、瑁、遗屯酸枣，术屯南阳，伷屯颍川，馥在邺。”《三国志·袁术传》记载：“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表州，使坚攻表。”刘表表荐袁术为南阳太守，袁术得以屯驻“南阳”，故此处以“南阳”称宛城。

(11)《三国志·王脩传》记载：“年二十，游学南阳，止张奉舍。”南阳郡学在宛城，故王脩“游学南阳”在宛城。

根据对以上所列史料的分析可知，汉魏时期，“南阳”一词，既可以用来称呼“南阳郡”，也可以用来称呼“宛城”。“南阳郡”和“宛城”的关系，是“面”和“点”的关系，其中“南阳郡”是“面”，“宛城”是“点”。“南阳”作为南阳郡的简称时，是南阳郡全部或部分属县的总称；“南阳”作为南阳郡内的某一小范围事件的发生地时，仅指也专指宛城。

就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之事而言，笔者认为：青年诸葛亮必然在南阳郡内躬耕。原因有三：

其一，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诸葛亮躬耕地”必然在当时的南阳郡以内。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诸葛亮躬耕地”考辨的指针。

其二，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目的是为了生计，而不是为了搞土地经营。《三国志·诸葛亮传》说的很清楚，“玄卒，亮躬耕陇亩。”诸葛亮躬耕的时间为什么选择在诸葛玄去世以后呢？诸葛玄是诸葛亮的叔父，在当时的诸葛氏家族中，诸葛玄是大家长，诸葛亮、均兄弟二人的生活完全依赖叔父诸葛玄，家族的决策权也在诸葛玄手中。诸葛玄“与刘表有旧，往依之。”刘表多多少少也要照顾诸葛玄一点，包括诸葛亮姐姐的婚事(参看诸葛亮《诫甥书》)，诸葛玄也要仰仗荆州士族。诸葛玄去世以后，诸葛亮、均兄弟二人失去了生活来源，于是就“躬耕于南阳陇亩”。因此，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陇亩”，纯粹是为了生计，不属于土地经营。

其三，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认为“诸葛亮躬耕地”不过一村之大。在南阳郡以内，就是一个点。而且，无论是“南阳说”还是“襄阳说”的史料，既没有记载、也不支持诸葛亮在南阳郡各县轮流躬耕过。“南阳说”主张诸葛亮躬耕于“宛城”，“襄阳说”主张诸葛亮躬耕于“汉南隆中”，根据南、襄两地提供的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线索来看，都主张诸葛亮在南阳郡的一个县内躬耕。把“诸葛亮躬耕地”看成是一个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与南、襄两说的学者和粉丝相同。

通过对“前四史”中还在的“南阳”的研究发现，“南阳”在表示南阳郡时，指的是一个区域，属于一个“面”；“南阳”在表示宛城时，指的是一个地点，属于一个“点”。既然南、襄两地都把“诸葛亮躬耕地”看成是一个点，“南阳”自然指的就是宛城。如果有些襄阳说的学者和粉丝不愿意接受这个分析结果，就请一起探究一下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期间，南郡和南阳郡的分界问题。

四、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期南阳郡南面边界考证。

(一)汉魏南阳郡概况。

1.东汉时期，南阳郡属荆州，领宛(治今南阳市宛城区)、冠军(治今邓州市张村镇冠军寨村)、叶(今叶县)、新野(今新野县)、章陵(今枣阳市南)、西鄂(治今南阳市石桥镇鄂城寺)、雉(治今南召县云阳镇)、鲁阳(今鲁山县)、犨(治今鲁山县张官营镇西)、堵阳(治今方城县老城区)、博望(治今方城县博望镇)、舞阴(治今泌阳县羊册镇古城寨村)、比阳(今泌阳县)、复阳(治今桐柏县吴城镇)、平氏(治今桐柏县平氏镇)、棘阳(治今新野县前高庙乡张楼村)、湖阳(治今唐河县湖阳镇)、随(今随州市)、育阳(治今南阳市南六十里白河西岸)、涅阳(治今邓州市穰东镇)、阴(治今老河口市西北)、酂(治今老河口市西北)、邓(治今襄阳市团山镇邓城村)、山都(治今谷城县东南)、郦(治今内乡县北十里)、穰(今邓州市)、朝阳(治今邓州市东南刁河南岸)、蔡阳(治今枣阳市琚湾镇古城村)、安众(治今邓州市东北)、筑阳(治今谷城县东北)、武当(治今丹江口市关门岩北)、顺阳(治今邓州市东北)、成都、襄乡(治今枣阳县东北)、南乡(治今淅川县东南(已没入丹江口水库))、丹水(治今淅川县寺湾乡史家料村)、析(今南阳市西峡县)等三十七县。

东汉南阳郡与今南阳市相比，有些许变化。首先，今南阳市区比东汉南阳郡治宛城大的多。东汉宛城就是今南阳市宛城区。宛城以西至卧龙岗，被东晋王隐称为隆中，(参看裴注《三国志》)，本为空旷野地，今天已成为南阳市区的一部分，被命名为卧龙区。其次，今南阳市区比东汉南阳郡的辖境有所萎缩。东汉南阳郡阴(治今老河口市西北)、酂(治今老河口市西北)、成都、邓(治今襄阳市团山镇邓城村)、山都(治今谷城县东南)、筑阳(治今谷城县东北)、武当(治今丹江口市关门岩北)、蔡阳(治今枣阳市琚湾镇古城村)、襄乡(治今枣阳县东北)、章陵(今枣阳市南)、随(今随州市)划归湖北，鲁阳(今鲁山县)、犨(治今鲁山县张官营镇西)、叶(今叶县)划归河南省平顶山市，比阳(今泌阳县)、舞阴(治今泌阳县羊册镇古城寨村)划归河南省驻马店市。

东汉南阳郡地图

2.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升南阳郡蔡阳县舂陵乡为章陵县，置章陵郡。

3.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曹操平荆州，废章陵郡，分南郡北部置襄阳郡，析南阳郡西部置南乡郡，分南郡枝江以西立临江郡。襄阳郡领襄阳、临沮、宜城、旍阳、邔、中卢、鄀叶七县。南乡郡辖南乡、析、顺阳、丹水、武当、酂、阴、筑阳八县。襄阳郡已经跨过了汉水，管辖汉水以北的樊城。

4.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置义阳郡。

史料记载，汉建安十二年(207年)以前，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建安十八年(212年)，诸葛亮撰《黄牛庙记》说“仆躬耕南阳之亩，遂蒙刘氏顾草庐。”季汉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上《出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经考证，刘禅生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建兴元年(223年)即位。刘禅读《出师表》时的“南阳”和诸葛亮躬耕时的“南阳”应该指同一个地方。依刘禅的认知，“汉南隆中”属襄阳郡；按227年区划，不但“汉南隆中”属襄阳郡，襄阳郡和南阳郡之间还隔着义阳郡，宛县仍为南阳郡治。因此，“汉南隆中”不属于南阳郡，与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无关。建兴六年(227年)，诸葛亮撰《后出师表》说曹操“困於南阳”，显然指的是建安二年的宛城之战。有人怀疑《后出师表》是张俨伪托。张俨是三国东吴学者，与诸葛亮共处同一个天下，国别不同而文化同源，若《后出师表》果然是张俨伪托，则《后出师表》所说“南阳”更应该指“宛城”。

(二)张衡《南都赋》记载：汉水是东汉南阳郡南面边界。

张衡《南都赋》云：“夫南阳者，真所谓汉之旧都者也。”因刘秀是“南阳蔡阳人”，起兵于宛县，故在东汉时期，南阳郡号称“帝乡”，宛城号称“南都”。《南都赋》中的“南阳”兼称南阳郡和宛城。

《南都赋》又云：“尔其地势，则武阙关其西，桐柏揭其东。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尚书》曰：“汉水又东为沧浪之水。”《左氏传》屈完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说文》曰：“城池无水曰隍。”《禹贡》注：“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汉郑玄注《禹贡》曰：“沧浪之水，今谓之夏水，即汉之别流。”其中“流沧浪而为隍”的意思是以汉水为护城河。

东汉时期，汉水经武当县西进入南阳郡，东南经酂、阴、筑阳、山都四县向东，又经邓城南、襄阳城北向东，至鱼梁洲折而向南。今老河口市茨河镇为东汉益州汉中郡和荆州南郡的分界点。“流沧浪而为隍”的意思是东汉南阳郡以汉水为护城河，说明汉水(茨河镇至鱼梁洲段)为东汉南阳郡南面边界。

(三)《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汉水是东汉南郡北面边界。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在刘备“三顾茅庐”以后，诸葛亮给刘备提出了一个“先跨有荆、益二州，再分兵北伐，收复二京”的战略规划。诸葛亮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其中“荆州北据汉沔”中，“据”字的本义是手握着，引申为凭依、依靠。关于“汉沔”，唐李泰《括地志》注：“水始出嶓冢山，如沮洳，故曰沮水，东南为瀁水，又为沔水，至汉中为汉水，至均州为沧浪水。”汉沔即汉水。“荆州北据汉沔”可以理解为“荆州北依汉水”。

史料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期间，荆州管辖桂阳、零陵、武陵、长沙、江夏、南郡、南阳、章陵八郡。其中，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六郡在南部，南阳、章陵二郡在北部。据谭其骧《东汉荆州刺史部地图》可知，汉水经过南阳、南郡、江夏三郡。汉水从南郡、江夏二郡穿过，不符合诸葛亮所说“荆州北据汉沔”的地理特征。只有在南阳郡与南郡交界的区域有一段汉水呈东西走向，符合诸葛亮所说“荆州北据汉沔”的特征。因此，诸葛亮所说的“荆州”不包括南阳、章陵二郡，仅指荆南六郡。因为当时的南阳、章陵二郡并不在荆州牧刘表的完全控制之下。

据《后汉书》和《三国志》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至三年(192年)，南阳郡被袁术占据。建安元年(196年)至四年(199年)，南阳郡被张绣占领。建安六年(201年)至十三年(208年)七月，刘表使刘备屯驻新野、北侵叶县。在此期间，南阳郡的穰、邓、宛、阴、叶、舞阳、堵阳、胡阳、舞阴、博望诸县变成了袁术、孙坚、刘表、张绣、刘备与曹操等各方实施军事行动的战场。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南征，刘表次子刘琮以荆州降曹操，南阳郡内战乱方才平息。据《晋书·志第五》记载：“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魏武尽得荆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又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分枝江以西立临江郡。”同时废章陵郡入南阳郡。

自初平元年(190年)以来，刘表的实际控制区域仅限于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江夏、南郡等荆南六郡。刘表的思想只是想固守荆南六郡，既不思收复南阳郡，也不思进取中原，但也不允许外人侵犯荆南六郡。袁术和孙坚占领南阳郡时期，刘表采取观望态度。袁术派孙坚攻打荆州时，刘表派黄祖阻击，孙坚战殁。曹操围张绣于穰城，刘表派兵救援。荀攸评价刘表说：“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建安十二年，曹操将征乌丸，刘备劝刘表袭取许都。郭嘉对曹操说：“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刘表竟不回应刘备。当然，也不排除刘表被荆州士族架空的可能性。

诸葛亮在“草庐对策”时又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既然诸葛亮建议刘备“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说明诸葛亮希望刘备所跨的“荆州”不包括南阳郡，与“荆州北据汉沔”呼应。

《三国志·袁术传》记载：“袁术之在南阳也，与孙坚合从，欲袭夺表州，使坚攻表。”《三国志·孙破虏传》记载：“初平三年(192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邓之间。”说明袁术所在之“南阳”，不属于“表州”，也就是刘表控制的荆州(荆南六郡)。

由此可见，诸葛亮“草庐对策”时的 “荆州”不是一个完全的历史地理概念，而是指汉建安十三年八月以前刘表实际控制的荆南六郡。在荆南六郡中，处于最北端的郡是南郡。而且也只有在南郡与南阳郡交界的区域内有一段汉水整体上呈东西走向，符合诸葛亮所说“荆州北据汉沔”的历史地理特征。因此，“荆州北据汉沔”等同于“荆南六郡北依汉水”，也等同于“荆州南郡北依汉水”，说明东汉南郡以汉水为北面边界。

综上所述，汉建安十三年八月以前，南阳郡以汉水为南面边界，南郡以汉水为北面边界；南阳郡南界与南郡北界重合于汉水，则汉水必为南郡和南阳郡的分界线。这个汉水，不是整条汉水，而是南郡和南阳郡交界处的一段整体上呈东西走向的汉水河道，约从今湖北省老河口市茨河镇，至唐白河汇入汉水的鱼梁洲。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第21《山南道二·襄阳节度使》记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说的也是这段汉水河道。

由此可见，汉建安十三年八月以前，汉水南岸属南郡，不属于南阳郡；《汉晋春秋》“亮家于南阳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违背了历史地理法理，是习凿齿臆造的历史伪论。

四、东晋王隐《蜀记》记载的诸葛亮躬耕地“隆中”在汉水以北。

当前，仍叫“隆中”的地方只有今襄阳市“古隆中风景区”了。然而，“隆中”起源于宛县。“襄阳说”在考辨“诸葛躬耕地”时，逢“隆中”必录，不辨方位，盲目引用“南阳说”的史料。

诸葛草庐

裴松之引东晋王隐《蜀记》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曰：

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王隐《蜀记》首次称诸葛亮躬耕地为“隆中”。】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

天子命我，于沔之阳，【沔之阳：汉水以北。】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轼：凭轼敬视。】

……

昔尔之隐，卜惟此宅；【指诸葛亮隐居躬耕时的故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谁能不殁？贵有遗格。惟子之勋，移风来世；咏歌馀典，懦夫将厉。遐哉邈矣，厥规卓矣；凡若吾子，难可究已。畴昔之乖，万里殊途；今我来思，觌尔故墟。【时诸葛亮故宅已倾圮成废墟。】汉高归魂於丰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两以仿佛，冀影响之有馀。魂而有灵，岂其识诸！

(一)刘弘宛城行迹考。

永宁二年(302年)五月，义阳蛮张昌举兵反，以山都人丘沈为主，改姓刘氏，伪号汉，建元神凤，攻破郡县，南阳太守刘彬、平南将军羊尹、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一并遇害。【出《晋书·惠帝纪》】朝廷以刘弘代理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出《晋书·刘弘传》】六月，朝廷遣荆州刺史刘弘等讨张昌于方城，刘弘军败绩。秋七月庚申，刘弘与张昌战于清水，斩张昌。【出《晋书·惠帝纪》】

永兴元年(304年)十二月丁亥，朝廷诏镇南将军刘弘领荆州，驻军襄阳，以镇南土。【出《晋书·惠帝纪》】

永兴二年(305年)八月辛丑，镇南将军刘弘驱逐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于宛城。冬十月丙子，朝廷诏镇南将军荆州刺史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等，各自整顿所统领的人马，径会许昌。【出《晋书·惠帝纪》】晋惠帝西幸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得刘乔所上奏表，乃宣诏使镇南将军刘弘、征东大将军刘准、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与刘乔并力攻范阳王司马虓于许昌。【出《晋书·刘乔传》】

光熙元年(306年)五月壬辰，司马颙、司马颍走南山，奔于宛。【出《晋书·惠帝纪》】值晋惠帝大驾还洛阳，司马颖自华阴趋武关，出新野。晋惠帝诏镇南将军刘弘、南中郎将刘陶收捕司马颖。【出《晋书·司马颖传》】

永兴三年(306年)，诏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刘弘进号车骑将军。【出《晋书·刘弘传》】

据《晋书》记载，晋永兴中，刘弘至少三过宛城：

首过宛城：永兴二年(305年)八月辛丑，刘弘逐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于宛城。

再过宛城：冬十月丙子，诏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等，其各勒所统，共会许昌。

三过宛城：光熙元年(306年)五月壬辰，司马颙、司马颍走南山，奔于宛。帝诏镇南将军刘弘、南中郎将刘陶收捕司马颖。

(二)刘弘宛城行进路线考。

晋惠帝永兴年间，刘弘到“隆中”拜谒诸葛亮故宅，命李兴撰《诸葛故宅铭》以纪念之。从“听鼓鼙而永思”来看，刘弘是带着军队去的，好象在进行一次军事行动。古时大臣调兵，需要奉诏；否则，私自调兵，等同于谋逆；因此《诸葛故宅铭》说“天子命我”。

大军在行进中敲着军鼓，不象是一场突袭，更象是一场军事演习。敲军鼓的目的是为了宣威，故意让对方听到。以常识判断，刘弘这次军事行动并没有要开战的意思，只是想敲山震虎，与“刘弘逐司马释于宛城”比较符合。

从“观亮故宅”到“昔尔之隐”、“觌尔故墟”可知，刘弘拜谒的确实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的“隆中故宅”。“于沔之阳”揭示了刘弘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在汉水以北。“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揭示了刘弘从汉水北岸出发至“隆中”，首先需要走一大段平路。一路上，军鼓雷震，而刘弘则在沉思。“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揭示了刘弘大军在走过一大段平路后，还要翻过一座高山，才能到达“诸葛之故乡”。

(三)以今襄阳“古隆中”和南阳市卧龙岗的地理特征相比：

今襄阳“古隆中”在汉水以南，位于今襄阳市西南13公里的隆中山中。2002年夏，笔者随团从襄阳市区到“古隆中景区”游玩，车过檀溪以后，一路平缓，直达山门，其间并无高山可翻。“古隆中”既不“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也不符合“于沔之阳”和“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地理特征。

今卧龙岗位于南阳市宛城区西，在汉水以北约135公里。从襄阳至宛城，或经新野，或经穰，或经湖阳。2002年夏，笔者随团自襄阳返程，旅行社选择的就是“襄阳-邓州-南阳”这条路线。故笔者认为，“襄阳-樊城-穰-宛”是旧时自襄阳至南阳的最佳路线。

(四)据李兴的《诸葛故宅铭》可知，“隆中”因“隆山”而得名。关于“隆山”，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隆山”是今唐河县胡阳镇的廖山(或蓼山)。郦道元《水经注·比水》记述：“比水又西南，与南长、坂门二水合。其水东北出湖阳东隆山。”然而唐河廖山距南阳卧龙岗约九十公里，岂有隔九十公里而远望的？《汉书·地理志上 》记载：“宛，故申伯国，有屈申城，县南有北筮山。”北筮山在今南阳市西南，距今南阳市宛城区(古宛城)十数里。登上北筮山，完全可以眺望卧龙岗。故笔者认为，北筮山即《诸葛故宅铭》所谓“隆山”。

永兴二年八月辛丑，刘弘奉诏逐彭城王司马释于宛城。刘弘亲率大军，自襄阳北津渡过汉水。大军在汉水北岸的樊城(今襄阳市樊城区)集结以后，经穰县(今邓州市)，过北筮山，至南阳卧龙岗，与《诸葛故宅铭》所述“于沔之阳”、“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隆中”地形极其相合。

南阳盆地处九山环抱之中，故楚置宛邑；南阳盆地又位于南山之南，汉水之北，故又称“南阳”。宛、南阳俱因地形而得名。王隐以“隆山”而名之为“隆中”，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侨置“隆中”于汉水以南，才引起了纷争。

五、“襄阳说”三史据辨。

(一)南阳郡“曹占区”辨。

有“襄阳说”学者提出：汉建安十二年以前，宛县是“曹占区”。作为曹操的敌对方，刘备不可能到宛县卧龙岗拜访诸葛亮；又根据汉代的“擅兴律”，刘表也不允许刘备到宛县卧龙岗拜访诸葛亮。据此认为，诸葛亮躬耕地不在今南阳市卧龙岗。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如前所论，“三顾茅庐”发生在“先主屯新野”之时。刘备初次造访诸葛草庐，始于汉建安十一年。至建安十二年，“凡三往”，刘备才见到了诸葛亮。

《三国志》记载，汉建安六年(201年)九月，曹操还许都，南征刘备。刘备闻曹操亲征，走奔刘表。【出《魏书·武帝纪》】刘备派麋竺、孙乾与刘表报信，刘表自郊外迎接刘备，以上宾之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刘表疑其心，阴御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治今方城县博望镇)。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夏侯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出《蜀书·先主传》】

《魏书·李典传》记载，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县，曹操派李典跟随夏侯惇对抗刘备。突然有一天，刘备烧了驻军营寨，佯装撤兵，夏侯惇率大军追击。李典说：“刘备无故退军，怀疑必有伏兵。向南的道路狭窄，草木又深，不要追刘备了。”夏侯惇不听，与于禁追击刘备，让李典留守。夏侯惇、于禁果然进入了刘备预设的埋伏圈。李典去救援，刘备远远望见救兵快要到了，才逐渐退去。此后，于禁、李典参加官渡之战去了，夏侯惇仍为河南尹，作为曹操平定北方的大后方。刘备和曹军在南阳郡内的对峙也暂时告一段落。

《三国志·蜀先主传》记载：“(建安)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表明汉建安十二年，曹操不在宛城，宛城至许都一线，曹兵防守比较薄弱。又据《魏书·荀彧传》记载：“太祖将伐刘表，问彧策安出，彧曰：'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会表病死，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表子琮以州逆降。”从“太祖直趋宛、叶如彧计”证实了汉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不在宛县。因此，在刘备“三顾茅庐”期间，宛县并非“曹占区”。

(二)《资治通鉴》“襄阳隆中”辨。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5《汉纪·孝献皇帝》记载：“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有“襄阳说”学者据此认为司马光支持“汉南隆中”。

史料表明，“隆中”始载于东晋王隐的《蜀记》，西晋以前的史籍中没有记载“隆中”。《资治通鉴》用东晋地名叙述东汉时的事，已属不宜；且“琅邪诸葛亮”属东汉区划，若“襄阳隆中”也按东汉区划，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与“躬耕于南阳”无关。

(三)隆中诸葛亮故宅辨。

“襄阳说”史料记载，在襄阳城西方圆不足三十里的汉水南岸，有三处“诸葛亮故宅”：

(1)习凿齿《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2)盛弘之《荆州记》曰：“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

(3)今襄阳人依据明清襄阳方志把“古隆中风景区”建在今襄阳市西26里的隆中山。

请问“襄阳说”学者：诸葛亮在襄阳城西到底有几处故宅？如果只有一处，那么这三处记载的误差实在难以服众。只能说盛弘之不认可《汉晋春秋》，明清襄阳方志也不认可《汉晋春秋》和《荆州记》。这就是“襄阳说”史料的特点，逢“隆中”必录，只管数量，不论可信度。“襄阳说”学者治史态度亟待提升。

(四)谭其骧题词辨。

1990年3月15日，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为“古隆中”题词：“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有“襄阳说”学者据此认为谭其骧支持“古隆中”。

谭其骧隆中题词碑

谭大师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其绘制历史地图时所依据的也是现存的史料。据《晋书·志·第四章》记载，两晋时期，襄阳郡有邓城县(治今襄阳市西北团山镇邓城村)，在汉水以北，襄阳郡汉水以北属邓城县管辖；襄阳郡北临义阳郡，有穰县(今邓州市)、邓县(辖今邓州市构林镇以南)；南阳郡无邓县。东汉南阳郡邓县至西晋改称襄阳郡邓城县，义阳郡邓县分穰县置，在襄阳郡邓城县以北。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曰：“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说明在南朝宋时，“汉南隆中”已经属于襄阳管辖，直接推翻了谭大师所谓“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的“高论”；且不说“汉南隆中”不属于南阳郡，就谭大师题词本身而言，就已经违反了西晋区划和“汉南隆中”的历史沿革，根本经不起推敲。

六、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

(一)根据《南都赋》和《三国志·诸葛亮传》确定，汉建安十二年以前，东汉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今茨河镇至鱼梁洲段)为界。按区划，“汉南隆中”属南郡，与“躬耕于南阳”无关。

(二)李兴《诸葛故宅铭》表明：诸葛躬耕地“隆中”在汉水以北的南阳郡境内，而不在“汉南隆中”。

综上所述，支持“襄阳说”的史料虽多，却来源单一，且有张冠李戴、自相矛盾之处。故笔者认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地望不在“汉南隆中”；今襄阳市“古隆中风景区”也在汉水以南，故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地望也不会在今襄阳市“古隆中风景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地望在今南阳市确定无疑。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今南阳市卧龙岗的史料始于明代，所确定的“汉诸葛武侯躬耕处”存疑，但不影响诸葛亮躬耕于在东汉南阳郡宛县境内(今南阳市区)。在南阳市卧龙岗建武侯祠纪念诸葛亮，无可厚非。

南阳卧龙岗

根据以上分析，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与“汉南隆中”无关，因此“襄阳说”的学者和粉丝就不要再拿《汉晋春秋》参与“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了。即使再说诸葛亮没有躬耕于南阳市卧龙岗，也不会把“汉南隆中”变成真的“诸葛亮躬耕地”。“南阳说”的学者和粉丝也不必说《汉晋春秋》是“野史”了。充其量，《汉晋春秋》就是一部历史笔记，和《三国演义》相似，属于小说范畴。《三国演义》尚不违背历史大势，《汉晋春秋》也有正确的时候。在史料缺乏时，神话也被植入历史，何况《汉晋春秋》呢？

“汉南隆中”是不是与诸葛亮毫无关系了？如前所述，东汉时，“汉南隆中”属荆州南郡。《三国志·诸葛亮传》说诸葛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诸葛玄带着亮、均兄弟二人住在哪里？大概率住在“汉南隆中”的诸葛故宅。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之时，既为生计，又要读书，还要游历。“晴耕而雨读”，农闲之时，又要游历山川地貌，偶尔在“汉南隆中”的“亮家”小住，也有可能，只是史籍中未曾记载。“汉南隆中”的“亮家”是不是史实，今已无从考证，说她属于南阳郡邓县，妄图打“擦边球”，实属不该；说她属于诸葛亮躬耕文化的一部分，也不为过。襄阳方面只要不说“古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只说“汉南隆中”的“亮家”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时期所住过的诸葛故宅，“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地望之争”大概率就会这样平息下去。

(说明：文中图片多从互联网上下载，特此对拍摄者和制作者致意。)

2023年12月4日晚再改于水木清华福园。

参考文献：

1.《史记》：【西汉】司马迁著。

2.《汉书》：【东汉】班固著。

3.《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

4.《三国志》：【西晋】陈寿著。【南朝宋】裴松之注。

5.《晋书》：【唐】房玄龄等编著。

6.《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编著。

7.《昭明文选》：【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